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元义出新书回应白毛女嫁给黄世仁的争论

　　自从2009年熊元义讲学指出白毛女嫁给黄世仁的现象后，在社会引起较大的争议，甚至有些人漫骂熊元义是个超级媒婆，是诱发90后女大学生嫁给黄世仁，发出这种不谙世事的惊人语。对这种争议和误解，熊元义出版新书《文艺批评的理论反思》(学院出版社2013年1月版)予以了回应。现摘两篇论文以飨读者。

白毛女能否嫁给黄世仁？

熊元义

　　2009年10月中旬以来，白毛女能否嫁给黄世仁这个问题引起了人们热烈的讨论。其实，这个问题14年前就在中国文化思想领域被提出来了。为什么14年前提出的问题，14年后才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而且这种反响不是在文化思想领域，而是在社会婚姻领域？这既耐人寻味，又令人欷歔不已。

　　1995年，贺敬之、丁毅的歌剧《白毛女》诞生50周年。北京天地剧院演出了舞剧《白毛女》。在看完后退场时，我听到一些年轻人议论：白毛女真傻，怎么不嫁给黄世仁呢？黄世仁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要钱财有钱财，要地位有地位，要势力有势力，要文化有文化；而王大春呢？要什么没有什么，要钱财没有钱财，要地位没有地位，要势力没有势力，要文化没有文化。还是黄世仁要比王大春可爱。这些议论引起了我的思考。在这期间，我看到一位颇有名气的女作家写的一部中篇小说《何处是我家园》。这部文学作品和歌剧《白毛女》都是写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下层妇女，但前者却是和后者“对着写”的。在比较这两部文艺作品中，我提出了白毛女嫁给了黄世仁这个问题。

　　2000年4月，轰动一时的话剧《切·格瓦拉》塑造了一位不“傻”的当代白毛女形象——东方之子。这位东方之子肆无忌惮地说：

　　“宣扬什么血统论？少跟我卖弄‘末代王爷’《最后的闺秀》！我还法兰西友人呢？老子本应该投胎在(指街北)前面香榭丽大道，没落贵族也好，新兴资产阶级也好，反正满门都是金发碧眼。家里有俩中国人，全是佣人！(跌手顿足)可怎么愣就给我生在了北京东城南锣鼓巷，地地道道的东亚蒙古人种，世世代代离周口店不远？！唐朝那会儿可以和胡人混血，但中国那会儿那么阔，不混也罢。八国联军那会儿可是机不可失，除了日本，一水的西洋。那一次真是‘文明冲突’，正好打一场人种改良翻身仗！没看见人家越南南方，美国兵留下的孩子一相面再一验血全挣上了美元？怎么当时躲在井里的我太奶奶太姥姥没一个儿这么想？如今一照镜子烦不烦哪？你就再怎么哼马赛曲再怎么唱星条旗再怎么把《独立宣言》倒背得如同‘床前明月光’，(指着镜子)你还是这张脸！你就再怎么身在小胡同心在白金汉，瞧义和团光着膀子那份儿德性，看美国鬼怪式长得的确顺眼，你还是这张脸！你就再怎么明明是自己又丝毫不是自己，压根儿不是人家却加倍是人家，(对镜纳闷)怎么还是这张脸？你就再怎么骂中国咒中国损中国涮中国恶心中国寒碜中国踢中国啃中国撕了中国操了中国，(将镜子摔碎)你—还—他—妈—是—这—张—脸！！！”

　　而“既然街南街北这么老大差别，就多想想怎么跟那边断绝关系，抓紧办移民，路子我都蹚出来了—”“当不了大款就傍大款，开不起银行就抢银行，没投胎富人区就搬进去，不给迁就翻进去，空中不成走地道，没招儿了才讲平等呢，有本事谁他妈当老百姓呀！”

