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主编普冬：每天的太阳真是新的

　　普冬主编您好！太阳真是每天都是新的。今天凌晨两点才离开诗歌博客现场，结果当我早上重新来到这个现场，您的一则“年薪12万招聘专职执行主编”的招聘启事犹如在诗歌界投下了重磅核弹，引起了轩然大波，成为今天几乎所有诗人的话题。请问您如何看待引起的如此强烈的反响？您是否想到过？

　　这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诗人朋友们对诗歌的热情及对《新诗》的关注，我们有一定预期；但对一部分朋友的激烈反应，尤其对文凭、论文、副教授等条件的质疑确实估计不足。《新诗》求贤若渴，但未料到由此“伤害”到一些诗人朋友的自尊。其实我们买张火车票都有条件：最好软卧、靠窗、下铺。《新诗》如志存高远，他的主要执行者当然得有一定硬件。实力、能力与综合素养，一定程度上可以量化。月色皎洁，偷情的反对；春雨贵如油，但对田埂上的行人造成困难。支持与非议都很正常。

　　南  鸥

　　据我所知，为诗人的创作设立的奖金最高的诗歌奖是由《中国诗歌》杂志社设立的10万元的“闻一多诗歌奖”，今年初由《诗品》诗刊设立的“金迪诗歌奖”其奖金也只是五万元，最近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设立的“海子诗歌奖”据说也是五万元。对于诗歌编辑来说，年薪大致都在6万元左右，而《新诗》开出的年薪却是12万，这可是开出了诗歌编辑的天价薪酬。请问主编《新诗》启动此壮举的最初动因是什么？

　　我们只是发布一种信息，表明一种态度，既然知识具有交换价值，诗歌作为人类智慧财富的一部分和精华，理应具有非常价值和商品价值。但这样的取向远远没有为社会接受。诗歌等同虚无；国家在描绘“让人有尊严地生活”，试想我们的主编饿着肚子在出租房地下室如何带领团队走出功利的快餐式文化消费重重包围，又如何谈得上发展、壮大和体面的工作生活？贵州茅台的车间工人年薪都在十几万以上，对一个专职诗歌主编而言，我们只是提供了一份基本生活保障。因为他选择了诗歌作为事业，就意味着“高出”和“低入”。所以，这是《新诗》立足在通用价值体系中追求文学精神的正常举动，它是符合逻辑的。

　　南  鸥

　　我注意到，近几个月来，整个《新诗》团队都在强化刊物的发行，并将《新诗》的发行与提升刊物的影响力有机结合起来，将发行看成是扩大刊物影响力的一个直接而有效的路径，由此看来此举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手笔，且只是《新诗》大构想中的一个举措，我想所有热爱诗歌，关心《新诗》的人都很想知道主编还有哪些新举措，可以提前透露《新诗》制定的大发展的构想吗？

　　这个问题，可以概括为《新诗》的愿景和战略性构想。《新诗》从它筹备的第一天起，就确立了它的定位，即创作与赏析并重。确立了办刊理念，即，崇尚大美，多元共存；直面当下，印象历史；主张文艺，关注精神。确立了《新诗》的愿景：成为国内一流诗刊。

　　所谓一流诗刊，指诗人和读者钟爱的诗刊，有美誉度和影响力的诗刊。那么它必须要能够满足诗人和读者的多方面需求，包括价值感、身份感、权威感、公平感。广泛发行，既是刊物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作者希望他们的作品在更广泛的群体中得到阅读和认同的需要，是满足上述需求的前提。发行当然要靠发行渠道和发行方法，但是，越广泛的发行，就越要求更高的刊物品质与之匹配。因为读者和订阅者的增多，同时意味着批评的眼睛更多。经得住批评和怀疑的刊物，才是真正能够赢得作者和读者钟爱的刊物。人才决定《新诗》的品质和发行，《新诗》的招贤纳士是完成其战略目标的一部分。

　　南  鸥

　　其实在我看来，《新诗》创刊近两年的时间里，凭借其崇尚大美，多元并存的办刊理念和独树一帜的栏目设置，已经赢得诗歌界广泛的赞誉，形成了相当的影响，请问主编为什么还要出此壮举呢？

　　两年里，《新诗》从无到有，应该说获得了不少诗人、读者朋友和社会各界的欢迎和喜爱，这是我们最大的动力和回报。但是，《新诗》的使命和愿景还远未实现。首先，《新诗》的品质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其次，《新诗》还可以拥有更多的读者群和作者群；第三，《新诗》在推出新人、打造好诗首发阵地等方面还需努力；第四，我们的编辑团队还是志愿者。我们办刊的经费还远远没得到保障。我们还要继续追求《新诗》的理想品质，要努力让《新诗》不仅自食其力，还要兑现编者、作者应当的价值。用应当的年薪，聘请优秀的办刊人，是上述追求的必备条件。可以这样说，没有优秀的办刊人，就没有优秀的诗刊。

