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钱不是国家的追求 价值观才是

冯骥才

　　2013年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在接受对话时指出，莫言已经被娱乐化，莫言文学是严肃的文化，不可能是大众的，如果让老百姓都知道，需要有一个长时间过程。冯骥才同时表示，钱是国家的需求，而不是国家的追求，价值观是一个国家的终极追求，如果社会把钱放在第一位，各种问题都会出来。

　　冯骥才，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中国小说学会会长。

　　问：你今年的提案是关于哪方面的？

　　冯骥才：我的提案是关于民间文化保护，这个问题2002年就提出来。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冲击固有传统文化，尤其最近三十年来，中国600多个城市，基本上是“千城一面”，城市个性没有了。

　　而中国几千年来民间创造大量的文化，包括戏剧、音乐、美术、曲艺、杂技、民间口头文学等都大量消失，必须要进行全面盘点、整理，把好东西记录下来。关键要让人们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因为其中包含了民族的精神、道德准则、价值观、审美等等。

　　文化保护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是官员的政绩观有问题，官员做事要与自己政绩联系起来，能够表现他政绩的时候，才做，不能表现政绩，他不关心。

　　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城镇化已经开始，从2000年到2010年间的十年，中国失去了90万个村庄，到2010年的时候是271万个，也就是说每天几乎消失100个村庄，我们在这儿开一天会，100个村庄就没了，就这么快的速度。

　　新一届政府恐怕会把城镇化作为拉动中国经济的主要杠杆，对于文化恐怕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如果将来村落丢失，中国文化的根就彻底毁掉了。

　　我们把传统东西拆掉以后，现在开始造假，造假庙，造假城市，在大地上造出一些粗鄙化的垃圾，但是我们又很难阻挡。

　　城镇化过程在转型期间本来是正常的。可是城镇化在政府力推下，因为政府强势，又与官员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官员是有本事的，想要保护什么东西，他能绝对保护住，官员要想拆的话，调动100个推土机，一个村庄几天就消失，这没有办法。

　　问：你近期一直提倡文化保护，有哪些阻力？

　　冯骥才：我曾经发过一次牢骚，说自己是一个失败者，我在很多城市呼吁，提出很多意见，最终也没有解决，很多遗产被破坏。

　　失败的原因有，第一，文化保护与官员政绩冲突，这是我碰到的第一个问题。第二，学者太少。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是有使命的，任何时代如果没有一批知识分子，心怀使命，努力作为，这个时代是没有希望的。知识分子要主动站在时代前沿，看到时代痛点，振聋发聩把它提出来。

　　在两会记者招待会曾有人问我，国家价值观是什么？我说，国家价值观不应该我说，应该由国家说，但是我知道什么不能写到国家价值观，第一个字就是“钱”。

　　国家不富裕当然需要钱，但钱是国家的需求，而不是国家的追求，价值观是一个国家的终极追求，如果社会把钱放在第一位，各种问题都会出来。

　　问：你已经当了30年的政协委员，像你这样的老委员应该不多吧？

　　冯骥才：我从1983年开始当政协委员，当时才三十多岁，到现在已经是第七届，我知道文艺界的唯一七届委员只有韩美林。当时我们和张贤亮等一起，吃饭比现在俭朴得多，一大盆米饭，十个人围着，四大脸盆菜，韭菜炒鸡蛋、白菜粉条炖五花肉等，那是最好吃的。

　　问：这三十年，你感觉政协在发言氛围等方面有怎么样变化？

　　冯骥才：政协有一句话，就是“三不”，不打棍子、不揪辫子、不戴帽子，而且可以畅所欲言。在我刚进政协时就有“三不”，当时正好开始改革开放， 文化大革命之后，很多人从“牛棚”里被放出来，什么批评意见都有，很激烈。今年两会前我还说了一句话，政协是可以提出尖锐批评的地方。我从来没有因为提出 尖锐批评而遇到什么麻烦。

　　问：你印象中领导人和政协委员之间的互动多吗？

　　冯骥才：我举个例子，有一次与原政协主席李瑞环，李主席是我们的老市长，非常直率，我对城市改造中的“旧村改造”一词不满意，在会上即兴讲，之所以很多历史文化都没了，与旧村改造分不开，“旧”首先是不好，过去讲“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旧的都是不好的，“改造”更不好，知识分子改造什么的，不好才改造。

