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曹顺庆:博古通今 中西融贯

　　韩晓清：您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文论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您先后去哈佛大学等西方国家的大学做访问学者，对西方文化也 有较深的认识。后来您又倾心研究比较文学。经过不懈的努力，发表相关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40余部。能否结合您的治学经历简要谈一谈当下国内外文学教育的 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曹顺庆：这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不愿意面对但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文学是人学，是个体生命价值的绽放与张扬；文学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当下人的生活，教给人们区分善恶的价值标准。文学教育是什么呢？它包括哪些内容 呢？文学教育就是专业的语言文学教育，包括经典阅读、文学的普及、写作能力和审美能力的培养等等。我们需要文学教育，因为文学教育能让我们区分善恶、了解 历史、陶冶情操、给我们的灵魂提供一块栖息地。但是随着传播媒介的变化，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的出现，国家教育机制、评估机制的频繁变化，我们的文学教育 确实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韩晓清：我们的文学教育问题在哪里呢？我们该如何解决出现的问题呢？

　　曹顺庆：归根结底，是如何对待文化传统的态度问题，今天的学生普遍不读文化经典，倘若有人去读，还会被冠以“复古”、“毒素”、“祸根”、“绊 脚石”等称谓。但是，看看我们的周边国家韩国、日本、印度，他们十分尊重自己的传统文化，但是他们并没有落后，相反他们却十分的“现代化”。欧美国家更不 用说了，像牛津、哈佛这样顶尖的大学，一年级的所有学生都要上文史哲的经典课。这就是我们现在文学教育工作者的担忧，也是当下文学教育的悲哀。我们要阅读 经典，全身心地贴近经典，在经典中重新认识自我，在经典中重塑自我价值。

　　韩晓清：看来阅读经典对一个人学养的培育还是很重要的。作为一个教育家，您肯定有一套独特的教育培养模式，您能否谈一谈您的教育模式或者说您的文学教育思想？

　　曹顺庆：教育家不敢当，文学教育思想也谈不上，只能谈点滴体会。总括起来有以下两点：

　　一、元典阅读

　　2006年，社会科学家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我们为什么要读“〈十三经〉”》的关于我的专访。在访谈中，我回答了给研究生开设“中国文化元典： 《十三经》”这门课程的原因以及重要性。我将原因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第二，对自己传统文化不熟悉，造成了我们文化上的“失语” 状态，从而导致自身文化创新能力的衰减；第三，在整个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不但没有形成自己的特点，反而出现了一种“文化空心化”的趋势。由于我们对自 己的传统文化不尊重，现代很多人，包括知识分子，陷入了文化家园和精神家园一并丧失的境地。

　　自1995年以来，我的每一位博士生，不但在入学考试时要参加“中国古代文学典籍”这门课的考试，而且在他们入学后还要系统地学习《十三经》。 中国古代文学典籍，这门课考查的内容包括经史子集，范围大、涵盖面广。试题中既有填空、翻译、句读等纯识记性的客观题，又有简答、分析、论述等主观题，既 可以了解学生的文学功底，又考察了他们的综合能力，再加上对博士生的面试环节，让不少考生“痛苦不堪”。如果没有全面的中国古代文学的知识，他们是不可能 过关的。某高校一位古代文学的博士生导师看过四川大学文学典籍的考博试题之后，慨叹道：“这样的试题，讲授古代文学的教师都不见得能答及格，更何况是学外 国文学的学生呢？”十几年来，我们一直坚持这样做，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入门后，每一位博士生，都要在我的带领下系统学习《十三经》，采用的教材是中华书局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阮元校注的繁体字影印版本。从《周 易》《诗经》《尚书》《周礼》《仪记》《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左氏传》《孝经》《尔雅》《论语》《孟子》一部部学下来，原汁原味地领 略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经过严格的元典的学习训练后，我还要求他们一字不漏地全文背诵古代经典文论，包括至少10篇《文心雕龙》、陆机的《文赋》全 文、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李贽的《童心说》等。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身体上来说，这都是一种“魔鬼式的训练”，每位同学都要在课堂 上当堂背诵。我曾经解释过自己的用心所在：我的用心，就是试图作一个教学改革尝试，让同学们能读到原汁原味的东西，获得实实在在的知识与智慧，而不是大讲 空论，凌空蹈虚。

