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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沛德:留下几帧真切的史影

——一个记录者眼中的周扬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4月19日10:56 来源:中国作家网 束沛德

  中学时代,我就爱编编写写,立志长大后做一个新闻记者。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夜,我如愿考进复旦大学新闻系。

  进入复旦不久,就与学生会、团委会的宣传工作结下不解之缘,一直担任团委宣传部长、思想改造学习委员会宣教组长等社会工作,对宣传鼓动工作逐渐有了兴趣和热情。由于参加校园里红旗手文艺社的活动,参与编辑复旦大学校刊副刊,加上选修中文系许杰教授的“文艺批评”课,我又对文学编辑工作和文艺理论工作有了跃跃欲试的激情。即将毕业之际,原来学校党组织打算把我留校做青年团(共青团)的专职干部。我却在毕业生调查表上填了三个志愿:一是文学编辑,二是文艺理论研究,三是党的宣传工作,唯独没填组织要求的“青年工作”。那时,胡乔木、周扬是我心目中的旗帜,把他们当作我学习、效仿的榜样。我一心一意、执着追求成为一个以笔为武器的文化战士。

  真是无巧不成书。临近毕业分配,政务院文委的一纸电文,要求复旦大学把新闻系应届毕业生全部送中宣部干训班学习、进修,从而改变了我留校搞青年工作的命运。我如鱼得水似地跨进党的宣传工作的门槛。

  难 忘 的 一 课

  我和同班同学40多人于1952年8月底到北京西单捨饭寺中宣部干训班报到。刚过了一个星期,干训班举办的专题讲座请来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的周扬讲第一课,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对文艺的基本观点》。在这之前,我虽然已读过周扬编选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及《新的人民的文艺》、《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论赵树理的创作》等论著,但一直无缘识荆。在干训班礼堂,第一次见到心仪已久的周扬。当年周扬才44岁,年富力强,仪表堂堂,气宇轩昂,讲起话来,提纲挈领,条分缕析,滔滔不绝,头头是道。他留给我的最初印象,确是一表人才,一位卓越的宣传家、文艺理论家。

  我“文革”前的工作笔记、学习札记差不多都散失了,但如今手边还保留着一本“中宣部干训班笔记本”。薄薄的24开练习本,浅蓝色封面已褪色,上、下角也褶皱破损。打开这本笔记本,第一页记录的就是周扬讲话。他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是文艺与群众相结合的问题;二是正确对待文艺遗产问题。他满怀激情地说:现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即新的人民群众的时代。文艺要全面地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要与群众的思想感情相通。文艺要通过形象真实地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思想、感情和愿望,帮助群众、鼓舞群众推动历史前进。他明确指出,中国文艺有伟大的现实主义传统。为了表现新的人民的时代,就要采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要在革命发展中描写现实,真实反映生活中的矛盾与斗争,并把它与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他还特别强调,新时代的作家对人民负有责任,必须考虑写出的作品是对人民有益还是有害。教育人民,首先是教育青年。要像苏联优秀作品那样,努力培养人民新的道德品质,培养青年坚强的意志,让他们生气勃勃,不怕困难,勇往直前。

  在谈到批判地继承民族文艺遗产时,周扬反复强调,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遗产极为丰富,并有着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新的人民的文艺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批判地继承、接受民族文化遗产的民主性、人民性的基础上发展过来的。如果不尊重民族的优良传统,新的文艺就不能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他谈到,每个民族的文艺都应当有表现自己民族特点的民族形式。创造性地学习、掌握民族形式,文艺才能更好地到群众中去。学习民族形式,并不是要文艺工作者都去演京戏,做五言、七言诗,而是要学习它的人民性,认真研究人民群众的语言,了解、掌握一个民族广大群众共同的心理状况和他们的生活习惯、风俗。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真正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作品,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周扬这次讲话紧紧抓住文艺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正确对待民族文艺遗产这两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对文艺的基本观点,让我们这群刚出校门的青年知识分子、初学写作者对文艺的性质、方向、作用、任务,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精髓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对我来说,这是终生难忘的一课,毛泽东文艺思想可说是从这个时候起在我心灵深处更为牢固地扎下了根。

