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沛德：一切为了繁荣创作

——忆50年代的创委会

　　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简称创委会)成立于1953年3月，这已经是60年前的事了。

　　创委会是在什么背景下成立的呢？那是1952年全国文艺整风之后，中央为了改进和加强全国文协的工作，使之真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领导全国文学创作的统一的战斗的团体，认真地担负起领导作家的创作、批评、学习等活动以及指导普及工作的任务，决定改组全国文协为中国作协。在1953年3月24日全国文协第六次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关于改组全国文协和加强领导文学创作的工作方案》中明确提出：“常务委员会下设立一个创作委员会，作为具体指导文学创作活动的机构。”

　　全国文协是在1953年9月文协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改组为中国作协的。这就是说，创委会在文协改组为作协前半年就应运而生了。1953年至1954年作协先后设立了创委会、国际联络部(后改为外国文学委员会，简称外委会)、普及工作部(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古典文学部等。在这些职能部门中，创委会是开展活动最为活跃、联系会员最为密切的一个机构。如今七老八十的那批会员，说起50年代的创委会，依然记忆犹新，怀有一种亲切感。

　　我是1952年11月由中宣部干训班调入全国文协的。在严文井、沙汀的麾下，经历了改组全国文协、筹建中国作协的全过程。创委会刚成立时，下面就设有一个秘书室，负责掌管资料研究和调查、联络工作，并编辑内部刊物《作家通讯》。当时我是创委会的一个秘书，也是《作家通讯》的编辑。1957年反右整风后，作协调整工作机构，于1958年初撤销创委会。同时我也下放河北涿鹿劳动锻炼。从1953年3月到1958年1月，创委会的寿命总共也就是四年零九个月。在这段时间里，创委会的负责人、工作人员屡有调动、变迁，而我是惟一自始至终没离开创委会的，可说是与它同命运、共存亡，是创委会整个历史的一个见证人。

　　创委会刚成立时，主任由党组书记邵荃麟担任，副主任是沙汀。1953年9月全国文协改组为中国作协后，同年11月作协主席团会议决定周扬担任创委会主任，邵荃麟、沙汀为副主任，创委会委员有：陈荒煤、曹禺、陈白尘、艾青、袁水拍、张天翼、老舍、王亚平。从1953年春到1958年初，先后担任过创委会主任的有：邵荃麟、周扬、刘白羽、康濯，担任过副主任的有沙汀、邵荃麟、李季、菡子等。

　　创 委 会 的 任 务

　　为了加强对文学创作活动的组织和指导，在四年多时间里，创委会担负了哪些任务，做了哪些工作呢？根据我的回忆和手边留存的资料记载，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组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学习。

　　这是创委会成立后做的第一件重要工作。从1953年4月下旬到6月下旬，创委会组织在京的一部分作家、批评家和各文学部门的领导干部40多人，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学习。创委会为此制订了学习计划，规定了必读文件，开列了供讨论时参考的若干文学作品。按照学习大纲，就“从马、恩、列、斯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及对文艺的指示来认识现实主义的发展”、“关于典型和创造人物的问题”、“关于文学的党性、人民性问题”、“关于目前文学创作上的问题”四个专题进行讨论。邵荃麟因病未能参加，讨论会由冯雪峰代为主持。每次讨论会都指定了首先发言人，上述前三个专题分别由陈涌、林默涵、陈企霞、王朝闻、严文井、钟惦棐先发言；第四个专题则先由马烽、袁水拍、陈荒煤、光未然等分别汇报了近年来小说、诗歌、电影剧本、剧本的创作情况及存在的问题。讨论比较充分、深入，也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交锋，比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过去的现实主义的关系和区别、写英雄能否写缺点等，就是争论较多的问题。每个专题讨论告一段落后，都由主持人冯雪峰作初步总结。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学习讨论的全过程，会后根据记录写出《全国文协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情况报道》，约9,000字，分两期刊登在《作家通讯》上。这次学习收获很大，为开好全国文协第二次代表大会作了思想准备，明确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文学创作、批评的最高准则。

