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文化就是既给予娱乐又克服娱乐

　　近日，著名作家梁晓声知青文学封笔之作《返城年代》出版，同名电视剧随后也将播出。《返城年代》并不是大家所理解的怀旧作品，而是梁晓声自己对知青作品系列的一个回顾和结局。

　　“返城年代”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而那是中国很特殊的一个年代。《返城年代》以现实题材为出发点，以知青们的返城生活为背景，塑造了以林超然、 罗一凡、何凝之、何慧之、何静之等人为代表的知青群体，借由他们的故事，来展示知青一代的返城生活及命运，人生思考及心路历程。

　　为什么在《返城年代》之后，从此再也不写知青小说？《返城年代》在知青系列小说中，是什么样的地位？为何知青小说在1984年到达顶峰之后，人们逐渐降低了对它的关注？近日，梁晓声对上面的问题一一做了解答。

　　1不再写知青，是因为想说的话说尽了

　　山西晚报：在新书发布时，你说《返城年代》是你最后一部知青作品，以后绝不再写这样的作品，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梁晓声：原因很简单，我觉得自己已经把想说的话说尽了。

　　山西晚报：那以后会写其他方面的书吗？还是就此再也不写了。

　　梁晓声：不会不写，我将会写一些现代的年轻人的故事。

　　山西晚报：有人说，“返城”既是一个大时代的结束，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启航，你传达出那个时代的信息，很明显意在告诫读者：勿忘我们走过的困苦岁月，同时恪守良知。你同意这样的点评吗？

　　梁晓声：我确实有这样一种意愿，今天的年轻人，一无所有的年轻人，看看知青的经历是不是会有一点人生的动力。因为今天年轻人所经受的和我这代年轻时所经受的，有相似之处，都有压力，压力不同而已。

　　我刚返城时，在十一平方米的房子里结婚，住了十年，在筒子楼里做饭，中间调房时，从十一平方米变成十四平方米。返城那代人也会因为房子造成手足 之间闹意见，就像我们在法制节目里看到的，这种伤痕甚至很深。我后来接触过我的知青战友，他们很坦率地跟我说，他们跟他们的兄弟姐妹感情很淡，关系很不 好，就是因为当年他们返城后拖家带口回来影响了人家的生活。让今天的年轻人看，会不会有共同坚韧经历的体验。当年不会有谁家有几十套房子，但当时特权也是 有的，只不过人家住什么房子其他人都不知道，整个社会在当年是不透明的，一个阶层和另一个阶层和许多阶层之间是不透明的，不像今天透明度一下子打通，都能 看到。

　　山西晚报：《返城年代》的主题，就是罪和赎的主题，两者之间的关系你是怎么看的？

　　梁晓声：《返城年代》这部书里确实是讲了忏悔、救赎包括宽容，这里涉及到一个主题，历史罪愆和宽容两者之间的关系。很多人有个不好的方面，在特 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对于自己作为个体完全放弃善良原则所做的事，责任却推给历史，这其实是不忏悔的理由。当一个知青说我当年太革命了、思想简单、太有理 想主义激情时，我会想到他当年肯定是做过什么，他会把那件事当成太革命了，太理想了，我认为这些都是说辞，说明他还没有深刻认识。我还为此写过杂文，杂文 谈到法国大革命时，起义者的队列中，有人的矛尖上挑着少女的头颅(当然我们不能知道这是不是法国大革命中的真实现象，我们只能从著名作家的作品中看)，这 个人是革命者吗，他太革命了吗，如果矛尖上挑的是男人的头颅，我们可能猜想那是他的敌人，如果是一个少女的头颅，这一行为就和任何革命都毫无关系。

　　雨果说革命是必要的，在绝对必要的革命之上有更加绝对必要的人道主义。雨果在他的作品中把人道主义推到了极致，以突显它就应该那么高，我们无法 按照生活真实去评价它。开始时我的作品里确实谈到理想主义，只不过后来就变成了人性理想主义，我也一直强调人性的理想主义，现在全世界也都在强调这一点， 包括美国。美国所有的令人感动的大片也都强调这点，比如斯皮尔伯格的《战马》，当一名英国士兵和一名德国士兵共同救战马的时候，一说需要钳子，德军阵营里 便会有很多钳子扔过来……这一切在大师们的手下为了什么，说到底就是不断地向人类强化这点。

　　人类社会的进步说到底是人类在人性方面的进步，没有此前提的话，其他一切方面的进步，科技的、军事的、物质生活的丰富等等都是杀气。怎样才能达 到，就是要用文化或者文学艺术不断地重复着同一母题，在娱乐的泡沫中不断重复着。重复有没有意义？肯定会有，它的意义在于，一旦这种重复的表述和诠释停 止，人类文明可以在最短时间内退回到原始的状况。我清楚这点，所以会在我的作品中多写这些。