  真没料到,时隔不久,我的又一梦想成真:在干训班学习才一个月,丙班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说是组织上决定让你去给周扬同志当秘书。我进中南海西门,到中宣部报到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的严文井对我说:已同周扬商妥,让你先随我到全国文协(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工作,熟悉文学界情况,当周扬秘书一事以后再说。这样,1952年11月,我就跨进东总布胡同22号作家协会的门槛。我在《我当秘书的遭遇》(见拙著《岁月风铃》)一文中,已具体记叙了周扬当年对我的谈话、布置的工作以及我如何被卷入“反胡风斗争“风暴的前前后后,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只是还有二、三事,刻印下我初识周扬的难忘印象,值得补记上几笔,为文坛留下一帧史影。

  尖 锐 的 批 判

  1952年9月至12月,中宣部主持召开了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这个讨论会是周扬写信请示周总理,经总理批示同意后召开的。开讨论会的意图是要认真地帮助胡风,努力争取他在文艺思想上转变和改正自己的错误。讨论会一共开了四次,我走上全国文协工作岗位不久,作为工作人员(记录)参加了12月11日、16日召开的第三、四次。对这两次会,我在致友人书中有如下记载:

  “胡风的思想批判现正在党内进行,由中宣部领导。他已检讨了三次,在基本问题上都不肯承认错误,真是顽强的小资产阶级。现已开过一次批判会(指12月11日召开的第三次——笔者注),由周扬主持,参加的有:冯雪峰、何其芳、林默涵、严文井、周立波、陈企霞、阳翰笙、邵荃麟、胡绳、田间、艾青、王朝闻、王淑明、张天翼、葛琴、萧殷、杨思仲(陈涌),还有过去的以胡风为首的小集团(胡风、舒芜、路翎)。我和陈淼担任记录,因此也有机会参加了。能参加这个会,真感到幸运。

  胡风的错误是非常明显的,是无产阶级文艺思想与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斗争,是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是无产阶级现实主义与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现实主义的斗争。”

  ——摘自1952年12月14日致友人信

  “胡风文艺思想座谈,16日又开过一次会。周扬、胡绳、邵荃麟意见都提得非常尖锐。但胡风确是顽强的小资产阶级。最后他发言时,仍没有检讨什么,都是一些解释。现在这个会不打算开下去了,要他写成检讨文章,考虑发表,展开群众性的批判。”

  ——摘自1952年12月27日致友人信

  流光易逝,距离召开上述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至今已过去整整一甲子。参加讨论会的文坛前辈们,除杨思仲(陈涌)如今还健在外,其余的20多位都先后谢世了。担任记录的陈淼也早已逝世,我也成了八旬老人。

  作为一个亲历者,根据会上的讨论情况,在致友人的信中,简明扼要地写下了我的主要印象。当年我是一个年轻的文学工作者,虽然在中学时代,从1948年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上也约略知道一点邵荃麟、胡绳等曾对胡风文艺思想展开过批评;但总的说来,对胡风文艺理论是不甚了了。因此,毋庸讳言,那时我是毫不怀疑地接受、信服周扬、林默涵、何其芳们对胡风的批判的。至今我脑海里还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1952年周扬等对胡风的批评虽已很尖锐、严厉,并已认定是文艺上的一个小集团,但主要是批判他在文艺思想上反毛泽东文艺思想、路线,而在政治上仍然肯定胡风一直是跟随党,与党站在一起的,是党的同路人或把他看作“党外布尔什维克”。只是又过了两三年,胡风向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呈送《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随后《人民日报》公布《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胡风问题的性质才一步一步从文艺小集团、反党反人民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派别升级为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从周扬1952年下半年在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上的发言,到1954年12月在全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上的报告《我们必须战斗》,到1956年3月在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可以清晰地看出:周扬对胡风的认识,大体上也经历了上述这样一个过程。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胡风集团”一案的平反,扣在胡风头上的各色各样的政治大帽子才一顶一顶地摘下来。

