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凤凰古城的开发里没有文化

联合国对文化遗产只有两个概念：“保护”和“利用” 没有“开发”

    “今天是第八个“文化遗产日”。今年也是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十周年。从“非遗”概念正式确定迄今为止，中国入围世界级 “非遗”名录的项目达到了37项，遥遥领先于他国；文化部已经公布了1219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国家级传承人也达到了1986人。回顾十年得失，冯骥 才总结：保护体系基本建立，城镇化成最大挑战。”

    村落减少90万

    城镇化挑战传承

    问：您如何评价“非遗”十年的得与失？

    答：现在，中国大地上有什么文化遗产，我们已经做到心有底数。基本完成了一个保护体系。第一，人大通过了《非遗法》；第二，国家有“非遗” 名录，等于国家有了文化遗产的账本；第三，有了传承人保护措施；第四，有了文化遗产日，重要的传统节日放假。此外，各地有了一大批民间文化的博物馆。另 外，知识界经过十年的努力，基本有了初步“非遗”保护的理论，很多大学有“非遗”的研究机构。现在我自己就带8个博士生，玩命培养年轻人。

    但现在问题仍然不少，一是我们的文化遗产太多太分散，韩国的“非遗”才100多项，我们现在是几千项，我们有56个民族，文化板块众多。其 次，我们的大部分文化遗产在村落，现在城镇化飞快发展，村子合并了，农民迁到城里去了，很多文化遗产就得而复失了。很多农民本来是传承人，他出来打工或者 在城镇生活，这条线索就断了。

    从2000年到2010年，10年内我国村落减少了90万个，很多村落都有悠久的历史，可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有村落史，还没来得及打开这本书的时候，这些村落已经消失了，我们失去什么也不知道。

    口头文学消失得最快

    商业化政绩化最伤人

    问：文化政绩观导致的重“申请”轻“保护”，很多人对此很忧心，您呢？

    答：很多地方政府把“非遗”申请作为一个政绩，一旦进入名录，反而没人管了。一些官员把一切东西跟政绩挂钩，如果挂不上钩就一点兴趣也没 有。所有“非遗”中消失最快的就是口头文学。因为民间故事、民间传说这些口头文学绝对跟官员政绩挂不上钩。传统手艺、民族服装、表演这些还能带来一些旅游 的看客，但民间传说不行。

    一个项目进入“非遗”以后，含金量和知名度都增加了，很多人会动手去开发它，但开发以后，又给它过大的经济负荷，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本来 “非遗”就是很脆弱的，比如说做皮影，手工做一天也就做3个，现在一天弄30个，只能拿机器压。现在很多皮影、剪纸都用机器压，年画也改成拿机器印了，把 手工文明变成工业文明，这就不是文化遗产了。

    文化政绩化、文化商业化是“非遗”保护面临的两个致命问题。

    莎翁故居受震动 凤凰古城没文化

    问：这一方面有没有先进的经验可以借鉴？

    答：我在爱丁堡的时候，到莎士比亚故居参观，吓了一跳。他死了五百多年了，但出生证明都还在，旁边的肉铺、米店、桥都没变，都铎式建筑都 在，木头的，地板踩上去还嘎吱嘎吱响。到屋里参观，有两个女人就在里面生活，穿当时的衣服，在那里弄毛线，走来走去，人多的时候，忽然就停下来站在那里念 一段莎士比亚的台词，来这里参观的游客很多，但你不觉得她们是在表演，很自然，连院子里的花都是他剧本里的花，认真到这种程度。

    但我们的开发里没有文化，比如说凤凰古城，晚上8点以后，迪斯科震得我在旅馆里都呆不住，街道两边都是卖东西的，整个就是苗族用品超市，凤凰城里人山人海全是卖东西的，你说这跟村落还有什么关系？沈从文故居完全淹没在里面了，这些地方在国外是要朝圣的地方。

    联合国对文化遗产有两个概念：保护和利用，是利用，不是开发。“开发”是我们的词儿，为的是经济利益；“利用”是通过它获得一定的收益，同时又传播它。

    问：您曾经说过《非遗法》出台这么多年，但从来没有执行过一个案例。

    答：没有案例，说明法律只是一纸空文。不过有了法，大家就有了文化遗产的概念。倒退若干年，恐怕好多人都不知道“非遗”。现在，文化遗产全 社会关注，一个地方要拆历史街区，媒体也好，民众也好，真有好多人是真着急，这跟十几年前不一样。多年前崔永元找我做节目，关于保护天津老城和步行街的， 一些文人都不理解，笑话我。当时刘心武还跟我争，说现在的东西500年后也是文物。张贤亮说，冯骥才你也太奢侈了，农民吃还吃不饱，还考虑什么砖雕啊？但 现在大家都明白了。不过，所谓“明白”很多时候是因为要开发旅游结果发现没东西了。

    专家储备不足 未来十年会更难

    问：除了官员的政绩观要改变，您觉得知识界给力吗？

    答:我们没有足够的专家，日本和韩国每一项文化遗产都有相应的专家，甚至一个项目他们都要出刊物，搞研究，每一个小东西都要做记录。我们基 本上是评完就没人管了。现在物欲的诱惑太大，但保护文化遗产的事情需要很大的付出，要到第一线去，所以我们没有足够的学者来支撑。老一代的学者岁数大了， 下不去了，年轻一代的学者，又起不来。很多大学关注的是怎么能拿到国家的基金和项目，踏踏实实下去做的人很少，理论和实践脱节。

    问：“非遗”保护下一个十年有何展望？

    答：下一个十年，是更费劲的十年，因为它又隔了半代人，70后起来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记忆、感情跟老的人不一样。不过也难说，我在美国看 印第安人驻留地，老一代人反而对印第安的东西没兴趣，但那些大学生一放假都回来，到处搜集他们祖上留的东西，而且还在自己村子里做一个博物馆，比老一辈反 倒有这个意识。但我们这里是，一旦列入“非遗”名录，官员觉得跟他的关系也不大了；想搞开发挣钱的，发现开发文化遗产也不会有太大的效益。未来十年是很难 的，很多东西慢慢就要死亡了。文/本报记者　罗皓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