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香港文学?异托邦?

　　图：王德威说，香港好像一个异托邦 本报摄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讲座教授王德威最近在编一齣《中国现代文学史》，“不是大叙事，是打散了的”。他找来内地包括海外一百多位学者和作家参与，香港作家董启章也在获邀者名列。

　　“我请董启章写了两千字，讲的不是香港文学总史，而是香港出身后来去纽约拍电影的导演陈耀成和他的纪录片《大同》。”

　　这里的大同，指涉的并非地名，而是梁启超《礼运大同篇》的“大同”，以及康有为《大同书》中破除九界以期达致的极乐之境。

　　重新审视 活泼阐释

　　“我觉得康有为的《大同书》是一齣再精彩不过的小说。”王德威日前在香港大学举办名为“乌托邦 恶托邦 异托邦—一个香港观点”的讲座，在讲座前的传媒聚会上，他说了这样一句。

　 　在他看来，包括《大同书》和梁启超一九○二年为《新小说》创刊撰写的《新中国未来记》这类文章，是“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未来宿命的想像”，是再恰 切不过的“乌托邦式幻想小说”。文学评论出身的王德威乐意探究文学与歷史与政治的互动，这也是他多年来为拓展现当代文学研究方向的尝试。

　 　“过去的当代文学史已经僵化了，每每以‘五四运动一声炮响’开篇，然后讲‘鲁（鲁迅）、郭（郭沫若）、茅（茅盾）、巴（巴金）、老（老舍）、曹（曹 禺）’，全是歷史大说。”他这次为哈佛大学出版社编纂的新版《中国现代文学史》，尝试破除“大说”的编年体大章节叙述规限，从文化转译、中国面向世界的姿 态和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的关系这三个面向，形塑一个重新审视过往的、更活泼的阐释和命名框架。

　　其中现代文学与传统的关联，在王德威看 来，是华文文学研究长久忽略的一个面向。“一八○七年澳洲传教士莫里森（Robert Morrison）被逐出广州后去马来西亚翻译白话文《圣经》这一事件，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开端之一。”这于是将传统定义里以五四运动为肇端的中国现代文 学，向前推进了一百年。“我还提到了《镜花缘》和空间想像的问题，以及龚自珍。”王德威曾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样新鲜另类的文学史观点，认为晚清 文人对现状的焦虑和对未来家国的想像，为之后百年文学史的绵延更迭埋下伏笔。

　　突破地理政治界别

　　“文学研究的课题很宽 很广，不必永远局限在大叙事或者我们耳熟能详的命题作文中。”王德威曾这样说。最近五、六年里，他参与构造“华语语系”这一文学史概念，也尝试突破以往划 归文学写作的地理和政治界别，“以广义的华语（包括普通话和各种在地方言）为最大公分母”，重新定义所谓大中华文学的意涵和价值。

　　哈佛 新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以莫里森及其白话文翻译始，以韩松的《2066之西行漫记》终。也巧，《新中国未来记》诞生一百年后，供职新华社的中国内地作家 韩松二○○○年写就的这齣小说同样是科幻内容，讲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奄奄一息，中国崛起进入盛世的景状。王德威说，韩松在这小说中的叙述语气不再是 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将人类处境统统“放在宇宙的广阔空间中去思考”。

　　虽常居美国，接触的新生代华文作家有限，但王德威很看重中国内地 过去十年里涌现出的科幻小说家，称“他们远比社会学家和歷史大说家来得有趣”。而韩松和刘欣慈这种以虚拟空间和情景建构“异托邦” （heterotopia，法国后现代主义学者福柯率先提出的概念，意指“他者的空间”）的做法，也是王德威在港大那场讲座中反覆提及的、勾连虚拟和现实 的书写行为。他欣赏的新生代作家，譬如内地的刘和韩，以及香港的李维怡，都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将自己封闭在书斋内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自娱式书写者，而是有更 深的关怀，和更强烈的自我期许。