  反胡风集团斗争结束了我当作协党组秘书、周扬秘书那段经历。从那以后,近距离接触周扬的机会少了。但他在大会上作报告,在座谈会上讲话,还是有机会聆听的 。即使1959年我调离北京到河北工作后,由于天津离北京很近,加上1961年后我又在河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因此周扬的一些重要报告,如在第三次文代会、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华北话剧、歌剧观摩演出会、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报告等,我都从天津赶往北京当面聆听了。至于他来河北、天津视察,在河北省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与河北部分作家座谈,我也都在场。有一次,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远千里还曾让我去大理道天津市委招待所看望来津调研的周扬,向他汇报河北作家的创作情况以及省里举办革命歌曲演唱会等相关情况。总之,在十年浩劫之前,周扬一直是我心目中最权威的文艺界领导人、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政策最权威的阐释者、实践者。

  难 产 的 报 告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作协恢复工作,我又从河北调回阔别近20年的作协。参加了一段作协落实政策的复查工作后,从1979年2月起,被抽调到筹备四次文代会的文件起草组工作。

  四次文代大会是粉碎林彪、“四人帮”后,我国各路文艺大军胜利会师、在新长征中的第一次盛会,是我国文艺战线一次十分重要、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中央对这次大会极为重视,早在1979年初,就将召开四次文代会列入工作日程,着手抓大会的筹备工作。2月12日,文件起草组正式成立,冯牧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他说,胡耀邦要求在3月15日左右拿出一个2万字的报告稿来。报告一是总结经验,讲文艺战线走过的道路,二是明确提出今后文艺的任务。按中央的安排,准备将四次文代会与纪念“五四”60周年的会同时开,届时请邓小平副主席讲一次话。

  由于时间紧迫,文件起草组很快积极投入战斗。在冯牧等的带领下,看了一些文件,听了一些报告,作了一些调查研究,并几次拟出报告提纲和报告初稿。但由于中央忙于抓理论务虚会、人代会、“五四”纪念会,加上文代大会的报告人迟迟没有定下来,报告的框架、内容无人拍板,因此完成报告的时间就拖延下来。从2月到8月,半年之中,文件起草组的办公地点先后搬迁了七、八次,从礼士胡同、国务院二招到向阳一所、市委招待三所,从外国实习生招待所、北京军区后勤部招待所到东四旅馆、颐和园清华轩。这段时间,我重温了一系列有关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文件,参与有关总结建国以来文艺运动经验的讨论,思想上获益颇多,为今后从事文学组织工作做了较好的精神准备。同时,享用了半年多会议伙食,身体原本单薄的我,体重由52公斤骤增至60公斤,精力更加充沛了,这也可说是一个附带的收获。

  1979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中宣部召开了多次有关文艺问题的座谈会。会议主题是迎接四次文代大会,围绕如何开好大会,请大家发表意见。文艺界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期间,8月4日周扬发言时,胡耀邦才插话明确表示:中央已同意,文代大会的报告由周扬来作。在这次座谈会上,胡耀邦谈到大会报告的内容应包括三部分:一是回顾30年来的文艺发展,充分肯定成绩,肯定文艺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军;二是讲新时期文艺战线的光荣职责,要回答一下当前讨论的若干理论问题;三是谈文联和各协的工作,着重谈一谈组织、体制上的问题。周扬在这次会上,讲了三点意见:一是用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自我批评、寻找规律的精神来总结经验;二是对建国以来30年的文艺要有一个恰切的评价,我不赞成说十七年有一条“左”的路线,但有“左”的、右的错误,要讲一段30年的缺点,要讲得恰当;三是对文艺形势的估计,总的说形势很好,对青年作者、伤痕文学,一要鼓励、支持,二要帮助、引导。要搞好文艺领导干部与文艺工作者的关系。