　　这种赤裸裸的“傍大款”意识，进一步促进了我对白毛女嫁给黄世仁这种现象的思考。于是，我撰写了《白毛女与黄世仁的关系在20世纪的变化》一文。我在深入地比较了20世纪白毛女与黄世仁的关系的变化的基础上指出：20世纪40年代，贺敬之等所塑造的白毛女对奴役她们的黑暗世界是反抗的。白毛女对黄世仁的认识是清醒的，“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黄世仁他是我的仇人！就是天塌地陷我也忘不了他跟我的冤仇啊。他能害我，能杀我，他可别妄想使沙子能迷住我的眼！”对黄世仁的压迫是反抗的，“我就是再没有能耐，也不能再像我爹似的了，杀鸡鸡还能蹬打他几下哪，哪怕是有一天再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吧，我也要一口咬他一个血印。”这种反抗也是彻底的，“想要逼死我，瞎了你眼窝！舀不干的水，扑不灭的火！我不死，我要活！我要报仇，我要活！”贺敬之等肯定了白毛女的这种斗争。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当代中国作家所反映的不傻的“白毛女”对她们所处的屈辱世界是屈服的。那一位颇有名气的女作家在中篇小说《何处是我家园》中就写了一位不傻的“白毛女”秋月不是嫁给黄世仁，而是甘心情愿地接受比黄世仁还要坏的地头蛇查老爷的玩弄。这位秋月和她的伙伴凤儿忍受不了贫穷的煎熬，自甘堕落。凤儿说：“没钱的时候，我们就不是人，就得做些不是人做的事。”秋月也说：“我不甘心过这种贫苦的日子，我只要能生活得舒适，不管怎么做都行。”在凤儿的百般努力下，秋月是可以保持人的尊严的。但是，秋月却为了过上舒适的日子，放弃了宝山(矿工)的真挚的爱情，心甘情愿地让地头蛇查老爷蹂躏和玩弄。秋月虽然已心知查老爷欺骗了她，虽然已明白查老爷确如人所说的笑面虎，虽然知道查老爷安排她走是想要长久的得到宝红，可她想，就是明白了这些我又能拿他怎么办？如她一样渺小的人们的生活都是操纵在查老爷们手上的，由他任性编织。纵是看透看穿了，也还不是得依从他们？如果反抗了，未必就比服从了好些吗？而既然是渺小的一群，能做到什么反抗？不就是赔上自己的一条命，与其这样，莫如由他去好了。看来，秋月不是没有意识到她在受欺骗和被玩弄。但是，秋月却没有多少反抗和抵触，甚至越来越有点自得其乐了。当代中国作家这种“对着写”不是为了揭露现实生活中的溃烂一面并进行坚决的批判，而是肯定了秋月的这种生存哲学。与现代中国作家贺敬之等相比，当代中国作家的这种价值取向恐怕很难能说是进步的。

　　在2009年9月底的一次文学讲座中，我再次从文化的角度批判白毛女嫁给黄世仁现象时却遭到了强烈的反弹，不少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中国女大学生不但不接受我的批判，反而十分大胆地肯定了白毛女嫁给黄世仁这种现象。这不能不令我十分震撼。我多年的批判不但淹没在众声喧哗中，没有产生多大的效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歪曲。其实，当当代白毛女纷纷嫁给黄世仁的时候，这将伤害不少人的根本利益，尤其是仍在社会底层打拼的优秀分子。他们在精神上在情感上将再次受到伤害。也就是说，他们在物质生活上受到剥夺的时候，在情感生活上也要受到剥夺，即在情感和婚姻资源上处在更加不平等的地位。

　　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对白毛女嫁给黄世仁这种现象没有反应，不是偶然的。有些当代中国作家认为存在的价值不在于抽象的理想中，而在彻底地“现实化”过程中。即对现实的强烈参与认同，并去热烈拥抱。“既然机会这么多，那么赶紧捞上几把吧，否则，在利益分化期结束以后，社会重新稳固，社会分层时期结束，下层人就很难跃入上层阶层了。”当代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在中国社会转型中处在比较有利的位置，比较容易跻身既得利益集团中。这些年来，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已是较为获利的群体，他们不但不反对白毛女嫁给黄世仁，反而鼓励白毛女纷纷嫁给黄世仁。这就催生了当代中国社会最聪明的高中生纷纷舍弃真理和智慧而选择财富和权力的价值观的现象。2006年2月，中央电视台邀请中美两国即将进入大学的高中生参与《对话》节目。其中，美国的12名高中生都是该年美国总统奖的获得者，国内的高中生也是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大学等著名大学录取的优秀学生。在价值取向的考察中，主持人分别给出了“智慧”、“权力”、“真理”、“财富”和“美”几个选项。美国学生几乎惊人一致地选择了“真理”和“智慧”。而中国高中生除了有一个选择了“美”外，有的选择了“财富”，有的选择了“权力”，竟然没有一个选择“真理”和“智慧”。(参见毛崇杰的《真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问题》，《云梦学刊》2009年第三期。)看来，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中国女大学生十分大胆地肯定了白毛女嫁给黄世仁这种现象就不奇怪了。

　　为此，我很有必要进一步地对白毛女嫁给黄世仁这种现象进行深入地解剖。

　　一、白毛女嫁给黄世仁这种现象和过去普遍出现的陈世美娶公主现象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一为女性，一为男性。因此，如果我们肯定白毛女抛弃王大春嫁给黄世仁，那么，就必然肯定陈世美抛弃秦香莲娶公主。这与我们提倡的诚实守信、艰苦奋斗的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而当中国文化的这种重情重义的核心价值观从根本上遭到颠覆后，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这些当代“白毛女”。