　　关注科幻奇遇小说

　　两年前，王德威在北京大学做过一场演讲，主题同样是“乌托邦 恶托邦 异托邦”，只不过那次的副题是“从鲁迅到刘欣慈”，这次改成了“一个香港观点”，或是出于应和当地文化的考虑。北大那场讲座中，王德威将“乌托邦”单纯当 成一种文类而不是某种指涉政经的概念，意在以“乌托邦”（最早见于十六世纪社会学家摩尔的《乌托邦》一书，代表个体面对不圆满的现实时投射的想像）、“恶 托邦”（乌托邦的反面，貌似乌托邦的存在架构，但表面繁盛的背后隐藏不安和焦虑）和“异托邦”（福柯提出的概念，包含危机异托邦、偏差异托邦、仪式和净化 的异托邦，以及幻想和补偿的异托邦等若干分支）三个关键词，梳理中国过往百年文学史中被忽略为“次次次文类”的科幻和奇遇小说。

　　从梁启 超未完成的《新中国未来记》中对于乌托邦的憧憬，到鲁迅翻译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再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沈从文《阿丽丝中国游记》和张天 翼的《鬼土日记》等对于恶托邦的描摹，以至于新中国成立后被政治文化语境局限、被剥离出主流文学叙写的科幻小说，都体现出虚与实、文学与歷史政治间的互文 和辩证，值得深思。王德威以刘慈欣《三体》中外星文明入侵为例，解释这种内外和虚实的辩证，实则出于作者对当下社会的忧虑。

　　当年，福柯 在解释“异托邦”这一概念时，提到“殖民地”这种歷史和社会形态，称殖民地作为宗主国在海外寻找到的一个据点，是“异托邦”非常典型的存在形式。“殖民地 可以是殖民者在乌托邦式嚮往下建立的，也可能是殖民者施行殖民意愿的恶托邦。”王德威说，这种在乌托邦与恶托邦间摆动的时空景状，也是香港这座表面平静的 岛屿下潜存的挣扎和律动。

　　风景人情转动不停

　　“香港是殖民时代的东方之珠？还是婴儿奶粉和黄金的购买地？”在王德威看 来，香港不论在殖民抑或后殖民主义的语境中，都站在转折点上，像“不停转动的旋转门”，风景人情从来都是一闪而过的。“香港是我心目中的异托邦，这个异托 邦有正面和负面的意思：正面指它无所不包，各种观念杂糅，成为不可思议的另类的他乡或故乡；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同时充满转机和危机的地方。”

　 　同样，本地的作者在描述这样一个一体两面的存在时，也尝试将香港当成一个“文学与地理交错的景观”来考察。王德威在论文集《小说中国》一篇名为《眼看他 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文章，便是借施叔青的《维多利亚会所》观照这“异托邦”，和异托邦中或成功或颓丧的个体在面对杂驳景观时的态度。 这个一闪而过的物欲横流的社会，这个痴男怨女对酒浇愁的伤心地，从来都是诗文小说逃不开的繁华。刘以鬯的《酒徒》、西西的《浮城》和董启章的《V城系列》 之《梦华录》，莫不是对这城的直陈和反思。

　　董启章曾说：香港就是虚构。但王德威不想这样浪漫，他在想这样不断转变不断虚构的状态之下， “到底有没有根深蒂固的东西，有没有可以安身立命的东西”。讲座最后，他被问及目前香港面临的“本土”和“大中华”之辩的问题。“听说现在香港中小学校里 已经没有歷史课了，歷史变成了可以选修的课程。”王德威说，在这样拒绝歷史观点的状态中再谈论本土和大中华问题，似乎“失去了更基础和更深刻的面向”。 “我也曾经像很多台湾的知识分子一样，陷在本土和大中华争辩的逻辑中。但这不是一时一刻解决得了的问题，而是我们怎样将这样的问题放在更长远的歷史脉络中 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