  1979年8月6日,胡耀邦同志召集参与文代会报告起草的林默涵、陈荒煤、冯牧、吴江、林涧青等谈话。在这次会上,耀邦进一步明确文代会报告可分三部分:一、文艺工作几十年历史的回顾。肯定文艺的成就和作用,夹叙夹议,总结经验,30年的缺点要作一点自我批评,但不要展开。二、新时期文艺伟大的历史使命。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多品种、多方面充分发展;发展新的创作,提倡深入沸腾生活,反映四化,也提倡老人写自己熟悉的;满足人民需要,普及提高,促进农村文化,扶植发展多民族文学。三、光荣的职责。文联和各协要办成自主、自理、自治、独立的组织。耀邦谈话的第二天,8月7日,周扬又召集负责执笔起草报告三部分的林默涵、陈荒煤、冯牧谈话 。在这次会上,周扬表示同意耀邦谈的报告的基本结构。同时,他又明确提出:第一部分要讲清几个关系问题,即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文艺与传统的关系,文艺本身的内部关系,也就是艺术的规律、特点。第二部分首先要讲解放思想,从林彪、“四人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小生产者、教条主义、前苏联的思想影响下解放出来,要改变眼界狭隘的问题。少用口号或不用口号,着重讲文艺如何转到适应时代上来,根本点在适应群众。第三部分要谈体制改革,文联自主,不要政府化、机关化。

  在这之后,又隔了一周,8月15日周扬对文件起草组全体人员谈了他对“报告”的意见。我在日记中有以下记载:

  “1979年8月15日(阴雨连绵)

  上午到颐和园清华轩听周扬同志谈对文代会报告的意见。耀邦责成林默涵、陈荒煤、冯牧负责起草,分三部分,一人写一部分。周扬身体不好,血压190/100,头晕,勉强坚持工作,上午谈了两个多小时(8:30——11:00)。下午原来让他好好休息,他坚持谈完,又谈了一个多小时(3:00——4:15)。谈完,即由苏灵扬、谭小邢陪同回城进医院。

  林默涵、陈荒煤、冯牧、孔罗荪、许觉民、张僖、苏灵扬、丁宁、江晓天、徐非光、林涵表、刘梦溪、郑伯农、马联玉、刘庆库、唐因、杨犁、古鉴兹、束沛德、苏中、谭小邢、苏承德、小戴等参加今天的会。”

  周扬这次谈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成竹在胸,清晰而系统地讲述了他对文代会报告的框架、内容、结构的看法和要求。今天看来,虽然其中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思想桎梏,但总的说来,这次谈话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这个重要报告定了调,决定了它的基本面貌。我的笔记本上留有这次谈话的详细记录,现将要点摘抄如下:

  这个报告是政治性的,实际上是代表党来作报告,要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它又是关于文艺的报告,对象包括文、音、戏、美、影各方面的代表和各地宣传部长、文化局长 ,要力求写得更文艺一点,更生动、具体一点。

  报告开头要讲一下大会是在什么形势下召开的。从一次文代会到现在已30年。30年,是伟大的30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也出现了历史的曲折,不是风平浪静的。我们这次大会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要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一心一意搞四化这样的形势下召开的。文代会要开成一个同心同德、和衷共济的会,开成一个实事求是、总结、交流经验的会,一个发扬民主,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的会,一个心情舒畅、斗志昂扬的会。

