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心路回溯话“红轮”

布面油画《白嘴鸦飞来了》 （俄）萨符拉索夫 1879 图/东方IC

　　□傅小平

　　编者按

　　《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以下简称《红轮》）一书，倒叙式地描绘俄国知识分子的百年命运，揭示影响世界的“红轮”怎样成型、又如何以压倒之势碾压过来。出版不到一年时间，已被多家媒体评为年度十大好书之一。

　　在读者和学术界肯定其思想史意义之余，该书新近又获得第四届“在场主义散文大奖”，顿时引发更大关注。

　　金雁在受访时表示，这本书也许还只是个人思想的“半成品”，但这些年像蔡定剑、高华等人的先后离世让她警示，有东西还是要拿出来，好歹对一个时期有所交待。

　　1

　　“把它归到散文里，我的确有点吃惊”

　　傅小平：面对《红轮》你感叹到底该如何读，是“把它当历史来读，还是作为小说来读？他是小说的历史化，还是历史的小说化？”而现在这本书获得了散文奖，也就是说他还可以当散文来读。不妨由此结合“在场主义”的命名谈谈你对散文写作的理解？

　　金雁：说到我自己的这本书，我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思想史著作来写的。所以把它归到散文里头，我的确有点吃惊。而且得了这样一个奖，我也很吃惊。当 然获奖总是好事。但严格说起来，这本书还是思想史著作。只是类似的作品，都让人有理论性非常强的预期，我这么一本书给人不一样的感觉，就显得很难归类了。 说到散文，我感觉就是不拘形式，比如回忆录，写自己一些感想的短文等等，都可以归到散文里头，但我还没见过通篇讲一个主题的书，也被归为散文的。其实要说 这本书是历史类、非虚构类图书等等，我觉得都可以接受。

　　傅小平：读《红轮》于我一个重要收获是：不宜离开具体情境去空泛地谈论知识分子。例如你对高尔基的重点描述，就很有意义。

　　金雁：俄罗斯人对高尔基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现在俄罗斯的大街上，列宁大街已经没有了，但高尔基大街还在，由此可见一般民众对高尔基抱有特别复 杂的感觉。他担任过苏联作协的第一任主席，他助纣为虐过，但也有传言他是被斯大林害死的，所以俄罗斯人对他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同情。而《童年》《在人间》 《我的大学》等作品，在俄罗斯也依然还有很多人喜欢。因为他这种草根写作，和托尔斯泰这样的“贵族”写作很不一样，带有泥土的芳香。

　　傅小平：你论述高尔基晚年思想悲剧时认为，这也许“并不是个思想问题，更大程度上是个人格问题？”这句话其实道出了我们对文化存在过度阐释的现象。

　　金雁：我很早就觉得，并不是什么都是文化问题，有些事情是可以从人物性格里面找到原因的。高尔基说白了就是一个耳朵根子特别软的人，你看他先后 有三任太太，他和谁结婚，行为方式就很受这个最亲近的人的影响，她们就像恒星一样拉着他这颗卫星走，一旦摆脱掉，他就滑入另外一条轨道，却还是重复原来的 模式。列宁在书里对高尔基就有很多判断，大致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他性格当中也有很固执的一面，尤其是在和列宁之间的关系上，他还写了《不合时宜的思 想》，但列宁要用他做形象窗口，对他还是能包容的。到斯大林跟前就不同了，高尔基没写他的传记、没满足他一些别的愿望，最后就容不下了。

　　2

　　俄罗斯文学并非纯文学，它几乎“无所不包”

　　傅小平：中俄之间有诸多相似处，这大概也是《红轮》较易引发公众强烈兴趣的原因。当你起始写这本书时，是否潜在地包含了这样一种“中国视角”？

　　金雁： 的确有一些读者，问到了我这个问题。他们还问我，写作的时候，有没有影射之嫌？说实在，的确没有。我写这本书，其实是为了还一个早已有之的心愿。我总感 觉，在谈论俄罗斯时，教科书也好，我们日常的一些泛泛之谈也好，多有逻辑不通的地方，却没去深究，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去厘清这个问题。