　　当然，优秀的办刊人，并非优秀诗刊的充分条件。《新诗》需要和尊重“英雄”，但《新诗》不持“英雄史观”，离开作者和读者，离开编辑团队和社会支持，《新诗》同样一事无成。

　　南  鸥

　　看来得从当下汉语诗歌现场说起。请问您如何评价新世纪以来的汉语新诗？在您看来，新世纪以来的汉语新诗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相比较呈现出哪些新的诗学特征？

　　新世纪以来，随着商业文明中的文化复归，一方面，人们的主体意识增强，更加关注内心体验，关注人性、人的意义与价值、人的权利和尊严。诗歌是一种很好的实现人文关照的文化载体，不论创作，还是阅读与鉴赏。因此，更多的人对诗歌保持一份敬意、接纳和渴望。具体表现为新诗的作者群和读者群在扩大，作品创作力旺盛，诗歌刊物层出不穷。

　　另一方面，以上判断并不能掩盖另一些真相，如诗人的生存空间与诗人群体还不太乐观的境遇，在一些人手中，诗歌更多的只是玩偶或一种工具，诗歌中的“事件”多于诗歌写作；以及体制内诗人诸如“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假诗伪诗等等，这些都增加了主流社会对诗歌的误解和排斥。但是，诗歌的功能，是让人类的生活更富有精神，而不是匡扶人性的万能手段。人性的压抑、扭曲、丑恶，仍然在人群汇集的地方存在。我们也不必惊慌或如临末日。

　　相对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比如“海子”“北岛们”对农耕生活的诗意眷恋与神秘力量的礼拜、对道义思辨与心灵解放的眺望；“西川”“于坚们”圆熟儒雅和充满智慧的生命体悟，以及顾城美丽的童话，等等，除了这些代表人物(其他一些人物，我们还没更多地读到与他们获得的身份匹配的作品。当然他们不缺担当)，就整体说来，当下的诗学的特征主要表现在，技术层面上诗人们愈加成熟，起点也普遍较高；更注重于内心的体验及个体经验的赏心悦目。“废话诗人”更加流利的驾驭语言；“形式主义”更加聪明的打磨语言；“现代后现代主义”更加摒弃或放纵语言。诗人们一样的优秀将得到持续。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学界有人像看守去年的收成一样，期望以海子的光辉遮蔽现代诗递进的步伐。

　　总体上说，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在创作上同时富有了探索精神和理性精神(大解、朵渔等等都是其中杰出代表)。二者相互渗透的产物是，出现了多角度的写作契入，多种语言风格尝试，多种创作意图的表达，多种“诗艺”的反思与运用，形成丰富的诗歌流派生态群落式分布。

　　诗学概念上的“好诗”，“无中生有”。新诗创作上的规律与标准，在诗学上尚未得到系统梳理和定论(见拙作《行走在自由与秩序之间--论现代诗歌的规则》2009、10、30《文艺报》)。新诗的“诗”的感觉、诗的韵味、诗的品味与境界，在反复的创作实践中、批评理论中、读者争鸣中，在核心层面上获得越来越多的共识。

　　南  鸥

　　我似乎看到了《新诗》的担当。前年三月，我写了一篇《努力构建当下诗歌最具核心价值的部分》的文字，我认为貌似繁荣的当下诗歌，尽管还是有一些非常优秀的诗歌，但还不是一个时代的人文内核的诗性诉求，更不是一个时代的诗歌精神的当然呈现，请问《新诗》是否考虑在这个方面作些建设性的努力？

　　从前面的话题中可以看出，我似乎比南鸥兄对当前的诗歌更有信心。在当前的诗歌领域，《新诗》要做的是：拒斥人为因素，唯稿是用。我们主张非批判、非歧视，强调优势视角、多元接纳，尽可能公平充分地呈现诗意的诗歌现场。而我们诗意的一个重要标准，就在于看作品是否表达了一种人性的剖析、呐喊及关怀，是否浸透着向真向善向上的人文精神(至于一些所谓向丑向下的提法，本质上更多的是审美角度的一种延生)。

　　南  鸥

　　业内看来，我们手捧一份诗歌刊物时，更多的时候我谈论它的栏目设置，谈论它的用稿倾向及文本所彰显的人文精神和诗学理想，请问主编，《新诗》在栏目设置上有哪些新的思路？在文本所彰显的人文精神和诗学理想上又有哪些新的要求？

　　能以现有的模式基本固定下来，我想这就是《新诗》化繁为简的编辑思路和心得。以飘忽不定的栏目对应夏云秋雨般多变的诗作这似乎是多数诗刊的无奈之举，在《新诗》得到了“量化”与“物化”，使得我们从开始就有了自己相对固定的栏目。比如反映当下的“生活的大幕”，比如“浪漫主义”的“午后牧神”，比如“怀旧”的“有风的日子”。在合适的时候，我们还要整合部分诗歌作品栏目，增设地方板块、流派板块或俱乐部板块，强化评论、导读、对话，彰显各种诗群落的特色，增进诗群落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新诗》力图在挖掘和展现“诗的可能性”的同时，与作者、读者一起探索、认知、反思诗的形式和理想，享受诗的过程和成果。

