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炯：重新认识中国文学史

——写在《中国文学通史》12卷本出版之际

　　诸多先贤都曾编写有中国文学史著作。从上世纪初迄今，已出版的有关中国文学史著作已超过1500部。但绝大部分著作只能称为汉文学史，且多为断代史，文体史，许多只写到清代。当年鲁迅先生题自己的著作为《汉文学史纲要》，可能他已经意识到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汉族文学史不足以称为中国文学史。而且中国地域辽阔，中国文学史的编写还应顾及各地区的文学。以故，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就提出应该编写一部包括各民族各地区的中国文学史。可是，当时条件不足，许多方面缺乏有研究的专家。直到上世纪末，我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时才聚集两所的研究力量并借助其他单位的专家共同努力，完成了《中华文学通史》10卷本。新世纪因文学领域研究的深入、考古新材料的发现，因而我们又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加以扩充、平衡并做诸多调整和修改，这就是新近出版的《中国文学通史》12卷本，涵盖中国56个民族和台港澳地区的文学，从先秦贯通到当代，下限为2000年。在完成过程中，作为编写人员，我们对中国文学史产生如下新的认识：

　　中国文学的历史是

　　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我国民族众多，在中国文学发展的漫长历程中，各个民族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实际上，汉朝之前并无汉族的称谓。据翦伯赞先生考证，中华大地的诸多民族，基本上是由北方蒙古人种和南方太平洋人种构成，少数属中亚来的西方人种。先秦居于中原的华夏族将四周的民族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而华夏族实际上就由古代黄帝族、炎帝族和来自南方的蚩尤族大战后混杂而成。殷商源于东夷，周人源于西戎，后来幅员广大的楚国则被称为“南蛮鸟夬舌之邦”。汉代北方有匈奴和东胡，匈奴西迁后，相当部分留居雁北、陕北和河西走廊。居住兴安岭和东北草原的东胡的分支——鲜卑族和蒙古族，后来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北周、北齐等王朝都是鲜卑族建立的。南方的百越，则包含苗、瑶、侗、壮、黎、畲等众多民族。唐代北方有突厥，宋代北方有契丹(辽)、金、西夏，这三个国家后来都被蒙古族所建的元朝统一，而西南诸多民族古称百濮，包括羌族、藏族、彝族等。而唐以后西南民族所建立的吐蕃、南诏、大理诸国的地域以及南宋，也均为元朝所统一。建立清朝的满族则源自后金。唐代人自称唐人，宋代人自称宋人，明代人自称明人，清代统一全国广大的疆域，才有“满汉一家”的说法。可见，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因战争或经济、文化交流而混居和融合，有着复杂而恒久的过程。现今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汉族，就是历史上由许多民族融合而成的。南北朝之际，鲜卑族奉行汉化政策，先后就有1500万鲜卑人融入了汉族。我们理解中国文学史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学史，包括如下几个层面的认识：

　　首先，不仅中国的古代文学就包含各民族的创造，而且多民族的作家都为汉语文学的发展作出不同程度的贡献。如《诗经》的“国风”采自十五国地域。其中《召南》《周南》采自江汉流域，即后属楚国的南蛮之区；《豳风》《秦风》采自周之故地，即西戎之域。作为民歌，应多为当地民族的作品。至于楚辞，像《九歌》《招魂》等篇什也源自南蛮地区的民歌民俗，与中原地区的诗风大异。经考，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祖籍越族之分支——溪人。唐代著名诗人元稹、元结是鲜卑人，刘禹锡是匈奴人。元代名家耶律楚材是契丹人，元好问是金国人。明清以降，李卓吾、萨都剌是回族人，蒲松龄是蒙古族人，纳兰性德是满族人，以迄当代著名作家老舍(满族)、李凖(蒙古族)等，他们都或以诗词、或以散文，或以小说，为汉语文学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老舍还被誉为汉语文学的“语言大师”。