　　这个责任很可能得由我们这些年龄偏大的“四零后”、“五零后”来担当，因为我们大多有浓郁的俄罗斯情结。我们会回过头去反思，是什么造成了俄罗 斯的激进主义，又是什么造成了苏联模式？要厘清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就得从现在往上去找一些节点，就这样一步步往上回溯，直到最终找到一些历史的渊源。在 这个过程中，我真无暇去考虑过什么中国的问题，如果说读者读了书之后有那样的联想，那只能说明，不管国家有多大的差异，人类的历史进程总有共通之处。正所 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是一个规律。知识分子自然也不例外。

　　傅小平：你切入的是俄罗斯“大文学”这样一个情境，这本书比你之前的诸如《从“东欧”到“新欧洲”》等著作多一些文学色彩。

　　金雁：就像你说的，如果说这本书有这种文学性，那也是不自觉的。一方面，研究俄罗斯知识分子，肯定要研究俄罗斯文学。因为在俄罗斯，文学一直扮演了“思想的 引领者”的角色。要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俄罗斯文学并不是一种纯文学，它可以说是无所不包，在这里头能找到政治，哲学、宗教等等丰富而庞杂的东西。另一个原 因大概是，我写到了一些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文学家。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不要说了，再比如果戈理和别林斯基，一个是作家，一个是文学评论家，他们曾经 相互批评指责，你可能觉得这种争论是能体现文学性的。其实，我一直觉得我讲的故事比较好听，但落笔写成文章，就不是那么好读了。因为在写作中，我会把一些 口语化的东西删去，而恰恰这些东西比较有文学性。

　　3

　　有志于“做实事”的第三种知识分子

　　傅小平：你在书中提到的“第三种知识分子”，以我看有其特殊的意义。但在论述这类人物时，您更多只是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来打量。这是否因为这些知识分子中缺少有广泛影响力和民众基础的代表性人物？

　　金雁：恐怕不能这么理解。“第三种知识分子”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19世纪末的时候，俄国已经有很多人看到贵族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截 然对立，就像两个马向两个方向拉一辆车，非得把这个车拉散了不可。他们说，我们现在不管什么主义，我们去干具体的事情，只要让人民少付出代价。这样就出现 了一种“干实事”的人，他们基本上就属于钱理群所说的那种“好心人去干好心的事”的状况。

　　傅小平：只要有志于“实事”就能吸纳？这个群体的构成大概会比较复杂。

　　金雁：没错，不管你是保守主义，还是激进主义，只要你有志于“做实事”，你都可以归入这一“阵营”，这样就给归类带来很大的困难。而且它也没要 求你的思想见解，非得是属于这个派别的。所以，明确属于这一类别的人，可以说是少之又少。但无可否认，他们的理论或实践是卓有成效的，他们做了很多的文献 整理工作，有点像社会学里所说的“田野调查”，以至于我们现在做很多研究，都能从他们留下来的文献中找到资源。

　　而基本上属于这一类型的一些顶尖人物里面，像康德拉基耶夫、恰亚诺夫、尤罗夫斯基等，还是留下了很多的理论创见。比如恰亚诺夫就说，资本主义农业其主体将来不会是马克思所预计的那样是大型“农业工厂”，而是很多个体小农业。这些小农业的生命力要比人们预见的顽强。

　　傅小平：某种意义上，中国也存在类似的“第三种知识分子”。胡适的“多谈点问题，少谈点主义”大概比较接近于他们的思想主张。从社会实践上讲， 也有梁漱溟倡导推行的乡村建设、陶行知身体力行的平民教育等。不过和俄罗斯的情况比较相似，社会最终都没给他们足够的空间，在当时的背景下，革命压倒了启 蒙，他们的思想和实践基本上都宣告失败了。

