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华裔女作家张彤禾：漂的感觉未必不好

　　张彤禾(LeslieT. Chang)美籍华裔女作家。曾作为《华尔街日报》记者在中国生活过10年，著有《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如今，她和丈夫彼得·海斯勒(中 文名何伟，著有《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和两个双胞胎女儿定居于埃及开罗。(图/任玉明)

东莞厚街，鞋厂的女工正在赶制出口的女鞋(图/方迎忠)

　　原标题：张彤禾：谁要一个简单的生活啊？

　　“在关于全球化的辩论中，缺失的却是这些工人自己的声音。中国工人并不是一个零件，他们不是因为要为我们生产iPod才被迫进入工厂的，他们选择背井离乡，是为了挣钱、学习新的技能，以及看看这个世界”

　　“我很难描述你这本书里的一个矛盾，你在里面是一个左翼的形象，得出的却是一个右翼的结论，”当万圣书园老板刘苏里第二次向张彤禾表达自己的看法时，张第二次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这是4月9日晚上，北京单向街书店，美籍华裔作家张彤禾从开罗飞到北京(“何伟在家带孩子”，她对出版社一位工作人员说)，参加《打工女孩》(Factory Girls)中文版的读者交流活动。

　　张彤禾1993年开始为《华尔街日报》工作，辗转香港、台北、北京，当了十多年驻华记者，《打工女孩》是她花了两年多时间追踪东莞打工者后完成的第 一本书。吕清敏和伍春明是书中的两个女主人公，她们是张彤禾想写的具有典型流动人口背景的年轻女性：出身于贫困农村，没上过大学甚至高中，十几岁就来到了 城市。

　　199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经济起飞，成了新的“世界工厂”。张彤禾见证了这一切，并专注于报道“中国社会经济的变革如何改变了体制与个人”。当时 她曾就职的《华尔街日报》已经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工厂条件恶劣的稿子，但她对事情的另一面更感兴趣：对一个16岁就出去打工的农村女孩来说，来到陌生的 城市，到流水线上工作，头一次挣到钱，爱跟谁相处就跟谁相处，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你跟家庭的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你的友谊会发生什么变化？你的世界观会 怎么转变？

　　在2012年的TED大会上，张彤禾做了一个“倾听中国工人声音”的演讲。她说，我们这些受益于全球化的西方人常常为此感到内疚：那些在流水线上缝 制耐克鞋的中国女工一小时还赚不了一美元，而那个加班组装iPad的中国小伙子因为不堪重负选择了跳楼——全球资本主义对于廉价劳动力的追逐造成了这些压 榨，而每一个消费这些产品的人被背负原罪，但是——

　　“在关于全球化的辩论中，缺失的却是这些工人自己的声音。”张彤禾说，“中国工人并不是一个零件，他们不是因为要为我们生产iPod才被迫进入工厂的，他们选择背井离乡，是为了挣钱、学习新的技能，以及看看这个世界。”

　　张彤禾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工业造成了工人与他们制造的产品相分离，流水线上的工人对整体产品缺乏理解、缺乏热情，也缺乏控制，最终 让他们自己也成了一件产品。“可是他错了。工人们用他们挣的钱去做了什么，他/她在那里学到了什么技能，以及他/她如何被改变，这才是重要的。”

　　至此，人们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刘苏里提出的那个疑问：为什么张彤禾以一种左翼的姿态(“倾听工人的声音”)得出了右翼的结论：资本主义全球化实际上带给了这些工人改善自己境遇的机会。

　　这是一个多少有点化约的概括。虽然基调上颇为乐观，但《打工女孩》呈现了更复杂的现实，比如打工者的困顿和迷茫、羞辱和抗争，比如，在东莞无数的工厂和流水线上，“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人失去联系”，当然，还有这座城市本身。

　　对于外面的世界，东莞仿佛是隐形的。张彤禾在北京的朋友大多曾路过这里，但所记得的只是无穷无尽的工厂和妓女。在张彤禾笔下，这里成了中国的一个隐 喻，“似乎铆足了劲要把中国最极端的一切都表现出来。拜金、环境破坏、腐败、拥堵、污染、噪音、卖淫、不良驾驶、鼠目寸光、压力巨大、拼死拼活、杂乱无 序：如果你能受得了这儿，那到哪儿你都能受得了。”

　　在先说了一句“对不住”后，张彤禾对刘苏里的疑问做出了自己的回应：“我对这些知识分子的讨论，有时候没有太多耐性，因为你到最底层去看事实，不是 你想象的那样，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们不用花那么多时间来说这个事情是左还是右，帮政府说话还是攻击政府，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些东西有人 可以谈，但别的东西我觉得更有意思。”