　　南  鸥

　　就诗歌现场来说，麻木、庸俗、无序是一个无法掩饰的病症，优秀力作少之又少，且诗歌文本的高度同质化倾向越演越烈，在这样的诗歌现场，《新诗》要彰显自己的人文精神和诗性品格应该说具有很大的挑战性，请问《新诗》如何解决这些不能回避的难题，如何迎接诗歌现场的挑战？

　　实际上，只要我们写诗，就表明我们已经不那么“麻木、庸俗”，即使一些沉湎于风花雪月的诗人，他们也在用心体会人间情爱。诗歌的人文担当，是诗歌整体的担当，具体到每一首诗歌，我们无法也无需赋予它太多的责任。它表达愉悦，表达忧郁，表达愤慨、彷徨、抗争、绝望、批判、歌颂，或者追求安宁，诉求正义，一切好的形式皆为文章。在海量的创作作品中，我们总能找到诗意。

　　南  鸥

　　我们知道，没有个性就相当于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给《新诗》作一个诗学旨趣的定位，在提升刊物的精神质地和诗学品格的同时，《新诗》如何最大限度地强化自己刊物的“标识性”特征？

　　《新诗》一贯秉承“包容与进取”。海纳百川，百花齐放。罂粟也未必不是花——真正全面展示诗界生态面貌，也不论你是“客大欺店”，“人微言轻”或者“端着猪头找不到庙门”，我们唯文是举；“进取”则是《新诗》的旗帜与性格。我们宁可推崇有残缺的“战士”，放弃完美的“苍蝇”。当下，诗人技术层面上愈加成熟的同时，类同化也愈加严重。因此，哲思上有心得的，内涵上有新意的的，表现上有突破的，有鲜明个性的诗人诗作，在《新诗》将得到英雄般的礼遇。

　　南  鸥

　　就您设定的硬性条件来看，一部分诗人认为过于苛刻，且还有相当的意识形态的意味。我想您也应该很清楚，尽管一位编辑家应该具备相当的专业素养和综合的基本素质，但具有这些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的人未必能力成为一位优秀的编辑家，请问您是如何考虑的？

　　首先，我们招聘的不是编辑家，我们要聘请的是——面对低迷的诗歌发行市场，引领《新诗》编辑团队破浪前进的文学经营大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薪酬仅仅是一个客观的底线。

　　准确地说，本次招聘启事的条件是一组可多种组合、可权衡的条件群。其中有很多“或”字，这表明，对优秀人才的识别，有很多种途径和可能性。在多种条件中同时具备几种条件的是优秀之中的俊杰。你可能没有博士学位，但你可能有同等学历背景；你可能没有高级职称，但你可能是有影响力的作家诗人学者；你可能没有在《人民日报》发表这么多作品，但你可能累计发表了相当的作品。越是优秀的人才，越有可能具有超凡的才华，这是简明的哲学关系，如懒得明白，又如何承载我们的厚望与重任？在自信、个性与实力严重背离的今天，物化、量化人才指数，并不是我们的发明；《新诗》有一流刊物的抱负，当然要求一流的人才(顺便告知，至发稿已有近20位诗人、学者及各界热忱的朋友投递简历)。

　　所谓意识形态的担忧问题，我想，一个要在体制内立足的大型刊物的执行主编，他不应该反感这个。道德文章，德在先，我们的“德”当然不是指诸如党员、代表、“某某长”的身份。品行端正，诚真善良——这始终是世界主流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做的人的底线。我始终怀疑心术不正，人鬼两面、劣迹斑斑的“人才”，能创造出深入人心的精神财富并带领一个团队创造奇迹。

　　南  鸥

　　作为一位一直居住诗歌现场的诗人，我认为此举是一个壮丽的诗歌义举，此举远远不是高薪所能涵盖和触摸的，我说诗歌是一个民族语言光芒的开掘者，是一个时代人文精神的标高，而《新诗》此举彰显的就是对这个“光芒”和“标高”的极大的尊重，与此同时，它透出的是《新诗》的办刊理念和超凡的文化眼光，请问主编是否同意我的这个观点？

　　我同意你所说“诗歌是一个民族语言光芒的开掘者，是一个时代人文精神的标高”，《新诗》尊重诗歌，敬畏诗歌。但如我前边所说，我们是求贤若渴，说不上“壮丽义举”。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新诗》对拟聘的执行主编有很大的期待。以他的才能和贡献来获取这样一份并不算高的薪金，也可以归为一种“义举”，因为《新诗》要在他的贡献之上实现它的使命。事实上，若人才都拿走他创造的全部价值，那么，组织又怎么持续发展呢？《新诗》诞生之后，就为它的使命而去，一切有利于实现它的社会价值的办法，都有可能在《新诗》未来的道路中出现。

　　谢谢南鸥。

　　2013、7、9、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