　　其次，各少数民族独自创造的优秀文学作品，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学，作为历史瑰宝熠熠生辉。像曾被译为多国文字而闻名世界的三大史诗：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以及许多民族的史诗，都填补了过去汉语文学缺乏长篇史诗的缺憾，并以其诗体叙述英雄征战与其爱情、婚姻的曲折故事，卓具民族风情特色。《格萨尔》更是世界上最长的、迄今仍然活在艺人口头上的史诗。此外，像蒙古族的《蒙古秘史》、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和《乌古斯传》、藏族的《巴协》和《萨迦格言》，以及纳西族的《祭天古歌》、傣族的贝叶文学、彝族的经籍文学等，均以多彩的文体和独到的睿思，表现了各民族的生活和斗争，为我国文学的画廊绘制了众多人物形象。历史上的维吾尔族诗人艾利希尔·纳瓦依、藏族诗人宗喀巴等诸多少数民族诗人更以其独特的诗歌创作，为我国诗坛增添了光彩！今天，我国各民族都涌现了自己的作家群，以多姿多彩的创作，丰富了当代的中国文学。

　　再次，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中华各民族还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和吸取，从而也提高了各民族文化和文学的水平。楚辞虽然发展于南方的民族土壤，但鲁迅说，屈原的《离骚》比之《诗经》，“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篇)北方民族进入中原，无不受到汉语文学的影响。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各族统治者都自觉学习当时先进的汉文化，匈奴刘渊、刘聪国号北汉，刘聪乃至“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有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晋书》卷102，刘聪载记)蒙古族史诗《格斯尔》就源自藏族史诗《格萨尔》，而后又加入本民族的生活故事和地域风情而创作。近代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的名作《一层楼》《泣红亭》受到曹雪芹的《红楼梦》的影响而发展了本民族的小说创作，当代汉族诗人闻捷的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借鉴和吸收有哈萨克族民歌见出鲜新的民族风格，等等，这都是人们所熟知的。

　　中国文学应该涵盖

　　我国版图内的多地区文学

　　以往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由于受到王朝正统观念的影响，重视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区的文学，而不同程度地忽视边缘地区的文学，因而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往往不完整。我们在通史的编写过程中，比较注意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比如对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以往对前凉、西凉和北朝文学研究不够；对宋代文学的书写，也缺乏对辽、金、西夏文学的研究；对现当代文学的书写中，对沦陷区文学和台港澳文学也往往匮缺。实际上，建立北朝的各民族，包括匈奴、羯、氐、羌、鲜卑等族都有许多作家各有文学的贡献。而辽、金文学更不容忽视。契丹族所建辽帝国，东至于海，西达中亚，横跨数千里，不独培养了耶律楚材等诗文并备的大家，即如故事传说中的萧太后——萧观音，也皆有诗歌创作。元好问是金人而为鲜卑后裔。他的诗文成就，已为评家所公认。不但古代吐蕃、南诏、大理等国的文学应受到重视，当今台港澳文学同样应该被重视。在如今中国版图内的各地区文学，都应是我国文学史应予书写的对象，各地区的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都以自己的特色而显示各自的贡献和独特的历史价值。这首先表现在，不同地区的文学不但因民族不同而构成语言表达的差异，如中原等历代中心地区的文学长期都以简要的古文为文学的表达工具，而少数民族地区则基本以口语为文学的表达工具。这样，他们的诗歌就显得更为生动活泼。像唐代生活于新疆地区由回鹘所建喀喇汗王朝的大诗人艾卜·奈斯尔·法拉比所写的诗句：“那光芒赐予我一个启示，满足了心愿，好似在空中飘游。在那早已隐为荒漠的古国，我信步其间，似采摘园里的果核。”其次，还因地域自然环境和经济发达程度、政治体制、文化观念、生活习俗等的差异，而使各地区文学的题材、主题、形式和风格都有所不同。以南北朝为例，北朝文风贞刚质朴，而南朝文风绮靡艳丽，就不仅与南北自然环境有关，也与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所带来的战争生活和风俗习惯分不开；而南方的气候使四季草木繁盛，物产丰盈所带来的舒适生活和吴侬软语等当地文化的诸多因素，也必然使它的文风有异于北方。当今台港澳文学与大陆相比，各自的特色也至为明显。而中国文学历史发展中所表现的多彩多姿，正与多地区文学各具特色分不开。中国文学史著作应该努力描绘出不同时代文学分布的完整地图，从中可以见出文学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探讨所以如此的原因，从而更深刻地认识文学发展的规律。

