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盛：困境与突围

——当代青年报告文学作家的觉醒和担当

青年评论家王永盛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李炳银常务副会长以《顺势而就 风鹏正举》为题，给2012年报告文学创作作了述评。他在文中说到：“固然，大量的报告文学作品依然在陈旧的主题与题材上惯性运行，好人好事、表扬稿式的作品很多，但是报告文学与社会现实生活的联系依然紧密，报告文学作家关注社会现实生活的热情和自觉仍然强烈。”这段话前一句说明，当下报告文学是存在问题并面临困惑和挑战的：一是主题、题材陈旧，二是好人好事、表扬稿式的作品太多；后一句肯定了当下报告文学与社会现实是紧密联系的。但是我们倘若以“报告文学最基本的价值是现实品格”来对照，“报告文学与社会现实的联系”是报告文学文本存在的必须和必然，因此，这后一句话也没有表扬之意。

　　其实，报告文学面临的困惑与挑战，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就一直纠缠着报告文学人，时至今日，她并没有得到有效修复和改善。首先是报告文学作家责任与使命感退化，集中表现在作为报告文学的灵魂——批判，不断的被无情地削弱；报告文学产生的初衷和本性，渐渐被抛弃；报告文学奠基人捷克作家基希提倡的“艺术地揭发罪恶的文告”式报告文学，也似乎已经远离。没有了批判，报告文学只能沦为“好人好事、表扬稿式”颂歌类作品的天下。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从1978年1月号《人民文学》头条位置刊发出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开始，报告文学作家抱负远大，他们关注天下、忧虑全局，立志为人们提供终极价值、目标和信仰；而当市场经济带来过度的市场化导向和利益驱动，使得人们感性欲望被泛化、主体人格被异化和精神价值被消解，报告文学作家的精英文化意识，随着多元价值观出现，也同时感到被奚落和愚弄。于是他们许多人放弃责任与使命，放弃批判，迅速沉沦，最终迷恋于用赞美和掌声换取金钱。其次，一边是报告文学作家神的光环在消退，报告文学作品能提供给读者高人一筹的理想、价值观被瓦解；一边是读者自身在市场经济中实现“个体化”后，不仅不再听信于报告文学赋予的精神与信仰，甚至对报告文学因为金钱而生发的“激情”，表示深深的不屑和愤怒，最后选择与报告文学分道扬镳，决绝的扬长而去。报告文学文本内在精神退化，报告文学作家责任与使命感缺位，报告文学的忠实读者大量流失——当下报告文学的尴尬境遇，在文学的全面衰退过程中，显得更加无法遏制与挽留。

　　显而易见，报告文学已经失去了“轰动效应”，但并没有就此衰弱。当代报告文学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应该担当重任，在冷寂中寻求转变，力图通过自我反省和自我转型，发现新的生机，实现报告文学困境的大突围。

　　一是要实现报告文学责任与使命的完全回归。前面说过，报告文学最基本的价值就是现实品格，这也是报告文学文体存立的基本支撑。具有现实关怀品格的报告文学，要求我们青年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回应社会关切，关注现实，介入现实，呈现真实，并且对报告客体做出具有思想深度的解说。”这样有着强烈使命感的作品当下仍然不少，2012年报告文学述评中就列举了此类相关作品：有关注国内国际重大事件方面的(例如，朱增泉的《新千年软战争》、何建明(主席)的《国家》、陈启文的《北京风暴》等)，有表达社会的矛盾变革和民生的生存调查方面的(例如，沙林的《不能缺失的心》、王伟举的《探秘火山口上的温州》、何建明(主席)的《三牛风波》等)……。青年作家当以维护此现状为契机，恢复对社会关注的热情，对社会干预的决心。面对现实，关注民生，通过自己行走和感知，收集翔实的第一手材料，实现茅盾所说的“将刻刻在变化、刻刻在发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问题立即有正确尖锐的批评和反映”。

　　二是重新确立报告文学的批判属性。批判是报告文学最可贵的属性，由于已知的原因，其地位如今有所动摇。颂歌遍地绝非报告文学的春天，只有具忧患意识，以对人民对信仰对真理的爱，去揭示落后，鞭笞丑陋，才能实现报告文学最本真、最有效的批判属性。我们青年报告文学作家不仅要果断地拾起可贵的批判精神，还要有对现实矛盾甚至对自我，进行无情拷打与追问的勇气和毅力，从而确立“批判”在报告文学中不可动摇的支柱地位。

　　三是进行文本规范的自觉。根据报告文学的特征与本性，青年报告文学作家应该要有自觉的文本规范。厘清报告文学与游记、通讯，报告文学与传记文学(包括人物传记、历史纪实)之间的关系。唯如此，才能实现当代报告文学形象重振，以期让报告文学从形式到内容，从文本属性到精神实质，都焕发出正确的、永恒的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