  报告分三部分,一总结经验,二谈今后任务,三谈文联、各协的工作。

  第一部分  总结30年的经验。

  总结经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必须要作。不是为总结而总结,而是以过去为戒,温故而知新,主要是为了当前和今后,为了更好地前进。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断变革、不断发展的社会,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搞社会主义有很大的盲目性。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也搞了30年,也有盲目性,也就是还没有找到规律。中国的文学艺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倾向,从“五四”就有了。特别是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所以不能说我们一点经验也没有。一是工农兵方向。进城以后,第一次文代会上发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是对的,现在也不应该否定它。后来有点绝对化了,比如提出“工农兵电影”,可以说是简单化了。服务对象应当很广泛,《讲话》以后,要求文艺与新的群众相结合。结合得好,文艺就发展、前进;结合得不好,文艺就停滞、倒退。要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去总结经验。二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不能离开政治,但要弄清从属于什么样的政治,怎样从属政治。政治不能从属于少数野心家、阴谋家、严重官僚主义者的政治。怎么从属,不能取消艺术特点,变成政治的传声筒。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从根本上讲,就是文艺与党的关系、与人民的关系。政治领导文艺,党领导文艺,要按照文艺的规律来领导。怎么领导好,这问题还没解决。

  在这一部分要讲清楚建国以来文艺战线上的批判、斗争对不对?不能说这些批判、斗争是毛主席亲自发动、指挥的,就都对。实际执行上也会有错误的。要讲斗争的重要性、必要性,找历史的根据、原因,不是为错误辩护。我认为应当肯定解放后文艺斗争的必要性、重要性,它的影响不限于文艺方面,是争取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学术、文化领域里的优势,关系到意识形态要不要与社会主义经济相适应。但这些批判、斗争混淆了人民内部是非与敌我问题的界限、思想与政治问题的界限。批判胡风,批判丁玲,混淆了两类矛盾,批错了。同时,采取行政的、运动的方式解决思想问题,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再一点,在争取马克思主义优势的同时,发生了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

  文艺战线的批判、斗争,对文艺的发展起了坏的作用还是好的作用?我看还是起了好的作用,否则,为什么能出来那么多作品,如《红旗谱》、《红岩》、《青春之歌》等。至少没有起坏作用,扫清地基,不扫不得了,但我们扫得过火了。

  社会主义文艺不能离开自己民族的传统。戏曲改革,我们没有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而是继承、批判。这也是17年的成绩。

  总的来说,17年显然有“左”的倾向、“左”的错误,但是否有一条“左”的路线?我想,不能这样说。我犯的主要是“左”的、教条主义的错误。

  林彪、“四人帮”利用我们存在的某些差错、薄弱环节,从文艺上打开缺口。他们把革命文艺统统否定,把文艺干部统统打倒,掠夺了、歪曲了十七年的文艺成果。但这些成果还在,他们可以打乱、但不能打断这个过程。有些文艺工作者像张志新还是在抵制,不能说一片黑暗,一点光明也没有。对此要冷静、客观地分析,力求讲得比较准确。

  粉碎“四人帮”以后这几年,要充分估计。文艺工作者突破了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禁区,也突破了17年的框框。近些年出现的很多好作品都是发愤之作。对“四人帮”的深仇大恨,怎么能不揭露?当然如何揭露得好,要研究。伤痕文学,就是有伤痕么,现在是要愈合伤痕。创作中感伤主义是有的,我们不赞成,注意它就是了。将来的希望就在年龄40岁左右这批青年人,他们经受了“四人帮”这一段,和社会主义血肉相连。指出青年的缺点是可以的,但首先要满腔热情对待他们。

  第二部分  讲光荣的使命,今后的任务。

  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要联系到文艺。文艺是思想解放重要的一部分。文艺要起很大的作用,反映人们思想的活跃,促进思想解放。思想解放,过去都是首先从文艺上表现出来的,如五四、延安整风。要写出一个历史背景来。

  一个是放,一个要争,要创造新鲜经验,关键决定于领导,在这些方面要提出一些具体的东西。

  首先,要讲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表现四个现代化,就是表现社会主义。纵横几万里,上下几千年,都可以写,但首先要注意社会主义时代各种人的命运,还是要写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写为四化而斗争的人。在这方面大有可为,作家要投入这个斗争中去。要写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历程,这种题材具有世界意义。如果不首先提出写社会主义,光提什么都能写,哪还有什么方向。反“四人帮”,还要写得更深一些。