　　我认为，读经不是我们的目的，正如学习西方不是我们的目的一样。阅读文化经典是“纠偏”，是一种文化涵养和文学修养的体现，是对人类优秀文化传 统的接纳与吸收。读经，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今天的中国最需要的是创新，而要创新，就要尊重并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优秀文化。

　　二、中西融通

　　我认为，学习西方文化与文学，也要从原文读起。中国学术界曾经人才辈出，大师云集。从王国维到鲁迅，从钱锺书到季羡林，举不胜举。纵观这些大师 们的生活学习经历，他们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他们从小读“四书”、“五经”长大，长大后又去国外学习深造，都被中西文化浸泡 过、熏陶过。再看看我们现在绝大部分的学生和学者，学习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外语，却读不懂外文元典和著作，只能靠一些二三手的译文去卖弄。甚至个别上外 国文学课的老师根本不懂外文，仅仅靠翻译来讲授西方文论。他们既不能“博古通今”，也不能“学贯中西”。

　　我在给研究生编写的教材《中国文学典籍·前言》中说过：“偌大一个中国，十几亿众生，当钱锺书等大师级人物相继去世之后，竟再也找不出人来承继 其学术香火，在近期内，几乎不可能再产生出这样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来了。”要想解决这一高等教育的尴尬问题，我们只能努力培养大批中外打通高素质的学生。 博士研究生教育是其中必要的一环，我用英文教材给博士研究生开设了一门“文学研究方法论：当代西方文论导读”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课程，采用英国著名理论名家伊格尔顿的英文原著作为教材，并使用双语教学。这样，既可以让学生接触到原汁原味的英文著作，同时 又克服了学生怕读英文原著的心理障碍，增加了学生阅读英文原著的兴趣。我的一位在高校多年讲授西方文论课程的博士生，在学习《文学理论导论》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原著时，曾不无感慨地说：“新批评的细读原来是这样的！”他竟然不知道“细读”是对英文原文“close reading”不准确的翻译，“close reading”是指“封闭式阅读”，即把传统批评理论中的历史因素、传记材料、读者反应等与文本剥离，而只注重文本，重视文本内部的分析。他认为“细 读”就是“仔细地阅读”。可见，不读原著，只读翻译的害处有多大。不仅如此，通过对西方原著的阅读，我们还可以更好地、更加精确地理解西方的学术术语和话 语背景，以及背景之后的文艺思潮。

　　为了做到中西融通，我在课程的设置方面，也做了较大的尝试：中西融通。我把中西文论课放在一起讲授，如果早晨讲授中国古代文论课，下午就讲授西 方文论；如果下午上中国古代文论，晚上就上西方文论课，总之，在同一时间段内，同时讲授中西方文论，从东方文化跨越到西方文化，这样，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 让学生们体会中西文化的精髓和不同。这其实是一种巨大的挑战，不但要求教师中西融通，而且，还要求学生尽力做到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这种做法，让我的博士 生叫苦不已，但是在我的严格要求和督促下，最终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经过一个学期的近乎痛苦的学术训练，他们不但能够在课堂上熟练背诵，而且还能在论文中自 如地运用自己背诵的元典知识，基本上能够做到在中西文化中收放自如。