　　中国文学在其历史发展中

　　受到多元文化影响

　　文化是文学的重要土壤。过去我们较多认识到中国文学受到儒道释三家文化的影响。我国从春秋战国以来，诸子并出，百家竞起。其后经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孟子等所创的儒家学说就一直成为超稳定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而老庄的道家学说也不断被传播，在唐代甚至被统治者所崇奉。东汉以来从西域传来的佛教教义，也获有广泛的信徒。以提倡入世的儒学为主和以寄托于出世与来世的道、释为辅，彼此相互渗透，构成了两千多年中国人奇特的心灵世界：使人们得意仕途时沿着封建等级与秩序努力奋斗，失意时又能归隐而藏身于超脱功名利禄的精神家园，憧憬于虚无缥缈的世外或来世。正是这种意识形态有效地维系着封建社会长期的统治。我国文学的发展中，人们不难看到上述儒、道、释三家的强大精神影响。但历史上，伊斯兰教的思想影响也不容忽视。明清以降，西方基督教的影响也日见广泛。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西方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大规模进入中国，特别是体现两者更高层次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广泛传播，使中国文化又产生了一次空前未有的伟大的质的变化。它对于新时代的中国文学所产生的影响十分广泛而深远。如果不认识中国文化在其历史发展中的多元性，就无法了解中国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所以表现出如此众多的思想倾向性。

　　自然，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中，每个时代又总有它的主元。张岱年先生曾说：“每个时代应有个主导思想，在社会生活及学术研究中起主导作用，同时又容许不同的学术观点的存在。有同有异，求同存异。……同而且异，这是学术发展的规律。”(《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论文化的综合与创新》，《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0页)我国封建时代儒家学说居于主元的地位，而百多年来，批判地继承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作为人类文化结晶的马克思主义所指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成为新时代中国文化的主元。它逐渐主导中国新文学的思想倾向，正属理所当然。而这并不排斥这时期仍有多元文化存在。在文学史书写中，既要突出主元，又要如实地反映多元文化对文学发展的影响。这样的中国文学史才符合客观的实际，也才是贯彻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中国文学总体上在开放创新中

　　日益走向多样化

　　纵观中国文学的发展，神话传说和歌谣是最早的文学品种，也是叙事文学和抒情文学的源头。前者偏于想象和幻想的虚构，后者偏于现实情感的抒发。诗经、楚辞、汉乐府以迄唐诗、宋词、元曲，为历代抒情文学的主要诗体；而自《尚书》《左传》《国语》《史记》以迄汉魏小说、唐人传奇、宋人话本至于明清小说，则为叙事文学历代相承的不同表现。自唐代参军戏、宋金诸宫调到元杂剧和明清戏曲，代表中国古代戏剧发展的脉络。迨至近世，西风东渐，新文学崛起，以白话为表达媒介的新诗、新散文、新小说、新戏剧纷纷登台，更有散文诗、报告文学、传纪文学、杂文小品以及电影电视剧本和儿童文学等新的文学品种络绎问世。这其间或引进外来体裁和形式，或在传统中“推陈出新”，都体现了反对墨守成规的勇于开放和创新的态度。中原文学如不接受楚辞的影响，就难以产生汉赋。唐人小说如非借鉴来自印度佛经故事的变文，恐也难以产生宋人的话本和后来的弹词。设若没有百多年来向世界各国文学的借鉴和吸取，自然也不可能产生新文学的诸多品种和样式。在这过程中，文学题材、主题的拓展，更至为明显。迄今，文学书写已包罗天上地下，鸟兽虫鱼，遥忆过去，放眼未来，乃至穿越历史，走向魔幻，或塑造人物典型，或描绘自然风光，或深入刻画人物心理乃至隐蔽的潜意识。以小说而论，便产生有政治小说、军事小说、言情小说、伦理小说、推理小说、武侠小说、科学幻想小说等多样的品种，各具自己鲜明的主题；而小说形式不独有长、中、短之分，更有微型小说；叙事人称便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和全知全能的人称；文体便有书信体、日记体和杂体。戏剧发展有正剧、悲剧与喜剧，有独幕剧、多幕剧与无幕剧。诗歌则有抒情诗与叙事诗，有政治抒情诗与生活抒情诗，还有讽刺诗、哲理诗、寓言诗、爱情诗、山水诗之别。鲁迅所誉汉唐气象的“恢弘”，正指其胸怀开阔，勇于开放，勇于吸取和引进他国和他民族文艺的长处。在这基础上，根据表现自己国家和民族生活的需要而不断创新，这正是使文学家族不断繁衍，使文学题材、主题、形式、风格不断多样化的必由途径。文学总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社会生活的变化也要求文学创作的不断创新。如果我们不从发展的、开放和创新的眼光来看，就会对我国文学史上“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感到不可思议。而实际上文学的历史演变和出现新的题材、主题、形式和风格，产生新的文体和品类，正是符合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的。