  第二,要写革命历史。 写老一辈革命家,写民主革命的历史,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年是党成立60周年,不提一定要写多少部,但要严肃地提出来写革命领袖。要把写毛泽东、刘志丹、贺龙、陈毅这方面的经验总结、概括一下。提倡的还是写革命历史,民主革命100多年,前仆后继。中国几千年历史,也应该提倡写。

  第三,要继承、改革、创新。要标新立异。首先要改革传统。民族形式有新的,也有旧的。旧的要改革,新的艺术形式,也要改革。电影表演技术也要改,也都有一个革新的问题。

  第四,要讲群众文化。八亿人的文化生活,不是小事情。即使饭吃不饱,没有学上,群众也要有文化生活。

  第五,少数民族文学艺术要单独讲一讲。

  第六,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争取马克思主义的优势是我们的优点;发生简单化、庸俗化是我们的缺点。我们要有长进,不能老是外行,老是简单化。对作品要注意艺术分析。

  第三部分  讲文联、各协的工作。

  先要讲清文联是干什么的,是个什么样的团体。它是自愿结合、进行自我教育的,自己教育自己,理论教育、时事政策教育、业务教育。文联、各协是艺术创作、评论劳动者的组合团体,相依为命,并肩作战。精神劳动者的特点是创造性的个体劳动。要正确地看待个体劳动,要保护这种个性,重视个人的独创性。这一部分今天不细说了,请荒煤同志根据他准备的意见谈一次。

  结尾,要讲几句鼓气、鼓劲的话。

  我国文学艺术有很悠久的传统,有很好的条件。文学艺术界要敢于闯,敢于创新,要出闯将。现在已经有闯将,但还不够。对青年,不要指责,让他们去闯,不要束缚他们的手脚。要引鲁迅、毛泽东的话,几十路、几百路“纵横驰骋”,气势多大。“四人帮”要把中国变成“无声的中国”,现在我们要发出声音,要有更多的声音。要带点感情。当然,我们不赞成、不提倡盲目乱闯,要深入群众,扎根于生活。

  中国文学艺术几千年,有很多高峰,诗经,楚辞,唐代的诗,元代的戏曲,后来的白话小说,有曹雪芹等大家;近代鲁迅是高峰,还有他周围的战友,郭沫若、茅盾等。要敢于攀登高峰。谨小慎微,因循守旧的人,能够攀登高峰么?一个国家即使经济并不发达,政治也不稳定,也可以产生伟大的文学艺术,可以产生杰出的作品。我们应当有信心。

  上面讲的是一个轮廓。希望大家花费脑子,把它很好地组织起来。时间紧,要赶任务,这也是出题作文。大集体小自由,大家可以好好地发挥。默涵、荒煤、冯牧,你们三人要坚守岗位,尽早把稿子弄出来。

  在胡耀邦、周扬的指导、督促下,默涵、荒煤、冯牧等终于如期完成了起草周扬在文代大会上报告的任务。从2月文件起草组成立,到10月报告定稿,前后历时九个月,可说是难产了。四次文代大会开幕前夜,即1979年10月29日晚,胡耀邦在文代会党员大会上谈到:“今日下午政治局讨论了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向文代会的祝词和周扬代表文联所作的报告。……政治局的同志对周扬的报告提了一些意见,提得不多。大家觉得这个报告是有水平的,是好的。有些同志说,与历次文代会的报告相比,水平是不低的,也可能还更高一些。政治局的同志希望对周扬的报告展开热烈的讨论,尽量吸收大家的意见,认真加以修改,可以过一星期或十天再发表。”

  周扬在四次文代会上的报告起草经过大致如上所述。这是粉碎“四人帮”周扬复出后所作的一个重要报告。这个报告总结了建国三十年来文艺工作的经验,科学地阐述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人民、继承与革新之间的关系,明确提出了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光荣任务,它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起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我有幸参与文件起草组的具体工作,近距离接触周扬其人其事,见证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报告的诞生。我想,留下这份记录,对作家、文学工作者,特别是研究当代文学史的朋友还是有点用处的。