　　韩晓清：在因材施教上您是怎么做的呢？

　　曹顺庆：现在的博士研究生培养问题很多，我也尝试着做过一些改革。很多受过教育的人，尤其是教师，对“因材施教”这个词语并不陌生，但在教学中 真正能够做到因材施教的人却并不容易。本来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中最有可能实现因材施教的，但是，很多中文系导师却不愿意招收学外语的学生，他们觉得学外 语的学生即便是考取了中文的研究生，由于文学功底差，也不会有大的作为，不会写文章，甚至都毕不了业。对此，我却不敢苟同。我一直认为，学习比较文学与世 界文学的人，至少应该掌握两门以上的外语，熟悉至少两国以上的文化。所以，我在招收博士研究生时，并不像其他导师那样“害怕”学外语的考生，相反，不管是 学习中文的考生，还是学习外语的考生，我都鼓励他们报考我的博士研究生。因此，我招收的博士研究生中，有中文专业的，有外语专业的。有些人在本科阶段学的 是外语，硕士阶段学的是中文，有些人在本硕阶段都是学外语的，在博士阶段又学习中文。外语专业的同学，有的学的是英语，有的学的是法语，也有的学的是日 语，还有学俄语的。

　　我的研究生都要参加两周一次的研究生论坛，他们在聚会上各抒己见，相互交流，充分展示才能。通过课堂的讨论，再加上平时对他们的观察，结合比较 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学科特点，我鼓励他们充分发挥自己自身的特点，进行博士论文的撰写。对于古文功底好的博士生，我鼓励他们做中国文论的研究，如代迅的 《断裂与延续——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历史回顾》、李杰的《中国诗学话语》等；对于外语好的博士生，鼓励他们研究中西文学或文化的相互影响，如王晓路的 《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蒋承勇的《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从古希腊到18世纪》；对古文与英文均好的博士生，就鼓励他们 做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如傅勇林的《诗性智慧的和弦——中外古代文论诗学语言学比较研究》。有的博士生有小语种背景，我就鼓励他们利用优势，如靳明全日语 好，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写的是《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社团流派兴起和发展中的“日本影响”因素》。博士陈蜀玉的法语学的非常好，在了解到当时还没有法语全译本 的《文心雕龙》后，我就鼓励她把《文心雕龙》全部翻译出来，并且作为她博士学位论文《〈文心雕龙〉法语全译及其研究》的组成部分。她的译本非常成功，填补 了《文心雕龙》没有法语全译本的空白。对有跨学科特长的博士生，像彭兆荣、徐新建等对人类学感兴趣，他们的博士学位论文分别是《仪式谱系：文学人类学的一 个视野》《民歌与国学》；何云波爱下围棋，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题为《围棋与中国文艺精神》；酷爱武术的曾小月，博士学位论文为《武术与中国文学精神》，还有 有音乐爱好的、书法嗜好的博士，他们都做了相关方面的论文。总之，我试着做到了各尽其才，因材施教。

　　韩晓清：按照您的教育思想，是要培养出文学大师来，从您的言辞之间，可以看出您对现今的教育体制不是很满意，并有自己的思考，您能跳出当下的教育体制来培养杰出人才吗？

　　曹顺庆：培养不出学术大师，我们可以培养和大师们接近的高素养的学者来，尽管这条路充满着艰辛，但是，我还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路漫漫其 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比较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为国家输送学贯中西的学术人才。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我用近20年的博士研究生培养实践， 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我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大部分具备了中西融通的素质，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已经作出或正在作着贡献，他们不仅写出了许多高质量的论文，也 培养出了许多和自己一样高素养的研究生。现在很多博士已经成了博士生导师、专家、学者，如傅勇林、蒋承勇、叶舒宪、张荣翼、徐新建、王晓路、罗婷、何云 波、曾明、李伟昉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也和我一样，继续为国家的教育事业作着他们应有的贡献，涓涓溪流，长流不息。

　　我们虽然不能完全跳出我们国家现在的教育体制，但是，并不意味着不可以进行改革，虽然改革艰难，但是并不是完全不能够成功，相信我们今后一定能够为国家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