　　二是开展创作组的活动。

　　创委会成立后根据需要设立了小说散文组、诗歌组、儿童文学组、戏剧组、电影文学组、通俗文学组。一年之后，于1954年6月又成立了文学批评组。创委会根据在京会员从事的主要文学样式和他们的志愿分别编入各创作组。创作组是作家开展创作活动和学习活动的群众性组织，是作家加强联系和相互帮助的有益方式。创作组的任务是帮助作家订立和实现其创作计划，开展作品和创作问题的讨论，进行政治理论与艺术业务的学习。这是学习、借鉴前苏联作家协会长期积累的经验而采取的一种社会活动方式。在1953年、1954年，小说散文组先后讨论过杨朔的《三千里江山》、安东诺夫、波列伏依的小说、周立波的小说原稿《铁水奔流》、艾芜的小说原稿《百炼成钢》等。诗歌组讨论过李季的长诗《菊花石》、诗歌的形式问题等。儿童文学组、戏剧组、电影文学组、通俗文学组分别讨论过《鹿走的路》、童话、民间故事问题、《四十年的愿望》、《春风吹到诺敏河》、《翠岗红旗》、《宋景诗》、《张羽煮海》等。有的创作组还举办深入生活和创作心得交流会、诗歌朗诵会、以青年作者为对象的文学讲座、与读者见面座谈等。实践证明：凡是会前作了充分准备、又能发扬原则性的、实事求是的批评精神和风气，从实际出发，对作品进行具体分析，收获就比较好，作家就会在思想上、艺术上有收获。《三千里江山》、《菊花石》的讨论会分别召开了三次，讨论相当认真、深入，具体、中肯地分析了作品的成败得失，并将各种不同的意见摘要发表在《作家通讯》上，使作者、与会者和广大会员都从中得到启迪。各创作组的活动，开头自愿参加的会员较为踊跃，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会员的热情、兴趣似乎有所减弱。这时各创作组干事会组织活动就特别注意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尽量选择会员共同关注、感兴趣的问题进行研讨。1955 年春，反胡风斗争展开后，各创作组的谈笑风生戛然而止。待到1956年贯彻“双百”方针，强调开展创作竞赛，自由讨论，各创作组又起死回生，更加注意活动内容、方式的丰富多样，一度又稍显活跃。但好景不长，反右派斗争一展开，红火一时的创作组就悄然收场了。屈指算来，创作组的历史也就是短短三、四年光景。

　　三是阅读作品，调查了解创作现状。

　　为了了解、掌握全国文学创作、批评的情况和问题，加强对文学思想和创作活动的指导，文协常委会要求“创作委员会应对一定时期内的小说、戏剧、诗歌、电影文学、儿童文学、通俗文学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分别作出有系统的研究，提出报告。”还要求创委会帮助各创作组订立工作计划，开好作品讨论会，做好讨论以前的准备工作和研究工作。因此，创委会秘书室自建立之日起，就把阅读新发表、出版的作品当做一项重要的日常工作。工作人员按照文学体裁、样式，分工阅读中央一级和大区(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及人民文学、新文艺、解放军文艺等几家主要出版社出版的新作品。每隔一段时间(一个月左右)，秘书室开一次碰头会，汇报、交流阅读情况，提出好的、比较好的或有争议的作品篇目。经过交叉阅读、集体讨论，达成共识，作出小结。从1954年起， 按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的决定，创委会每个季度向主席团作一次创作情况汇报。我记得，每次秘书室写出创作情况汇报初稿后，负责创委会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沙汀总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几经修改，然后才提交主席团会议。如对路翎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秘书室不少同事原本是赞赏的，但也听到了批评意见，在写创作情况汇报时还是把它作为值得注意和研究的作品和问题提出来了。主席团会议讨论后，《文艺报》立即发表文章尖锐批判了这篇作品的有害倾向。又如，对《旅大文艺》发表的《一个女报务员的日记》所遭到的简单化的批评，在向主席团会议汇报后，则及时得到纠正和克服。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出，创委会的创作情况汇报，对主席团指导当前的创作和批评，曾产生不可小觑的作用。