  真 诚 的 道 歉

  四次文代会期间,我担任同时召开的三次作代会简报组组长。周扬在作代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我作了记录,并编发了一期周扬讲话摘要的简报。至今我手边还保存着记录这次讲话的笔记本。

  周扬在三次作代会上讲了两个问题:一是民主问题,一是团结问题。他说,这是全党的方针,全党要团结起来搞四化。按民主、团结这两条来看,作协的会是开得好的。

  现将他这次讲话的要点摘录如下:

  第一点,讲民主问题。大家希望发扬民主,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发扬民主,头一条

  是要讲大家发言,让大家尽量把话讲出来。三十年代的旧账,不讲是不可能的。不要纠缠 ,不是不让讲。20多年的积淤,不让讲,不行。被搞成右派、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不平则鸣。其他协会的同志来作协听会,不是坏事,反映大家渴望民主。渴望讲话,不是兴风作浪。至于有些话讲得尖锐一点、偏激一点,是可以理解的。要发扬让讲话、敢讲话这种空气,即使讲得不正确、不妥当,也不应受到打击报复,给穿小鞋。今后文艺团体都应该这样。如果只准讲正确的话,那势必唯唯诺诺。没有不同意见,对党是危险的。

  现在我们对民主还很不习惯。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统治,真正要实行民主,还要经过斗争。民主怎么能恩赐呢?大多数人的民主,只能靠人民起来,

  当家做主。争取民主要斗争 ,怎么斗争呢?我是赞成反官僚主义的,当然,不能以此煽动来反对现在的领导 。现在的领导,总的说是比较好的。反官僚主义,有一个方法、立场问题,必须有正确的方法,有领导,讲组织原则,讲纪律。

  文艺是舆论工具中最有力量的一种,文艺的作用潜移默化,它在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完善,满足人民文化生活需要上,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文艺工作者作为灵魂工程师,在发扬民主的问题上应很好地研究,作一个表率。

  总之,民主一定要发扬,但如何保证民主,党要有组织纪律,国家要有法制;否则无法保证民主,甚至会葬送民主。

  第二点,讲团结问题。一定要搞团结。“四人帮”把我们的队伍打乱了,好多人死了,有些人的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四人帮”这么一搞,文艺队伍今天更团结了。但同时还要看到造成了许多问题。头一个是派性,打派仗。搞团结,当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派性。

  陈云讲,不解决派性,我们这个党危险。文艺界还加上一个问题,即左翼文学运动以来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影响很深。参加这次文代会的,三十年代左翼的有30多人,每人手中是否都有一本账。三十年代肯定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相当多数的人有,我也有。毛主席说,王明路线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有教条,必然有宗派,这是一个国际共运的现象。“文革”中早请示,晚汇报,念语录,跳忠字舞,搞现代迷信,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这是国际共运史上所没有的。三十年代两个口号的论争,要作出客观的评价。在延安,毛主席从来没有和我谈过两个口号的问题。今天我不谈了,但这个问题是要搞清楚的。胡风问题,牵扯面很大。胡风案件是公安部处理的,现在公安部已把材料报送中央,胡风已参加四川省政协会议,一定会实事求是地处理,是什么就是什么。说是宗派打击,根本没有这回事。还有一些党内问题,刘少奇、瞿秋白、李立三,中央都会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什么时机,也不会很久。刘少奇是文化大革命最大的对象,这涉及对毛主席功过的估价问题。在党内,老同志没有一个不承认毛主席的功劳。年青人不承认,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毛主席做错了事,而且错误很厉害。对文化大革命,对毛主席的功劳,恐怕让历史作结论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的时候,得作出结论。当然,任何结论也不是终极真理。

  现在要安定团结,如不进一步解决组织路线是困难的。有一批人是“四人帮”时代上台的,是既得利益者,他们不肯放弃这个利益。许多地方的组织、宣传部门还有相当不少这样的人,思想不解放,僵化,其中有一个利益在里面。