　　中国文学史书写要恰当面对

　　文学观念的历史演变

　　文学观念的演变跟文学自身的历史发展分不开。当人类意识产生之初，文学并未从人类的整体意识中分离出来。只有当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这种分离才有可能。古代神话传说既是人类借助想象和幻想以征服自然界的意识表现，也往往具有一定历史记忆的叙事功能。“女娲补天造人”、“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精卫填海”等神话的传承，又往往与祖先崇拜的祭祀仪式相结合。原始氏族酋长在这类仪式中既是政治首长，又是巫师，也是历史的传说者，在文化传承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相当长的时间里古人把所有以文字记载下来的语言产品，包括神话传说和诗歌，也包括历史记载和政论、哲学等都称为文学。汉代把学术著作称为“文学”，而别称诗赋为“文章”。魏晋时代曹丕的《典论·论文》，所论的文章虽仍然包括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但他毕竟指出了“诗赋欲丽”的特征，似乎意识到文学的审美特点。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相继而出，都越来越深刻地对文学的审美特征和创作思维的形象特点进行了探讨。但尔后直到清代，人们仍然把各种文章概称为文学。到近代，王国维受西方美学的影响，他在《红楼梦评论》中指出《红楼梦》乃“我国美术上之惟一大著述”，“美术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也指出：“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这才使五四新文学运动确立以审美为特征的文学观念，促使人们把一般文章与美文学区别开来，确认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为文学的主要门类，而哲学、历史、政论等著作便不再被视为文学。我们认为，我国文学史编写应当客观地反映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文学观念的历史演变状况。所以，《中国文学通史》于先秦文学除论述具有审美特征的神话传说和诗经、楚辞外，仍然论述到诸子百家的哲学、政论等著作和《左传》《国语》史书性的著作。汉以后，则开始注意将学术著作与文学区分开来，但仍然照顾到学术文章中具有审美特征的作品。到了现代和当代文学的发展阶段，则比较严格地将缺乏审美特征的学术著作排除于文学史书写之外，不再将之继续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只有文艺理论方面的学术著作仍为文学史所书写。我们不赞成将古代的“大文学观念”继续延用到今天，但照顾到历史上文学观念演变的状况，不以今求古，也不以古求今。

　　重视近代转型后的

　　新文学和新中国文学的历史地位

　　《中国文学通史》12卷中，1840年前后的文学各占6卷，其中近代1卷、现代2卷、当代3卷。各卷都增加篇幅，内容更详细。但总体上似有略古详今之嫌。我们经过反复讨论，才决定这样的篇幅比例。我们认为，这其实反映了我国文学发展的由简到繁的历史，也体现了我们对近代转型后的新文学历史地位的重视。我国文学在其长期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战乱等各种原因，文本的亡佚难以避免。但优秀作家的作品，基本均被保留。这为文学史的书写提供了可靠的史实根据。但近代以前，尚乏专业作家。文学的生产与消费规模均无法与后来相比。近代以来，不仅经历了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文学的生产和消费规模与方式，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划时代的变化和超越。随着社会从封闭逐步走向开放，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走向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伟大强国，随着现代印刷技术的发明和不断创新，文化教育和现代出版业与报刊的繁荣，不到200年间，文学的发展突飞猛进，专业作家与文学新作日见其多，读者遍及人民大众，以白话表达的新文学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而且在与世界文学的交流中，取长补短，走出国门，产生了许多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尽管存在发展的曲折，总趋势仍走向空前繁荣。文学内容与形式均因时代的进步而呈现极其深刻的新变。这是1840年前我国文学盛极而衰又重新崛起，走向新的辉煌的时期。其历史成就与贡献，决不可低估。对这时期的文学发展和众多重要的作家作品做必要的论述和评价，是完全应该的，也有助于读者对中国新文学发展历程与具体成就有更清晰的认识。

　　总之，文学史总被学者所不断重写。其中或有认识的曲折，但总体上反映着人们对文学史认识的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国文学通史》12卷在师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力图有更宏大更开阔的综合与开拓，但限于我们的学力和认识水平，疏失与不足自然难免，希望能继续得到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批评和指正。(张  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