　　四是编选各种体裁的优秀短篇作品选集。

　　为了集中地介绍文学短篇创作的新成果，以便更好地把它们推广到广大读者群众中去，并便于文艺工作者的研究，中国作协于1956年1月决定编辑出版各种体裁的创作选集。这项任务的具体编选工作也是由创委会及其秘书室承担的。秘书室在平时阅读的基础上，参照各有关部门、单位送来的推荐目录，提出拟入选的初选篇目，经时任创委会副主任的菡子过目、审定后，提交撰写各选集序言的作家或批评家终审定稿。第一次编选的是从1953年9月第二次文代会至1955年底的作品，包括《儿童文学选》、《诗选》、《短篇小说选》、《散文特写选》、《独幕剧选》五种，分别由严文井、袁水拍、林默涵、魏巍、曹禺(与陈白尘、赵寻、贺敬之合作)作序。第二次编选的是1956年度选，由于将散文特写体裁分编为《散文小品选》、《特写选》两种，这次编辑出版的共六种，分别由冰心、臧克家、侯金镜、林淡秋、徐迟、赵寻作序。这两套选集，鼓励了短篇佳作，扶持了文学新人，在文学界和广大读者中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写创作情况汇报，编年度创作选集，参加创作组的作品讨论会，这些工作提高了秘书室工作人员的文学鉴赏力和评析作品的能力。创委会负责人沙汀、菡子等也鼓励干部多思考、多练笔。何路的《1955年文学创作一瞥》、《评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我最早的两篇儿童文学评论《幻想也要以真实为基础——评欧阳山的童话<慧眼>》、《情趣从何而来——谈谈柯岩的儿童诗》，以及读评何为的散文、张有德的小说等文章，都是在创委会秘书室根据自己阅读的印象和感受而写出的。我发表在《文艺学习》上的《不能简单地了解人的生活和感情》一文，则是参照创作情况汇报会议对《一个女报务员的日记》及其批评的意见而作出的一个概略评述。

　　五是加强与各地作家的联系，了解会员的创作情况，有计划地组织创作和深入生活。

　　为了调查、了解会员在一定时期的创作计划和深入生活的安排，并为其实现创作计划在思想上、生活上、物质上提供各种必要的帮助，创委会于1953年12月间向全体会员发出《1954年度作家工作计划调查表》，两个月内陆续收回250多份。1956年初又作了一次调查，收到532位作家的创作计划。秘书室从中挑选出一部分比较具体的创作计划，登在《作家通讯》上，以便会员相互了解、交流。对其中部分需要补充生活、写作素材或请创作假的会员，创委会都尽力给予具体帮助。

　　在组织创作方面，1955年9月，在《人民日报》题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社论的推动下，作协主席团通过了近期发展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计划，由创委会组织在北京和华北各省、区的193名会员作家为孩子们写作品，要求他们在1956年底以前，每人至少写作或翻译一篇(部)儿童文学作品或一篇研究性的文章。严文井的《小溪流的歌》、柯岩的《“小兵”的故事》、杨朔的《雪花飘飘》、任大霖的《童年时代的朋友》等，就是这段时间涌现出的优秀之作。党对少年儿童的关怀，“双百”方针的提出，广大作家的积极响应，从而迎来20世纪50年代我国儿童文学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为了运用特写这种短小轻便、富有战斗性的文学体裁，迅速反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面貌和各族人民丰富多采的生活，在1956年3月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结束后，作协创委会与《人民日报》编辑部共同组织了一批作家到全国各地旅行访问。艾芜、白朗、方纪、徐迟、华山、李若冰、杨朔、闻捷等20多人分别到钢厂、煤矿、汽车厂工地、长江大桥、三门峡水电站、森林、国营农场、海防前线参观访问，为时三、四个月，写出一批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特写。

　　同年5月召开的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有6，000多人出席，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群英盛会。为了广泛宣传先进人物的动人事迹和优秀品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国作家协会共同组织了在北京的100多位作家访问大会代表，写作特写和其他形式的作品。郭沫若、叶圣陶、冰心、臧克家、刘白羽、郭小川、贺敬之、秦兆阳等都应邀参加了访问。这是创委会多年来组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创作活动。

　　六是编辑《作家通讯》。

　　作协会员内部刊物《作家通讯》创刊于1953年6月。邵荃麟在发刊词《关于<作家通讯>》中明确提出：“出版这个刊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作家之间的联系，交流作家创作工作上的经验。”

　　这本内部刊物，从1953年6月到1954年7月出版的1—11期，是由创委会秘书室负责编辑的，先后参与编辑工作的有陈淼、我和刘传坤。每期刊物编好后都由创委会副主任沙汀终审。秘书室所有工作人员实际上都是这本内刊的记者或通讯员，很多消息、通讯报道、资料都是大家采写或整理的。

　　刊物的内容，主要是报道作家们学习、深入生活的情况和经验，反映创委会和各创作组的经常活动；同时也及时报道全国文协的重要决定和有关文学的刊物、出版、教育、研究的计划和执行情况。从会员的反映来看，他们最为关注内刊上发表的关于作品和创作问题的讨论。领导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报告和作家之间的通信，也深受会员的欢迎。