　　李瑞环当时就说了一句话，这词是我出的。我说冒犯了李主席，全场大笑。李瑞环跟着讲了一段，他说冯骥才的观点是对的，我们那时没有你们现在的觉悟，中国太穷了，希望把城市建设好，所以有了这一提法。那时政协委员与领导人的关系很舒服，意见提出来他能很自然的接受。

　　还有一次，江泽民同志到会上来，曾庆红、李瑞环等同志也跟我们政协委员见面。我当时说，江主席，希望中央领导能够理解，知识分子与领导人在终极目标一致的情况下，可能要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可能对现实有意见，要提出来。江泽民当时很认真听我的意见。

　　问：现在社会上有一些议论，认为政协中的一些明星委员，不来开会，提案质量也可能不是那么高，你怎么看？

　　冯骥才：也不可能都那么高，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更关注他的本职工作，不像我们知识分子比较关注社会，可能对形而上的国家宏观层面问题思考比较多。

　　政协应该是一个共谋国事的地方，讨论国家怎么走是对的，寻找哪条路是对的。这一过程中肯定要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不同时期问题都不一样，委员们最应该把关注的问题和观点提出来。

　　政协委员必须建言献策，但也必须要提出解决办法，不能光在那批评一下就完了。早期的政协，比如80年代，大家更多是意见和牢骚，因为刚过文革， 很多人受了委屈，要发泄一下，意见往往很激烈，情绪化很强。虽然他们也不知道国家应该怎么办，至少给领导者提供了明白民意的机会，了解老百姓是怎么想。

　　问：最近中央重提改革会风，是否80年代的会风又回来了，有哪些变化？

　　冯骥才：不是80年代的政协会风回来了。从现在开会的前几天看，比较注重简朴。社会越来越富裕，从政协委员的招待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原来政 协委员是三个人住一间屋，比现在条件差多了，九届政协才开始有单人间，可是九届以后，社会逐渐好起来，政协委员的招待感觉也不一样了，屋子里都放上鲜花， 显得富丽堂皇。现在减少一些开支，我觉得挺好。

　　最关键还是要让政协委员明白职责，能够真正关心国家的一些大事和前途，真正让政协委员畅所欲言，这可能还是最重要的事情。

　　节约方面还不单是两会，比如从今年春节开始就不许大吃大喝，国家应该把公务开支节省资金做一个专项结算，比如全国各地共节省100个亿，我建议 国家把这100个亿放在教育或群众医疗卫生方面，能够对社会实际有用，这样才能够真正鼓舞人心，别到时候把节省下的钱花哪都不知道。

　　问：也有人担心提倡作风可能会流于形式。

　　冯骥才：大家那么想也很正常，因为过去提过“四菜一汤”，对于公车也有限制。大家担心过一段时间这种提倡就会过去。

　　谈莫言：已被娱乐化 吵吵闹闹无法理解莫言小说

　　问：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你怎么看现在的“莫言热”？

　　冯骥才：“莫言热”很正常，因为中国过去有诺贝尔奖情结，一直没有人获诺贝尔奖，大家自然会特别关注。

　　在这次两会我也有一个提案，在媒体上，比如报纸、网络，要把文化版面和娱乐版面分开，因为一个国家的严肃文化或者精英文化才是民族文化的主体。

　　问：你认为莫言已经被娱乐化？

　　冯骥才：对。这两种文化是两码事。比如代表俄罗斯文化的一定是托尔斯泰的东西，绝对不是俄罗斯明星的八卦，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绯闻啊。

　　这些文化都是娱乐文化，与商业文化混在一起，一定要夺人眼球，一定要炒作，一定要故弄玄虚，这是商业文化必须要有的运作手段。可如果把两种文化放在一块，群众化，就没有了表达信息的空间。

　　严肃的东西只有被八卦化，或者娱乐化，才会被报道，这是不正常的。

　　莫言应该放到文化版，是严肃的文化，莫言的文学不可能是大众的，如果让老百姓都知道，需要有一个长时间过程，他应该是中华文化的财富，逐渐被人理解，不是“热”过就完，应该是中国文化的历史收获。

　　现在打开网络的文化版，又是郭德纲、李天一，又是什么“吊丝”，纯文化的艺术家就没人知道。听说一个女钢琴家好多年了，很有名，比朗朗都不差，可国内基本没人知道。

　　问：会不会担心“莫言热”之后，影响到他的创作？

　　冯骥才：我认为对好的作家是不会有影响的。我很欣赏莫言现在的态度，表现出一个作家的理性和气质，不高调。像莫言的小说应该静下来看，吵吵闹闹是没法理解莫言的。我们作家一般来讲是比较洁身自好，很少往镜头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