  从三十年代以来,建国以来,除很短时间,我一直在搞宣传文化工作,犯了不少缺点错误。我这个年龄,本来也可以写一点回忆录,但我最不愿意写回忆录。如要诉苦 ,也可以说一些。我过去犯的错误很多,搞错了很多人。一是丁陈反党集团,一是丁玲右派,作协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已向中宣部写了平反报告。我是有责任,有错误的,是搞错了。我利用这个机会在这里向丁玲、陈企霞同志道歉。并不是说对丁玲的观点不可以批评、争论,但应当在党内批评,争论。陈企霞这个同志敢讲话,和我顶撞过,这是他好的一面。

  关于写有关丁、陈的报告,可以说一下,没有搞什么小报告,都是在中央领导下进行的。当然我们有责任,反映的情况不全面。你要批评我,我也可说是有来头的,都是经过主席的,但我们确实有责任,定丁陈反党集团的报告不确实、不客观,虽然我们没有造谣,但看法不对,有一种“左”的思想情绪。1956年已感到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要平反,但后来来了一个反右派。现在看来,绝大多数同志都搞错了。除了向丁玲、陈企霞道歉外,还应当向更多的同志道歉,包括艾青、陈涌、冯雪峰同志,根本不应该说他们是右派。还有秦兆阳、罗烽、白朗同志,在这里,向这些同志道歉。那一场斗争,我写了一篇题为《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的文章,收入文集时,我准备写一个后记,以保持历史的真实。那次错误,确实是扩大化。

  至于这中间的理论是非,如秦兆阳的文章,以后可以讨论。把思想、理论、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搞,是一个经验教训。以后要允许不同的意见;不同意见总会有的,涉及政治问题也不要紧,但不要扣帽子,无论如何要坚持这一条。黎澍说,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怎么分得开?陆定一讲,正因为不好分,所以才要分,现在看来,确实难分开。比如,关于歌德与缺德的文章,很多同志不赞成,《人民日报》一批评,作者是20多岁的青年,觉得压力很大,过不下去了。胡耀邦把河北省的同志找来,说文章有错误,但不要使作者有压力。批评丁玲时,还批评了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批的不对,也批评过刘绍棠,在这里也向你们道歉。至于作品有什么缺点,包括《乔厂长上任记》,都可以讨论。领导对作品的批评,作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

  作代会就要闭幕了。茅盾、巴金同志是最老的、富有经验的作家,在他们的带领下,我相信今后作协的工作一定会比过去搞得更好。

  周扬在三次作代会上的上述讲话,特别是对他主管文艺期间挨过整、受过伤害、打击的同志表示真诚道歉和深切悔悟,获得了代表们的认同和谅解。

  1983年,周扬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演讲,收到严厉的、不容申辩的批判,从此郁郁寡欢,一病不起。

  1985年1月,四次作代会期间,周扬致大会的贺信赢得了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365位出席大会的代表联合写信亲切慰问病中的周扬,我也在这封表达敬意的信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1989年9月5日,我怀着哀伤加入长长的吊唁行列,向我年轻时就奉为楷模、偶像的周扬毕恭毕敬地三鞠躬,作最后的告别。凝视着周扬清癯的遗容,不禁想起1952年初识他时那矫健的身影、潇洒的风度。

  一代宗师周扬默默地走了!尽管他不是完美无缺,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和偏差,有着这样那样的弱点和局限,但根据我有限的接触和了解,包括我当过50天周扬秘书、在反胡风斗争中挨过整、在“文革”中被批为“文艺黑线小爬虫”的经历,他在我心目中依然是一个正直、睿智的大家形象,一位卓越的文艺理论家、组织家。

  周扬一生的功过是非将留待同辈、晚辈及后人来评说。我相信历史老人是公正的、实事求是的,会还他以真实的本来面目,及其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2012年11月17日

  (原载2013年第4期《纵横》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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