　　2007年，在中国住了10年后，张彤禾与丈夫何伟(Peter Hessler)各自带着一大堆调研材料回到美国，他们选择住在科罗拉多州。“一个很小的镇上，我在一个房间里写东莞，他在另一个房间里写丽水。”何伟完成的那本书就是《寻路中国》。

　　张彤禾与何伟都瞄准了中国版本的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变化，并且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故事，不同处在于，对于这种“无限制的资本主义模式”，张彤禾看到 的更多是它对个人行为的积极影响，“打工女孩的命运转折点永远是她向老板发难的时候。那一刻她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从人群中脱颖而出，迫使这个世界将她视 为独立的个体。”而何伟则有更多的保留。他把中国的城市化与19世纪美国大发展时期相比，当美国的新型城镇刚刚开始成型时，第一拨居民往往是商人和银行 家，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律师。然而，中国的新型城镇存在的，只有商业这一样东西，却很少有社会组织现身此地。“没有私人报纸，没有独立的劳工联合会，宗教 也许会在个人层面得到繁荣，可在组织层面上却相当弱小。”

　　许 多人问张彤禾为何在书中较少涉及政治，她解释说，在调研中，她放弃了新闻采编的程式技巧，不再写一堆问题逐个问过去，“我发现最好的方法就是跟她们度过一 天”，“我只是对打工女孩们愿意谈到的话题做出反应。而有关政府的话题从来都不会提起，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你知道她真正介意的是什么。”

　　可是这样的做法也隐藏着风险：如果“不谈政治”也是一种政治的话，那你就必须考虑，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内化了这种“政治”以及他们无力改变的社会现实。

　　这或许正是刘苏里这样的知识分子希望揭示的话题，但却未必是张彤禾们的兴趣，怎么说，他们也只是一个外国的观察者，他们可能有自己的希望和祝愿，但改变却需要我们自己来负责。

　　那场交流活动进行到最后，有一位农村出身、毕业后要从事劳工工作的学生说：“您(张彤禾)可能看到的是绝对意义上的改善，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思考者来讲，他可能会觉得这是不是(足够)合理。……如果大家愿意做这个事情，希望我们一起来努力。”

　　有自由、有选择还是比较好

　　人物周刊：1990年代初毕业后，你去了捷克，在布拉格工作，捷克当时剧变不久，关于个人和集体这种关系，当时捷克和中国有没有可比性？

　　张彤禾：应该说蛮不一样的。因为那个革命是政治的革命，一下子，共产党就从执政者变成敌人或者是开玩笑的对象。我认识的很多朋友，过去生活特别无聊，工作就是混着，也不能出国，多半时间就是和朋友一起喝酒听音乐，有时谁找到一本从外国来的书，然后大家都很专心地看……忽然就完全变了，昨天坐牢的人今天就可以当总统了，所以这样的革命感觉特别起劲。我去那儿已经是1991年，革命已经过了两年，事情发展得也很快，刚开始觉得进了天堂，什么都可以(做得到)，但我到那儿时他们其实已经有了一些失望，比如说很多过去在共产党制度下成功的人现在还是可以成功，有人就说，为什么我们有了一场革命，换了一个帽子，换了一件衣服，这些人还是完全一样？

　　但在中国很不一样，因为这个革命不是政治的革命，而可以说是经济的、社会的革命，或者是一种个人心理的革命。过去你的生活什么选择都没有，可能现在真的有很大改变，然后每一个个人有他自己经验到的一种解放。这不是很典型很传统的革命，但这种个人的革命也非常重要的。

　　人物周刊：革命后人们获得了自由，但也伴随着混乱和无序，所以有些人就会怀念那种安全感和稳定感。

　　张彤禾：那时有些年纪大的人真的是怀旧，比如共产党统治时，生活比较舒服比较稳定，但现在很混乱，过去你的朋友可能做官了，或是很成功了，他跟你还是朋友吗？或是你们的利益不一样，条件不一样了，这样的变动给很多人带来不安。一些年轻人则说，过去我们没有自由，但我们有很多时间，可以读书，可以聊天，可以写我们真正想写的东西，虽然可能登不出来，但朋友之间可以写。

　　人物周刊：萨米亚特(东欧的地下文学)。

　　张彤禾：对。可现在我们有自由了，但也有经济压力，还是不能写我们完全想写的，因为需要卖书或是卖文章，有了市场的压力或是有时间的压力。所以虽然这个世界比较好，但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理想，也有很多东西我们现在没有了。又比如说埃及，当然埃及还在进行中，我们不知道会发展到怎么样，但是现在很多埃及人都说穆巴拉克的时代比较好，因为过去其实他也做了一些事。现在一团糟，没有安全感，每个人都有故事：谁被偷了谁被抢了谁被打了。这些现象很普遍。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在自由状态下反而不适应的这种现象？有人用“失重”来形容这种感觉。