　　从1954年秋起，《作家通讯》的编辑工作从创委会划归办公室，由作协秘书长终审了。我也就结束了短短一年的内刊编辑生涯。

　　50年代的创委会除了承担上述六个方面的任务外，也还担负着与发展创作等文学业务相关的文件、报告起草和大型会议、活动的组织工作、秘书工作。在政治运动、文艺批评中，则往往会抽调秘书室人员参与调研、整理材料、编写简报等工作。当年创委会的职责范围相当于目前作协创作联络部、创作研究部两个部门管辖的工作。只是发展会员的工作，当时归办公室组联科办理。

　　创 委 会 的 同 事 们

　　作家协会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繁荣文学创作。创委会作为作协的一个重要部门，它所做的一切组织工作，开展的所有创作活动，都是为了动员、团结创作队伍，挖掘、发挥创作潜力，把作家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正因为如此，创委会负责人一直都由作协主要负责同志或卓有成就的作家来担任。创委会下设的秘书室担负着具体的文学组织工作，也注意挑选热爱文学、熟悉文艺政策和文学业务的干部来做。从秘书室的人员结构来看，主要是由以下三部分人组成的：一是来自延安鲁艺、中央党校、陕北公学的“三八”式老干部，如何路、罗立韵、韦嫈、胡海珠等；二是来自华北联大、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如陈淼、杨犁、王景山、古鉴兹等；三是来自建国以后最早几批大学毕业生，包括复旦、北大、辅仁(北师大)、山大、武大等校，如束沛德、白婉凊、王鸿谟、邸金俊、刘传坤、周勃、李宝靖等。此外，也有少数来自其他地区、部门的，如杲向真、严望、吴灌、华开基等。秘书室的人员配备，一般在十一、二人至十三、四人之间。先后担任过秘书室主任、副主任的有陈淼、何路、杨犁。1953年创委会成立之初，韦嫈、杲向真、严望、束沛德定职为创委会秘书，另外还有六、七个干事。1956年创委会下设置研究室，严文井兼任主任、杨犁任副主任，王景山、古鉴兹为研究员。在年龄结构上，创委会干部基本上都是二十二、三到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我跨进作协门槛时才21岁，来自延安鲁艺的也才三十一、二岁。这是一个朝气蓬勃、团结战斗的群体，也是一个钟爱文学事业、热心为繁荣文学服务的团队。

　　奋发向上的风气

　　上世纪50年代初，政治空气很浓，人们的革命热情很高。创委会的干部大多是党团员，都有自己的理想抱负和人生追求，思想上、政治上都积极向上，严格要求自己。无论是有多年文学工作经验、也有创作能力的老同事，还是新上岗的大学生，都自觉服从组织分配，甘为人梯，满怀激情、全心全意地投身文学组织工作。比如，开作品讨论会或学习座谈会，都要做记录，那时没有录音机，创委会虽有一个擅长速记的华开基，但忙不过来，主要还得靠笔记。至今我的眼前还清晰地浮现着当年在东总部胡同22号院(全国文协旧址)，两三个工作人员同时伏在会议室的长方桌上，凝神屏息地做记录的情景。会后认真地、一丝不苟地相互核对笔记，很快把发言整理出来，供相关领导、报刊记者参阅，或在《作家通讯》上发表。从大家任劳任怨，不怕麻烦，不拒绝做小事，争先承担具体事务上，也可以窥见当年干部精神面貌之一斑。

　　在创委会秘书室，读书的风气也很浓。除了按照工作需要，分工阅读作品外，在业余时间大家都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理论、文艺理论，阅读中外古典名著。1954年，《文艺学习》杂志上刊登过一份《文艺工作者学习政治理论和古典文学的参考书目》。我的同事各自参照这个书目，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订立自己的学习计划。那时，读前苏联文学作品风靡一时，《收获》、《幸福》、《旅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茹尔宾一家》、安东诺夫的短篇小说、奥维奇金的特写，都是大家争相传阅的作品。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情节、语言，成了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议论、交流中，也逐步养成各抒己见、自由讨论的习惯。对创作组热烈讨论的《三千里江山》、《菊花石》以及路翎的小说《初雪》、《战士的心》、《洼地上的“战役”》，往往存有不同的看法，有时争论起来，还挺较真。由于创委会领导鼓励多阅读、勤练笔，一些同事利用业余时间辛勤笔耕，也写出了一些好的、有影响的作品或评论，如杲向真的儿童小说《小胖与小松》、王景山的杂文、我的儿童文学评论等，就是在那段时间写作并发表的。

