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玲：文学离不开对人性的思考

　　战争究竟是正义还是非正义？战壕里的战士，究竟是高大全的英雄，还是普通的凡人？对于战争，究竟是向往和歌颂，还是悲悯和思考？文学究竟是意识形态的延伸，还是对人性的探索？这是瓦西里耶夫之前的俄罗斯文学家们反复争论的话题。

　　显然，瓦西里耶夫是中庸的，在《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人既被伤害，也在成长，苏玲说：“纯洁、善良、美好，在战争中悲剧性地毁灭，然而战争中的人们，也在慢慢成长。”

　　这就是瓦西里耶夫，这就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它颠覆的不仅仅是“正义的战士光荣伟大，侵略者卑鄙拙劣”的浪潮，同样也颠覆了“战争罪恶暗黑论”。他让人们记住伤害，学会成熟。

　　回望 黎明之前的交锋

　　在《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之前，俄罗斯战争文学经历了两次截然不同的思潮，针锋相对、南辕北辙。

　　要认识瓦西里耶夫，需要了解这两次不同的文学潮流。苏玲说：“俄罗斯有非常强的战争文学传统。卫国战争之后，俄罗斯战争文学第一次浪潮来临，英 雄主义的激情正浓，理想主义方兴未艾，文学作品着重描述人们对于正义战争的歌颂，对于侵略者的痛恨。在当时，战后人们对于英雄的赞颂，原本对于凝聚民族精 神有很好的作用，但很快走上了极端，场景宏大却单调，人物开始变得脸谱化、简单化。所有的英雄人物都是高大全的，没有人性的矛盾与冲突，理想化和英雄化的 人物成为文学塑造的主要方式。代表作比如爱伦堡的 《暴风雨》和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

　　然而，时间在不断流逝，战争的余韵慢慢变淡，使得人们重新思考战争的真相。“英雄英明神武，敌人卑劣胆小”的模式不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苏玲 说：“上世纪50年代左右，战壕真实派开始出现，他们着重于以纯粹的人性尺度去创作，去渲染战争的恐怖和非正义，试图重新发现战争中真实的人性。以巴克拉 诺夫的《一寸土》、邦达列夫的《最后的炮轰》、贝科夫的《第三颗信号弹》等为代表，这些作家大多曾亲历战争，他们的故事常限于局部的战场，短暂的时间之 中，不注重描述赫赫的战功，而是以普通的士兵、下级去发现可见的战争，往往渲染战争的残酷、恐怖，人类求生的欲望，甚至描写许多胆小鬼、逃兵、叛徒，并且 多有同情，使战争文学从崇高热血的极端走上另外一个极端。”

　　贡献 光明与黑暗的融合

　　前进一步是光明，退后一步是黑暗，这就是黎明，黑暗与光明同在。在战争文学的两种极端中，瓦西里耶夫似乎找到了一个平衡的支点，1969年，瓦西里耶夫发表了《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时间，文坛震动。

　　苏玲说：“瓦西里耶夫纠正于战争文学的两种极端，既离开了高大全式的塑造，也没有走向否定战争的道路。他在人性的主体上，重新思考战争。和战壕 真实派不同，虽然描述的也是局部战争，但却联系着各个战场，甚至战争全局。战争究竟合理还是不合理，正义还是非正义？《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表现出了一种矛 盾和困惑，在面对侵略者的时候，作者表现正义战争的合理，但站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全局，作者又认为战争是不合理的。这种选择的艰难，其实也正是思考的艰 难”。

　　与战壕真实派不同，瓦西里耶夫被称为“新战场真实派”，苏玲说：“战壕真实派、战场真实论表现的是人在战争的恐惧，在《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 表现的却是人在战争中的成长。瓦西里耶夫并不否认战争对于人性的伤害，但是人们也在悲伤中学会坚强，在战争中逐渐成长和成熟。既超越了俄罗斯战争文学第一 次浪潮中高大全的完美英雄、理想人物论，也超越了真实派的残酷写法，对于战争与人性，有更加全面和深刻的思考”。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出版以后，获得了许多文学大奖，迅速风靡世界，它所改变的电影也备受称赞，先后获得全苏电影节大奖、威尼斯电影节纪念奖等。

　　影响 中国文学的超越

　　回顾俄罗斯文学在上个世纪中叶的流变，在瓦西里耶夫去世的时候，重温他的作品，重温他所处时代的文学，对于今天的我们，依旧值得重新思索。对于发现中国文学的流变，也同样不无裨益。

　　苏玲说：“苏联时代的文学，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意识形态关系非常紧密。在战争文学的第一次浪潮时代，小说并非最发达的文学形式，诗歌、情景剧等 都比小说更加发达，这和当时那种昂扬的时代精神，人们对于英雄的需要都有关系。但是后来，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逐渐走向极端，偶像化、脸谱化、简单化的形 象，忽略了对人们本身的发掘，这是时代的局限，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独特的文学，可能与今天的思想有别，但并非全无意义。”

　　实际上，苏联时代的文学也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文学，苏玲说：“中国基本上复制了苏联文学的发展过程和模式，包括作家协会这样的机构，也是苏联 模式。在战争文学领域，第一次浪潮中《青年近卫军》中那种忘我、崇高的理想式塑造，同样影响了当时中国的文学，比如《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铁道游 击队》都以爱国主义、崇高的军人使命为主题，在当时确有意义，但也失之简单。上世纪70年代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传入中国，同样影响了无数中国人和中 国的作家。当然，开放以后，中国文学也有了新的发展，更有超越，比如莫言的《红高粱》，毫无疑问是对世界战争文学的一种贡献和补充，更有自己独特的文学价 值，并非仅仅沿袭苏联文学。”

　　审视 在黎明中重新思考

　　最近以来，战争题材的艺术作品再次火热，特别是抗战题材的电视剧。据报道，今年年初，就已经有十八九部抗战片准备播放。批评者戏称为“打鬼子过瘾”，著名编剧高满堂也批评“去横店一看，四五十个剧组都在‘打鬼子’”。

　　然而，战争题材的火热没有引来多少喝彩，批评反而不少，抗战剧中时常出现的诸如“手榴弹战飞机”、“大刀拼机枪”等背离历史真实，也背离现实常识的现象，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感。

　　对此，苏玲说：“今天的许多影视作品，对准的是娱乐需求，商业化的操作，只考虑市场，而忽视了艺术本身的真实和思考。投观众之所好，只为过瘾、 崇拜技术、追求感官上的娱乐，但是失去了心灵的感动。为什么直到今天，《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仍旧能被人们喜爱，就是因为它有文学的底蕴，有对人本身的思 考。缺少文学性和艺术性，缺少对历史的敬畏，缺少对人性的思考，仅仅简单地把过去的战争场景当做娱乐品，不仅不能获得人们的认同，也是对我们自己的历史和 苦难的遗忘。”

　　在《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发表44年后，在瓦西里耶夫去世的时候，重新想起这本经典，或许也会给我们带来许多新的思考，苏玲说：“经过时间考验的 才会成为经典。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好的、缺少的，可能仅仅是追求经典的信念。如今，《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能够再次引起人们的回忆，其实也是对经典、对高文学 性的作品的呼唤和怀念。当然，经典的故事，前辈作家们曾经经历过的道路，也让我们对于战争，对于和平，对于人性本身乃至对于文学都有机会再一次重新审视和 思考。”

　　晨报记者 周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