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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晓平:论作家的“气”和“度”

论作家的“气”和“度”——从报告文学作家的“责任与担当”谈起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7月02日09:54 来源:中国作家网 丁晓平
解放军出版社昆仑图书编辑部副主任、青年报告文学作家丁晓平解放军出版社昆仑图书编辑部副主任、青年报告文学作家丁晓平

  近一两年来,关于报告文学和报告文学作品、作家的讨论多了起来,这是一件好事。我记得,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尤其是1988年前后,报告文学可谓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坐上了头把交椅,实实在在“热”了一把。那时,由我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解放军文艺》杂志牵头,全国100多家报刊杂志联合举行了“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评奖活动,真是轰动全国的文学盛事,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随后,《解放军文艺》还邀请全国著名作家、评论家和读者,专门开了一个座谈会,题目就叫《关于报告文学的对话》。

  现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在何建明主席的领导下,有了新气象,多了新活动,出了新作品,培养了新作家,这是我们大家有目共睹的好现象、好事情。去年,在华西村,何建明主席组织了“全国报告文学创作交流会”,对我们报告文学作家来说,尤其是对我们青年报告文学作家来说,开拓了眼界,开阔了胸怀,开放了思想,大有收获。今天,鲁迅文学院就“责任与担当”为主题,举办这样一个“当代青年报告文学作家的困惑与追求专题研讨会”,我感到是一个非常有价值、有现实针对性的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责任与担当”,话题是“困惑与追求”,这四个词语放在一起,细细琢磨起来,真是非常深刻。就研讨会的主旨,我个人理解为——因为有责任,不免有困惑;因为有担当,所以要追求。反过来,因为有困惑,所以有责任;因为有追求,所以要担当。因为真实的历史永远比虚构的故事更精彩更深刻。

  我不是专业作家,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编辑,受时间、空间限制,我只能把自己的业余创作主要集中在重大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历史传记)创作上。对我来说,在创作上从未感到什么困惑,但对“责任与担当”这个严肃的话题还是有话要说,尤其是在当下意识形态多元、各种思潮泛滥的情况下,作家尤其是报告文学作家更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具备强大的“气度”。气度,即气魄和度量。那么,作家到底需要具备怎样的“气”和“度”呢?

  第一,作家的肩膀要有硬度,用正气担当历史的责任。

  说起担当,我们不应该忘记前辈李大钊的名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报告文学作家的肩膀一定要很硬,要如铁似钢,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对我们党赋予我们的历史任务,要用正气担当起历史的责任。现在文坛有人炒作所谓“非虚构文学”,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老的概念。我同意何建明主席的观点,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文学都属于写实文学。但是,写实文学如果仅仅把“真实”作为生命,我觉得还是远远不够的,除了真实之外,还要求实,要有实事求实的精神,就是除了调查还要研究、还要分析,这就是虚实结合。有了虚实结合,就能产生思想。我们报告文学作家,不能仅仅满足于当一名记者,尤其在这样一个资讯发达却又鱼龙混杂的时代,不能跟着媒体起哄,不能看到风就是雨,我们的肩膀要有硬度,我们的要头脑清醒。我认为,报告文学作家的正气,不仅表现在对世间不公平、非正义的人和事敢于仗义执言,敢于大胆揭露,而且还要表现在对自己要有严肃的政治立场和严格的道德自律。尤其在社会风气不好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人云亦云、哗众取宠。落实到具体的创作上,就是要以客观的、辩证的、分析的、唯物的、理性的态度和方法去结构、去描述、去创作,既要多谋善断,又要留有余地,把握分寸和时机,不能把话说得太满太死,更要避免那种自欺欺人的、夸张的、甚至虚假的文风,做到不媚俗、不迎合、不迁就,不功利。但我们还必须明白一个最基本也最原则性的道理——批判不是审判。

  第二,作家的思想要有深度,用才气担当文化的使命。

  评价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是否优秀,关键的一个指标就是看他有没有思想。所谓思想,当然不是指创作想法或思路,而是指作品由内而外所表达出的思想深度,也就是说给读者带来了什么样的思考,或者说是给了读者什么样的思想引导。我们知道,当前我们正在大兴文化产业,但是我始终觉得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关系怎么处理,这是一个问题。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这是三个非常重要的关系。但是,如果总是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那么我们的文化就会在产业化的口号中沦落,将带来的是一场文化灾难。我们可以看到,如今大量低俗、庸俗、媚俗的产品,比如雷人的抗战电视剧等等,这都是文化市场跟风惹的祸,这是文化人的悲哀。为什么会这样,关键是我们的文化有没有思想?我们从事文化事业的人是在创造文化还是在制造市场?哗众取宠,玩八卦、搞噱头,说白了就是唯利是图。你看看,我们的国家现在多么开放,打开电视机,看看那些文娱频道的所谓明星们,一个个打扮得光怪陆离,其实他们背后却是道貌岸然,非常的浅薄。这样的公众人物或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带出来的学生、引导的青年人,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能显示出是一种正能量吗?因此,作家必须要有思想,用自己的才气担当起文化的使命。写历史,就应该具有历史学家的眼光;写政治,就应具有政治家的眼光;写军事,就应该具有军事家的眼光。也就是说,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具备思想家的品质和品格,要有立场、有理论、有哲学。比如,何建明主席的《忠诚与背叛》《国家》等重大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都是具有思想性、散发着历史、哲学和人性的光辉的优秀作品。再比如像美国作家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这部社会纪实作品被誉“是美国决定性四十年的出色而引人注目的人物素描,没有一本小说能与这本充满市井俗话和奇闻轶事的出色的史书相抗衡”。在这一点上,美国电影大片对美国精神、美国梦和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呈现,是潜在的是润物细无声的,达到了《孙子兵法》的最高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在才气和艺术上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三,作家的眼光要有锐度,用勇气担当社会的秩序。