　　2任何一部文艺作品都不负担再现历史的责任

　　山西晚报：在创作《返城年代》的过程中，你最大的坚持是什么？最触动你的又是什么？

　　梁晓声：我在动笔之前也已下了决心，这是最后和知青题材有关的，当一个作家开始创作时，他的头脑中会有一种意图，这种意图就规定了情节、人物命运的路线，有的作家把批判放在第一位，这个路线可能就会带有批判和控诉。

　　电视剧受众会比较多，我也希望人性的元素会有较多的受众。法国作家莫泊桑有篇小说叫《比埃洛》。莫泊桑在批判人性的纠结、小善不为的恶性，完全与作家创作时的意图有关。

　　我在创作《返城年代》时既不断揭示也不断加入温暖，没有其他考虑，只是觉得那样写更合我意，感觉更温暖些。不损伤我批判的性质，这是我写作过程 中坚持的那点。特别触动的是知青当年的那种友爱，林超然和他父亲的关系，还有他的知青战友和他父母的关系。这种人和人的关系并不能说从前人有多么好，现在 把人变坏了。

　　山西晚报：你曾说：“没有任何其他题材能够像知青题材这样自然而然地展现“文革”那十年的历史”。你也曾在一些场合说：“《返城年代》并不是简单的怀旧作品，而是想要回到历史的端点，展现一段真实的岁月”。那么在小说《返城年代》中，你表达了怎样的历史观？

　　梁晓声：我想象不出来有其他的题材能比知青题材更适合表现这个。在我心中，有一个比较纠结的执拗的想法，我始终认为对于“文革”的批判还依然不 够，尤其是在影视方面的呈现是不够的。我的很多同代人是这样的，他们只控诉“上山下乡”，但对“文革”顾左右而言其他，一谈起来就是“上山下乡毁了我”， 对他们来说人生中最黑暗最悲惨的部分是“上山下乡”。而我始终认为“文革”是危害最大的，没有“文革”就没有上山下乡，我批判“文革”就是否定了上山下 乡，这是差别。

　　我并不放大上山下乡的个人苦难。当过分放大一个个体或者一个小群体在上山下乡十年中的苦难是不公的，这样的写作者本身也是一个很低的写作者。我 觉得，上山下乡是“知青们”这个大概念的特殊经历，而“文革”是全国的特殊经历，“文革”耽误的不仅仅是知青这一代。因此，在回顾知青一代的时候，一定是 和回顾“文革”一起，我不可能把“上山下乡”和“文革”切割开来。《返城年代》在大立场上是否定“文革”的，而且这个否定也是应该的，至于否定力度有多 大，这和写成书还是拍成电视剧又是不同的。现在找不到一个题材比知青题材所受到的限制更大，它最好的体现方式不是小说、电视剧，小说、电视剧只能站在人性 的立场上来选取一定的内容，而不能跟受众去诠释，你只能展现。最好的方式应该是口述实录、专题片，但这在中国都还没有。

　　严格说来，《返城年代》体现不了历史，不仅我做不到，别的作家也做不到这一点，不但是在目前的尺度上体现不了，在更宽泛的尺度下也同样体现不了，口述实录和专题片也达不到这一点。任何一部文艺作品都不负担有再现历史的责任。

　　3文化就是既给予娱乐又克服娱乐

　　山西晚报：我觉得《返程年代》这本书的文字感觉非常有画面感，我的感受是，看文字就像是看电视剧一样。是不是一开始写这本书，你就是为拍电视做准备的？

　　梁晓声：呵呵，你把先后顺序搞错了。《返城年代》是先有的剧本，然后我把剧本铺开来写成小说。不是先写小说然后改剧本。所以你的感觉完全正确，它的画面感确实很强，因为是由剧本而来的嘛！

　　山西晚报：有这么一个说法，1984年，被称为梁晓声年，因为那一年你的知青小说受到了所有人的关注。但是在达到顶峰之后，知青小说逐渐式微，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梁晓声：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人们的文化生活日渐丰富，注意力分散在许多方面，不可能再像当时一样，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一个种类的小说上。另一个原因，就是离那个年代越来越远，感受越淡薄。

　　山西晚报：你曾经说过，“在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不能让文化领域变成浮躁的全民娱乐场，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不能做娱乐场的看客。”你如何看待“文化”与“娱乐”之间的关系？为何你会有这样的感触？

　　梁晓声：娱乐这一种习性是连动物都有的，人类是整个地球上娱乐习性最牢固的一类。娱乐很容易使人成为看客，娱乐本身就是看热闹，这是一件非常可 怕的事情，极其可怕。这个习性可以推到罗马角斗场，罗马都有初级的民主了，但人性还处在那么低的阶段。娱乐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在20年前的报纸上，会有女 孩被当街凌辱，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现象，这是不是看热闹？看热闹是不是一种最原始的娱乐？文化就是既给予娱乐又克服娱乐，作家来管社会需要什么，而不是 市场需要什么，社会需要人性、需要忏悔、需要善良……作家就通过作品来给予这些，而不仅仅是给予商业价值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