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两会的声音

　　舒婷代表：别让文化遗产地变成一种橱窗式展示

　　“我写的诗里，有一半说的是鼓浪屿。可是现在的鼓浪屿……”全国人大代表、诗人舒婷近日在福建代表团分组讨论时说起自己一直居住的厦门鼓浪屿，平和的语调因为激动提高了几分。

　　鼓浪屿位于厦门岛西南隅，素有“海上花园”、“钢琴之岛”的美誉，是一个旅游胜地，并被国家文物局列入更新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舒婷说，曾经的鼓浪屿，经常能看到孩子们拿着小画夹在路边写生，岛上也时时飘荡着美妙的钢琴声。现在，学校搬走了，医院搬走了，曾经美好的景象越来越少，小岛变得越来越嘈杂，随处可见的烧烤摊甚至让鼓浪屿弥漫着一股油烟味儿。

　　因《致橡树》等文学作品闻名的舒婷，已然成了鼓浪屿的一个“标志”，她的旧居一度出现在鼓浪屿的旅游地图上。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希望能在鼓浪屿上与诗人“美丽邂逅”。

　　近几年，随着游客增加，鼓浪屿热闹起来，却少了几分素雅和宁静。舒婷发现，网上骂鼓浪屿的人越来越多，尽管如此，依然有很多人“跟风”前往鼓浪屿。

　　“文化是由一代代人积淀并散发出来的一种气息，不是拆了再建的‘橱窗式’展示能够表达的。”舒婷建议，国家应加大对文化遗产地的支持力度，对居住在遗产地的居民及其社区功能进行保护管理。

　　舒婷注意到，过去5年，政府加大了对文化建设的投入。政府工作报告在对今年政府工作的建议中还提出，把文化改革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列入各级政府效能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

　　“我想说的是，文化建设在推进文化惠民工程的同时，还应拿出一部分精力和财力加强文化创新、培育文化精品，以及保护文化遗产。”舒婷说，莫言获得诺贝尔奖足以说明，中国文化的精品和精髓能够给世界以巨大影响。

　　阿来代表：文化产品不能完全被市场牵着走

　　“我们现在去了解古代经济社会状况、人们的生活状态靠什么，除了古人编撰的历史外，更多靠的是传承下来的文学艺术作品。试想一下，几百年后，我们能为后人的博物馆里放些什么？难道只有情战、官战、商战的小说吗？”

　　作为一位知名作家，阿来赋予作品一层异域魔幻色彩。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在谈起现代的文学状态时，透露出一股淡淡的忧伤。

　　阿来说，近年来，文化体制改革分了两个路径，就是把文化事业和产业分开。改革后，文化产业方面的确收到了很好的经济效果。但是不少企业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放弃了许多文化产品应坚持的东西。

　　“这个过程中我是得利的，但不能凭个人的小利益来判断大的文化环境的好坏。”他说。

　　在阿来看来，判断文化产品的好坏，不能只有商业判断，更应该有审美的标准、道德的标准。“文化产品应该对公众有引领作用，而不是完全被市场需求 牵着走，否则，这样的产品对塑造中国人的品格，对中国人内心世界的建设能有什么意义？”说这话时，阿来的语调仍然温和平静，但却掩饰不住心里的忧虑。

　　“你现在去书店里看看，最畅销的书是什么？无非是描写情战、官战、商战的书，讲的都是如何勾心斗角，宣扬的是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为了赚钱，一味迎合而不是引导社会趣味。”谈到此，阿来不无忧虑。

　　其实，阿来的反思也是现在很多学者所担心的，因为文化本身不仅是文化问题，还关系到社会道德问题。“文化其实是全民的事情。国际上有一种说法——一个国家除了经济、军事安全，还有一个文化安全。虽然历经几千年风雨，中国之所以还是中国，存在的根基就是文化。”

　　作为全民中的一员，阿来也在反思自己。“我们文化人，也要经常提醒自己，自己就是文化的生产者、提供者，要有自律。”他觉得，国家应该有一种文化大战略，把好文化品质的关，艺术品质的关，也要把好对历史、对现实负责的关。

　　熊召政代表：创作不是靠迎合

　　“掸掉自身的浮躁之气，坐得住冷板凳，才能真正写出精品。”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文联主席熊召政表示，创作不是靠迎合，作家要一心只想着得大奖，作品可能就死掉了。