  所谓“锐度”,就是“锐利”。作家尤其是报告文学作家就是社会观察家,其眼光的锐利绝对是捕捉创作题材和主题的利器。我在这里强调眼光的“锐度”,不仅仅是指作家发现问题的独特性和敏锐性,更是指作家要有一双火眼金睛,善于见微知著、辨辨伪识真的能力。报告文学作家眼光的“锐度”,是一种功夫,它直接关系到作家能否创作出“高、精、尖”的好作品。现在社会现象纷繁复杂,无论是假、丑、恶,还是对真、善、美,我们有时候都防不胜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勇气坚持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原则,抵御各种诱惑,担当正常社会秩序的引导者。比如,何建明主席创作的《“三牛”风波》,就是以其对社会问题的犀利关切,释疑解惑,回答了一个大学生村官的成长及其引起的社会争议,起到了很好的社会引导作用,维护了社会正义,给人以思考、以希望。

  第四,作家的胸怀要有宽度,用底气担当人民的良心。

  胡乔木说:“愤怒出诗人,但不出历史学家。”同样,愤怒不出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对社会上的不良现象,我们报告文学作家不能像一个愤青那样去发牢骚、吐槽、谩骂,应该更理性、冷静、客观,没有偏见,要上下左右、古今中外的辩证分析,并克服自身的局限。这就是需要我们的报告文学作家要有大胸怀,要有世界的、历史的、全局的眼光和格局,要具备包容、宽容和从容的社会美德,要具备稳重、郑重、持重的文化品格,这也是报告文学作家的底气。报告文学作家不是用作品忽悠群众、煽动群众情绪的,是要引导受众和读者(包括官员和百姓)用正确的方法去做正确的事情,这就需要我们用底气来担当人民的良心。我们报告文学作家,不是一般的群众,我们从群众中来,回到群众中去,但我们的姿态、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情态要高于一般的群众,我们不仅要看到事物的表现现象,更应该深入地看到本质,抓住根本,看到主流、主体,从而完成主题、主线。比如,对社会的丑恶现象、对于官僚腐败、对于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这些关乎民生的话题等等,我们报告文学作家当然要采取正面进攻的姿态,并以侧面、迂回等各种手段进行生动的反应。但在创作过程中就要注意不能以偏概全、以局部覆盖全局,不能写成“天下乌鸦一般黑”,要警惕主观主义。在这一点上,河南作家乔叶曾经以小说的形式写了一篇《拆楼记》,就处理得非常到位,精彩可读,值得报告文学作家学习。但同样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以及《中国农民调查》等作品就值得商榷。我从未怀疑这些作品的真实性和案例的典型性及其社会调查的价值,但他们都以“中国”二字作为书名概括自己的作品,以偏概全、以个别代替整体、以局部代替全局、以特殊代替普遍,使得作品存在片面、极端,作品内容与书名发生了倒置,《中国在梁庄》应该叫“梁庄在中国”、《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应该叫“中国的一个村庄”,或许更贴切些。“中国”二字不仅没有帮上他们的忙,没有提升作品的品质,而是降低了作品的公信力。

  第五,作家的手脚要有速度,用地气担当知识的良知。

  记者有一句行话叫“脚板底下出新闻”,其意不言自明,就是说新闻记者既要讲抢新闻的速度,又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报告文学是文学的轻骑兵。报告文学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培养自己成为一个“新闻记者型的作家”,要有一股风风火火的精神,要有一股不畏风风雨雨的气质,用这种“沉得下去、站得起来”,顶天立地接地气,深入并贴近现实生活、深入并贴近人民群众、深入并贴近基层底层,迈开双腿,拿起笔杆,快速高效地反映社会正能量。比如李鸣生老师获鲁迅文学奖的《震中在人心》,就是用“脚板”加“笔杆”的速度,以知识分子的良心反映社会现实、呼唤社会良知的好作品。

  第六,作家的心灵要有强度,用浩气担当做人的本分。

  强度是指一个人在面对阻力、压力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形而上的强大的意志。古人云:“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曰:“君子不器。”意思是说,君子不能像器具那样只有特定的用途。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是“道”,而不是“器”。这就要求我们报告作家要有坚持真理的精神,要有不怕吃苦、不怕吃亏的精神,要有像古人所说的“立大志者,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气概和品质。在这方面,何建明主席写《落泪是金》、赵瑜老师写《马家军调查》等作品时,都碰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阻力,甚至官司缠身,但他们坚持真理,敢于面对打击,大气沉稳,保持了报告文学作家的气节和做人的本分。我的《王明中毒事件调查》出版以后,也受到了威胁和谩骂,有人甚至专门在新浪网开了一个博客骂我、诅咒我,“请我和老婆孩子去吃砒霜、吃汞”,我一笑置之。我相信,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压力和阻力,作家在真理和正义面前所表现出的敢于坚守的浩气,就是坚持正义的光明磊落,就是坚持真理的坚贞不屈。借用毛泽东主席的话说,我们的作家“只要有了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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