　　张彤禾：我觉得有这样的反应很正常。但我很不愿意发言，因为这不是我的国家，我只是在观察。我觉得民主就是这样：你有很多选择，但有一些是很不好的。不过，有选择还是件好事。你可以选择出国，你可以选择待在家里读书，你可以选择干一份你不喜欢的工作但是赚一些钱，然后用这些钱去做你想做的事。只是因为你有很多选择，事情变得很复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很复杂，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啊，生活就是有选择、有困难、有挑战、有失败，但过了这段时间你会学会更多：你是谁、你想做什么，我觉得这样的锻炼是很值得的。

　　人物周刊：所以打工女孩从老家来到大城市，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么一个转换过程。

　　张彤禾：对，我觉得她们也是这样。差别是你很少听到一个打工者说，啊，我很怀念村里，她们不会说这种话，可能太年轻没有想到这么多，但我觉得她们就是很固定的一个想法：我要离开农村，我不要做我父母做的事，这就是她们生活的第一个规则，就是完全不要回到那种生活。所以在这样的想法下，虽然你在城市里很困难，有很多挑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她们还是知道这个比我过去的好。有自由、有选择还是比较好。

　　人物周刊：那种“一定要出去”的想法，有没有可能也是未经思考的，或者说有盲目的东西？

　　张彤禾：我觉得不能说盲目，她们通常出去都有一些计划，当然一开始这个计划可能很模糊。通常他们不会去一个完全不知道的地方，有可能时，亲戚、同乡、朋友会在外面帮你介绍一个工作，然后从那儿你就开始学，开始打听哪个厂比较好，什么样的行业比较好、比较适合你，你将来想怎么做，虽然说这也是集体行为，但在这个集体行为之下每个人都要做自己的决定，因为你不能跟这些人一起混下去，你还是要靠自己找一个工作。

　　可能中国的宗教就是进步

　　人物周刊：你在书里写，你在东莞碰到在几乎每个人都是奋斗者，你觉得为什么大家都这么相信自己会更好，明天会更好？

　　张彤禾：我觉得中国现在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每个人的生活里都有很多困难，可能是腐败、混乱、压力什么的，但你问所有的人，你现在的生活跟10年前比起来有什么变化，可能除了那些在国企工作后来下岗的群体——当然这是很大的一群人，别的人都会说我过去不如现在，下一步就是说我明天比今天更好。这可能是中国的宗教吧，就是progress(进步)，明天会比今天好。虽然大家都有很多批评，对政府、对社会都有很多批评，但是基本上这个想法是存在的。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这种进步的宗教？

　　张彤禾：我觉得，你要看中国的历史啊，过去这一百年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机会？没有。所以很自然人们现在有这样的看法。当然不是说不要批评，不是说大家都要傻傻地很高兴，但是这个国家现在处在这个阶段，很好啊，事情确实是在改善，跟住在美国、住在欧洲不能比。特别是在欧洲，他们现在有一种很沉闷的情绪，很担心他们的未来，因为他们有很强的观念，认为过去比较好，明天会不好，这是很不健康的一种气氛，特别是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而你已经像一个老人一样站在最高的地方，往前看都是要下降的，这样的感觉是很不舒服的。

　　人物周刊：你的书里对成功学的描绘也很有意思，比如那本《方与圆》，你说它是对美国自助类书籍的颠倒，它不鼓励你自我发现，而是教你欺骗，教你阿谀奉承等等。这种价值观在东莞的影响是什么样的？

　　张彤禾：我觉得这样的书就反映了人们现在的想法。所以不是说书造就了人们的想法，而是人们的想法造就了书。

　　人物周刊：与这类书相关的就是东莞的各种教人自我提升的培训，比如白领班。你在书里判断，东莞发生的中国教育的秘密革命，你觉得这种教育是一种好的教育吗？

　　张彤禾：当然有很多问题，很多都是错的，或是一些莫名其妙的内容。但你看它的作用，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它的作用就是真的让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工人，让她们有一些自信去找一个更好的工作。白领班毕业的时候，许多人没有参加毕业典礼，因为她们已经找到更好的工作，这就是这个班的作用。

　　昨天也有人问我理想的教育应该是怎么样。我不想谈到理想，因为没有理想，只有事实。事实就是说这些课给了她们一些帮助。如果你真要帮她们，你可以在东莞建一个很好的、很有标准的、很有系统的学校，在32个镇每个镇建一个学校，也不要免费，如果你是免费的，她们就不会把你当回事儿。如果你是个想要帮助她们的有钱人，你就这样做，她们不要你告诉她们有什么权利或怎么办一个工会，这完全不现实，但你给她们这些工具，比如怎么用好电脑，这给她们的帮助会很大很大。