　　同事之间在思想上、生活上相互关心和帮助。上、下级之间，新、老同志之间，都相处得亲切、和谐，平等相待，真诚相处，没什么隔阂。沙汀是个资深的老作家，年龄比我大27岁，但同我可说是忘年交。他有什么苦恼，比如，一心想回四川，想搞创作，想老婆孩子，都直率地向我倾诉。又如，我和陈淼是最早同时调进创委会的，我俩更是经常推心置腹无所不谈，包括各自的婚恋情况也都直抒胸臆，没什么遮掩。创委会好似一个大家庭，同事间亲如兄弟姐妹，老大姐何路就把我当作小老弟。开会时她常和我坐到一条板凳上，拍着我的肩膀，说些悄悄话。每到上午10点工间操的时间，创委会秘书室的同事相聚在办公楼的回廊上，谈天说地，有时乐不可支。那时苏联有本小说《三个穿灰大衣的人》，由于我年轻逞强，数九寒天连棉毛裤也不穿，因而被同事们戏称为“穿单裤过冬的人”。当年，邵荃麟、艾青、沙汀等就住在22号院里，我们天天都能看见他们系着红领巾的孩子上学、放学的身影；有时还能看到他们的没上学的小男孩，穿着海军衫，端着冲锋枪，穿梭于院子回廊间做打仗的游戏。这些孩子也和我们说笑打闹，一点也不生疏、拘束。

　　风风雨雨中的遭际

　　创委会成立、发展、消亡的历史，是与50年代文坛的风风雨雨紧紧联结、密不可分的。从1953年到1958年初，先后经历了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文艺报》、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和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肃反、反右派等一系列文艺批判和政治运动。创委会负责人、工作人员的遭际、命运也随着这些批判斗争而动荡、升迁和沉浮。这里不说邵荃麟、沙汀、刘白羽、康濯等负责人当年的处境和表现，只举部分工作人员在反胡风、反右派中的遭遇为例，来看看普通知识分子在“左”倾路线、思潮下身心受到怎样的摧残。

　　随着反胡风斗争的展开，《人民日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的公布，创委会秘书室很快挖出一个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严望(本名阎有太)。严望与我是同事，也是创委会的一个秘书，但他比我大十岁八岁，资历比我深，是个16级干部。他不搞创作、评论，在文学界可说是没一点名气。只是在50年代初调来全国文协后，做组织联络工作，与胡风才有了交往。他因为给胡风通风报信，定为胡风集团打入作家协会的“坐探”，骨干分子。被关押了十年后，免于刑事起诉，送进劳改队。直到“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平反后，严望也才得以平反，于1980年春回到中国作协。他的一生可说是命运多舛。我也因为严望的交代而受到牵连，经过一年多的审查，才作出我与胡风集团没有组织上的联系，所犯泄密错误属于严重自由主义的结论。毛泽东在给《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加的按语中有一句话：“有些自由主义分子则是反革命分子的好朋友”，因此对我的错误的批判，上纲上线很高，最后给予我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直到胡风集团一案平反，撤销对我的处分，我才卸掉背了二十五年、六年思想包袱。原担任创委会秘书室主任的陈淼，本来已调离作协去鞍钢工作，深入生活，也因为涉及向胡风集团“坐探”严望“泄密”，当即被召回北京，受到审查和批评。

　　在反右派斗争中，创委会秘书室、研究室也不是风平浪静，同样受到急风骤雨的侵袭。先后受到批判的工作人员有我、杨犁、王景山三人。在整风会上，我是首先被批判的。由于赴东北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调查了解鸣放情况时，我曾在小范围向当地宣传部、作协负责人传达过周扬在刊物编辑座谈会上鼓励鸣放的讲话精神，因而被指责为“煽风点火于基层”；又由于写了两篇反映作家对文艺领导批评意见的通讯报道，而被批评为“替右派分子鸣锣开道”。在作协内部排队中，据说定我为中右，最后确认我的问题性质是严重右倾错误，随即下放劳动。第二个受到批判的是时任创委会研究室副主任的杨犁。《文艺报》1949年创刊后，他就在丁玲、陈企霞麾下工作。由于所谓的“为丁、陈反党集团翻案”而受到批判，最后被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农村改造。另一个被批判的是研究室研究员王景山。本来他已调离创委会，在北京师范学院(即现今的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书。由于1957年春在创委会工作期间写了《谈“禁忌”》、《老八路和老爷》、《“比”的种种》等几篇杂文在《文艺报》等报刊上发表。反右后，检举揭发材料由作协转到学校，最后虽未划为右派，但被开除了党籍。还有一个周勃，1956年自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作协创委会。不久，调回湖北《长江文艺》编辑部工作。他也因为在创委会秘书室期间写的《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和其他论文在武汉受到批判，并被定为右派。一个小小的、十三、四人的单位——创委会秘书室、研究室，竟有三、四人受到错误的批判处理。由此可以看出，反右派斗争对广大知识分子的打击和伤害又是多么深广和严重！