　　熊召政说，作家是比较个性化的劳动者，有他自己的个性追求。文学创作是心灵的内省，是对自身思考的表达。现在，在文化产业发展中，越来越多的人把迎合市场作为成功的惟一标准。对于文学创作而言，迎合其实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创作的意义，也是浮躁之气的表现。

　　“莫言得了奖，你可以去祝贺他，但这不是你的目标，你的目标是写出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仿效别人。”熊召政说，现在不少作家巴不得刚写两年就名 满天下，这是浮躁的心态。如果仅仅为得奖，为市场而写作，那么不论是写作动机还是所获得的成果，都会被打上问号。熊召政认为，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原创者， 更需要大批文化经理人的运作。这批经理人的作用很大，因为是他们发现了作者的价值，也发现了作品的商业价值。但这一定不是作者本人，作者本人就是老老实实 写自己最喜欢写的东西。

　　许江代表：文化之兴不在量而在质，要给艺术创造以时间

　　“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文化服务的‘温饱问题’，但真正有生活积累、有冲击力，引领我们仰望星空的作品太少，建议建立国家艺术基金体系给予持续支持。”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代表说，中华民族文化创造的活力远未激发，建议建立机制，加快文化体制改革中的管办分离、政事分开。

　　“文化创作光是盖房子、设奖项还远远不够，当务之急是要优化文艺创作的氛围和空间。”许江说，“比如2004年杭州与中国美院提出共同打造动漫 之都，创办中国第一个国际动漫节，今天动漫产业呈现几十倍的发展，产量已经不成问题，但真正优秀的、有国际影响力的、能够流传下去的作品在哪里？这方面我 们太急了！以为有了设施、有了产业、有了奖项就有好作品，其实不然。”

　　“文化之兴不在量而在质，要给艺术创造以时间，艺术家有些走向市场，有些甘于寂寞、有思想、仰望星空，要给艺术创造以真正的理解和支持。”许江说。

　　许江建议，构建国家文化基金体系，以文化的内涵抓软实力，建立文化扶持制度体系。基金由第三方学术团体和专家委员会来运作，同时持续放宽民营主体的准入条件。

　　“国家文化基金体系已经提了多年，整体制度设计非常重要，甚至可以有相关法律进行规范，这也是国外试行成功过的一套做法。”许江说，“一谈到钱，就有人觉得有风险，有可能滋生腐败、添麻烦。但它就像与少年派相伴过海的老虎，没有那只虎，真正的危险是孤寂而绝望的。”

　　许江建议，国家艺术基金体系根据艺术创作的计划和内涵进行创作进行支持，支持开拓性的理论研究、实验性的文化尝试，支持青年艺术家和濒危的艺术传承，以合理的基金体系为文化大发展提供持续经费支持。

　　姚晓英、欧阳黔森代表：文化产品也要少些模仿多些原创

　　“《家有儿女》很红吧？”谈起当前的文化产品，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文联副主席姚晓英问道，“但拿来和美国电视剧《成长的烦恼》一比，就能看到其中有一些复制的痕迹。为什么咱们的文艺产品仍在不停地复制，缺少创新能力呢？”

　　姚晓英认为，缺少原创动力的根源在于缺少对本土文化的敬仰和尊重，“我们对自己贴的门神、对生长在泥土中的文化缺少敬仰和尊重，现在更为紧迫的，是自己本土文化因为外来复制的低成本泛滥，而造成更大伤害。”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文联副主席欧阳黔森也认为，我国的电影和电视剧等文艺创作方面，“拿来主义”还很盛行，就拿近年来很红火的几档综艺节目来说，也是花大价钱从国外引进的版权。今天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文化产品和文化产值与在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之间形成很大反差。

　　姚晓英认为，要激发中国文化创作的创新能力，不仅要加大资金投入，更要加强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和挖掘。但目前大量民间艺术处在自生自灭中，资金拨 付流程线路过长过远，是民间艺术保护面临的最大问题。民间艺术家往往成为项目研究者所需要的田野文化材料的提供者、不具备署名价值的介绍者。

　　代表们建议，从制度层面给予保护，在资金使用效率上做精确化计算；在资金拨付流程上更简便快捷，让没有“流程意识”的民间文化守望者得到从形式到内容的尊重。“向民间艺术俯首，让民间工艺增值。保护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增强我们文艺创作的原创能力。”姚晓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