　　人物周刊：这里面有个好玩的事儿，假如你只看这些成功学的书，比如只看《方与圆》，很多知识分子肯定会觉得，完了，这些错误的价值观肯定会对她们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但那些女孩有自己选择性的接受。

　　张彤禾：英文有一句话，Take it with a grain of salt(当作佐料，不必全盘接受)，你不要以为他说每一句话，她们就跟着他那样做，她们不是笨蛋，她们会看她们需要用的，把他讲的变成自己的东西。她需要学她就学，她不需要就丢到一边不管了。

　　这就是她们的现实，她们必须这样做啊。她每天都要判断什么是有用的，比方说听说这个工厂很好，要去调查是不是真好——可能薪水很高，但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等等。所以她们不能看face value(票面价值，表面价值)，她要做很多判断。

　　我常常觉得中国知识分子跟普通人的距离很远很远，他们常常觉得这些群体没上过什么学，你告诉他什么他就做什么，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你在农村里过一段时间就会觉得，哇，村里的生活才复杂。我觉得这些打工族也是这样，她的想法很复杂，因为她必须这样，如果不能观察这些复杂的事情她就不能生存下去。

　　人物周刊：我以前采访何伟的时候，他说发现自己很难和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密切的交往，因为他们纠缠于历史和政治，喜欢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外国人，相反工人和农民比较容易打交道，因为他们非常务实。你们谈过这个话题吗？

　　张彤禾：嗯，我们是有这个感觉。他是比较早跟很多这样的人当朋友，我一直在北京，工作上认识到的人，很多都是记者、学者或生意人，到东莞后才开始真的跟普通工人关系比较近，真的了解她们，跟她们是朋友，然后我发现跟她们沟通很轻松，她不会问我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她不担心这么多。

　　我们两个人常常谈这个。何伟的父母可以算是知识分子，小时候他家里有4个孩子，不是很有钱，他爸爸是偏左的，特别不喜欢有钱的人，特别不喜欢在银行工作的人或是在华尔街投资的人。所以我觉得何伟可能受到一些这样的影响，我可能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不会觉得一个人有钱还是没有钱就天然地好或不好。看每个人。

　　漂的感觉未必不好

　　人物周刊：你在书里写，打工女孩不再会回农村种田，但其实城市里也很难接纳她们，让她们产生家的认同。

　　张彤禾：我觉得她们每个人都需要知道她们的根在哪儿，她们的家在哪儿。她们现在不会把村子看作家，她们需找一个新的家，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因为你可能在东莞住上10年，还是不觉得那是你的家。我遇到的一个人很典型，她在东莞住了20年，结了婚，有两个孩子，孩子都上很好的学校。但她的户口还在广西，我说为什么，她说，东莞不是人住的地方。唉，她住了20年还不把东莞当作家，但她也不会回广西农村了，所以家只留在她心里，而不是在世界上的一个地方。

　　人物周刊：中国是有非常大的群体两头都没有这种家了，rootless(无根的)，这种漂着的感觉。

　　张彤禾：对，但你说rootless，我觉得是心里的rootless，而不是说她在城里漂来漂去，她在城里是很固定的，有房有车，小孩上很好的学校。但她心里、感情上还是有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美国也是这样，美国是从rootless这个概念开始的，很多人也批评美国的这个文化，你什么地方都不算家，大学毕业后就混来混去，从这里到那里。但这也很好啊，每个人有选择，像我老公和我就是漂来漂去，我们很喜欢，但以后孩子大一点了，我们可能会选择在美国一个地方固定下来，让他们在一个地方读书。重要的是他在社会上、经济上有机会，如果是这样，那他心里有一点漂的感觉，不是很不好的事儿。

　　人物周刊：你对家这个字眼是怎么理解的？

　　张彤禾：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久，就是我的家在哪，家对我有多重要。我小时候感觉家就是我父母的家，我觉得他们的家在中国，因为他们的父母在那儿，他们的回忆也在那儿。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才发现家只在他们的心里，家是他们回忆里的中国。但他们已经离开中国60年了，他们心中的那个中国……已经没了。他们来中国会遇到很大困难，还需要我去教他们很多东西，比如怎么跟人家说话。但另一方面，他们在美国也住得很开心，我妈妈住在加州圣迭戈，她信教了，在教堂也有一些很好的朋友，她说，现在这里终于感觉是我的家了。她今年75岁，然后说这是我家了，我觉得有这样长的一个过程，也很丰富啊，生活本来就不是很简单的，谁要一个简单的生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