　　金雁：你提到的人里面，还应该包括晏阳初他们。他们的实践都很可贵，但的确都失败了。

　　傅小平：在我的感觉里，中俄两国知识分子有一个明显的共性，就是他们的思考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为中心，较少超出这一确定边界研究别的话题。

　　金雁：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很长时间里都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一个大国这么被人瞧不起，凡有为的青年看到这种状态都会特别着急，他们自然会更多 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问题。俄国和中国不同。它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它的国土是在一步步扩张中得到的，面积特别大，又非常冷，只有五个月的无霜期，而人 口又特别少，这样它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总有地方可以避免国家的权力压迫，所以它就特别不好管理，这就导致俄罗斯非常强调国家主义的重要性。他们 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就特别有认同焦虑，觉得如果没有强大的中央集团，这个国家很容易就散了，所以整体认同的观念深入到他们的血液里面。

　　4

　　老盼着退休以后，留一大块时间来“我笔归我用”

　　傅小平：总体感觉谈到俄罗斯知识分子，你比较多地使用了“思想”这个词。近些年国内始终有人在问，中国究竟有没有思想家？在你看来，作为一个思想家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金雁：我没怎么去想过这个问题。就知识分子的研究来说，第一步工作是搜集整理史料，然后是对这些史料进行综合处理，这第三步才是从中生发出一些 思想来。以我的看法，所谓思想家主要做的就是这第三步的工作。当然这三步是一个梯队的配合，相互不可分割，但可以有分工。从治思想史的角度看，我们太偏重 于史的研究，而少有更高层次的追求。这所谓的“更高追求”，就是把史料融会贯通，化入血脉，提出属于自己的原创性思想，这样才称得上思想家吧。

　　傅小平：公共知识分子总是有更大的读者市场，与此同时，也承受更大的争议。这在近年国内对“公知”的认知经历和戏剧性变化中有所反映。

　　金雁：公共知识分子背后，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说实在我也不了解。当然，有些知识分子到处乱发言，沽名钓誉的现象肯定是存在的。所以，知识分子首先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当然在这件事上，我管不了别人。我只能要求自己，做到洁身自好，不哗众取宠就可以了。

　　傅小平：其实你在自序里也写到，现在拿出来的这些东西，仍是一个思想过程中的“半成品”。

　　金雁：我当初是不想把这么个东西很快拿出来，因为既然都已经放了几十年了，何不再放上一些时间？但这些年像蔡定剑、高华他们这些朋友先后离世， 就给了我一个警示，有东西还是要拿出来。这样好歹对一个时期有个交待。即使以后思想发生变化或者发现新史料，也有个比较完整的修改蓝本。而且有了这个蓝 本，也方便大家审视和讨论。当然从主观上说，我是想把它放到更成熟的时候再写，因为到时候公布的史料会更多，我自己阅读起来也会更从容。我就老盼着等到我 退休以后，留一大块时间给自己来做这个事，这样我就能做到像资中筠先生说的“我笔归我用”了。而现在的情形是，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我都用在上课上，我只能 机械地跟着课程走，都差不多没有自己思维的空间了。所以我特别想给自己放一个长长的假。

　　这些想法秦晖（编者注：金雁的丈夫，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也知道。但他还是主张我拿出来。因为这样的写作注定体系庞大，涉及的问题很多，要万一谁 有个什么意外，另一位帮整理的，可就太费事了。那既然都拿出来了，粗糙就让它粗糙吧。前两天在资先生的钢琴演奏会上，就碰到一些老熟人，他们也说还是比较 粗糙，也有好朋友打电话来说，我这部书只是完成了百分之九十，还有百分之十应该再做等等。这些建议我都接受。我或许会再慢慢修改，但现在实在是顾不上了。

　　链接

　　金雁，1954年生于西安。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苏联－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领域具有领衔地位的专家。著有《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新饿乡纪程》、《火凤凰与猫头鹰》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