　　默默耕耘的收获

　　50年代在创委会及其秘书室、研究室工作过的前后共计有30多人。从“文革”到现在，担负过创委会领导职务的作家、批评家都已与世长辞。秘书室、研究室的工作人员陈淼、何路、罗立韵、杨犁、胡海珠、严望、杲向真、黄玉颀、邸金俊、李宝靖等也已先后谢世。如今健在的十二、三人多半是耄耋老人了。当年的同事偶尔相聚在一起，说起在创委会的那段经历，依然是情深意浓、百感交集，既有一试身手、如鱼得水的喜悦，也有历尽风雨、不堪回首的酸楚。1958年初创委会撤消后，我的同事们各奔东西，有的下放劳动，有的支援边疆，有的走上新的岗位。半个世纪过去，回望同事们走过的路，大多数都没离开文学岗位，一直还在文学园地上默默耕耘，在文学创作、评论、编辑、教学、组织工作等方面奉献了自己的心血、精力，取得了程度不同的可喜的成绩。

　　专业从事文学创作的有：陈淼、韦嫈、杲向真等。陈淼以话剧剧本《红旗歌》(合作)而一举成名。离开创委会后，长期在鞍钢体验生活，后成为辽宁作协专业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炼钢工人》、《红榜的故事》、散文集《春雨集》等。他英年早逝，54岁就撒手人间。韦嫈“文革”前是天津作协专业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母与子》、长篇小说《从前有个姑娘》、《流泪的花》等。杲向真在创委会期间写的《小胖与小松》，曾获第二次全国少儿文艺创作评奖一等奖。后为北京作协专业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灾星》、《啊！不是幻影》、《耗子精歪传》等。

　　从事文学评论、研究、教学、组织工作的有：杨犁、王景山、古鉴兹、周勃、束沛德等。杨犁曾任《新观察》副主编，后担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主编文集《胡适文萃》等。王景山系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系主任，著有《王景山文集》(三卷)、《鲁迅书信考释》、《鲁迅五书心读》、《旅人随笔》等。古鉴兹曾担任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教研室主任、鲁迅文学院副院长，著有长篇小说《穷棒子王国》等。周勃系湖北大学教授、系主任。他在创委会期间发表的《略论形象思维》、《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曾在文坛引起很大反响；他著有《永恒的困扰——文艺与伦理关系论纲》、《文学思存集》等。束沛德长期从事文学组织工作和评论工作，担任作协书记处书记、儿童文学委员会负责人多年，著有评论集《束沛德谈儿童文学》、散文集《龙套情缘》、《岁月风铃》等。

　　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有：何路、罗立韵、胡海珠、王鸿谟、刘传坤、李宝靖等。何路、罗立韵、胡海珠都曾在《人民文学》任编辑，后何路长期担任《中国文学》编辑部主任、副主编、社长；罗立韵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室主任，胡海珠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室主任，她们都是资深的文学编辑。王鸿谟先后在《新观察》杂志、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组长、主任。刘传坤一直在《红旗手》、《甘肃文艺》、《飞天》任编辑。李宝靖在《广西文学》任编辑、主编，并担任广西作协副主席，著有散文集《桂海游踪》等。王、刘、李三位都获得编审职称，是富有经验的老编辑。

　　50年代的创委会在联系、团结作家，发展、繁荣创作方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也为培训一批具有良好素质和服务精神的文学组织工作者做了夯实基础的工作。我从事文学组织工作是从创委会起步的，它对我的成长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在创委会，我有过成功也有过挫折，有过喜悦也有过忧伤，在心灵深处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创委会的领导和同事，是我文学路上的良师益友。至今我还与六、七位在北京或外地的创委会同事保持着电话或通讯联系。期待着五、六十年前的老同事有朝一日能有一次聚会，畅叙离情别绪，追忆作协往事，那将是一件多么令人快慰的事啊！

　　2012年9月

　　(原载2013.年第一期《作家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