　　二、白毛女嫁给黄世仁这种现象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的趋势。收入分配不均的一个指标是基尼系数，从2000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国际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9年已超过0.48。而白毛女嫁给黄世仁不但没有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存秩序，反而强化了这种不合理的现存秩序。其实，我们并不反对白毛女追求现代化的“生活”。

　　但是，白毛女嫁给黄世仁不是改变不合理的现存秩序，而是在不改变不合理的现存秩序的前提下从下层阶层跻身到上层阶层而已。

　　三、白毛女嫁给黄世仁这种现象深刻地反映出白毛女已放弃追求白毛女们的解放，而是转身追求自身的解放。这种个体解放的实质就是从一个阶级或阶层分化出来，跻身或异化到另一个阶级或阶层。因此，白毛女嫁给黄世仁就是背叛了自己的社会出身。当代“白毛女”为了彻底地改变自身的艰难处境，追求个体的自由，纷纷背叛她们所出身的阶级。她们不是从根本上捍卫她们所属的阶级的整体利益，而是从这个阶级中分化出去，成为压迫和剥削她们所属阶级的阶级的帮凶和帮闲、玩偶和装饰。中国古代寓言《愚公移山》在反映个体和群体的矛盾的基础上反映了群体的认同和背叛的矛盾。愚公移山虽然“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但他却看到了“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然而，寓公的子孙后代不一定认同愚公移山，至少有些子孙可能放弃移山，而是搬家。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句流行颇广的话，“一年七，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这种知识分子包括作家不认爹和娘的现象绝不完全是说他们不认具体的爹和娘即自己的爹和娘，绝不完全是下一代对上一代的孝顺问题。这段名言深刻地反映了当代中国不少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就其出身而言，是来自社会的基层，但是他们大多数大都背叛了他们的社会出身。20世纪90年代，有人提出所谓“孙子哲学”，明确宣布“这不是《孙子兵法》的孙子，而是爷爷孙子的孙子”，要中国人当美国人的孙子，就是“追随美国，可能今天我们就是日本”。还有人鼓吹“傍大款”，说什么“承认自己不行，就要抓住一个大的，‘与巨人同行’，说你傍大款你就傍嘛”。这种认为中国应该自觉地充当美国的殖民地，这样中国就会发展起来的谬论，就是彻头彻尾的洋奴哲学，就是公开地鼓吹白毛女嫁给黄世仁。真没想到，当代中国有些知识分子包括作家竟然堕落到了这种买办和汉奸的地步。

　　当前，一些知识分子包括作家的“无根”和“失语”状态在目前愈来愈严重，其症结恐怕就在于这些知识分子包括作家本来出身社会底层，但是他们不是维护中国基层人民的根本利益，表达、抒写中国基层人民的深沉苦难，而是背叛了他们所出身的阶级，跻进了异己阶级。他们在为这个异己的阶级说话的时候底气不足，完全丧失了应有的尊严。在长篇小说《沧浪之水》中深刻地反映了当代中国有些知识分子的这种社会背叛。在长篇小说《沧浪之水》中，池大为舍弃理想主义，顺从现世主义，表面上是一种精神背叛，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背叛。在池大为参与的一次全省血吸虫抽样调查中，他发现华源县的血吸虫发病率为百分之六，而他们的调查报告却上报百分之三点六二。虽然池大为心里想着那些无助的病人，很久都安定不下来，因为当年他的父亲和他在那个偏远的山村，也出于这样一种无助的状态，但他还是沉默了，放弃了“吼一声的责任”。百分之六的发病率与百分之三点六二的发病率相差百分之二点三八。说真话，就意味着百分之二点三八的病人将得到及时治疗，将减少痛苦和死亡；说假话，就意味着这百分之二点三八的病人将缺医少药，将增加痛苦和死亡。而说假话虽然损害和践踏了底层人民的利益，但维护了特殊利益集团利益，维护了个人利益。在人民利益和少数集团利益(包括个人利益)的斗争中，池大为倾向了说假话。池大为的这种沉默和放弃就是对这百分之二点三八的病人犯罪，就是参与对底层人民的犯罪活动。池大为这种放弃，不仅是一种精神背叛，而且是一种社会背叛。他背叛了他的父亲，背叛了像他的父亲一样无助的人。也就是说，池大为背叛了他的社会出身。可见，当代中国有些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在精神上的退却和背叛，实际上是他们社会背叛的结果。而当代中国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这种社会背叛又是当前中国社会发生历史演变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了当代中国社会不少社会的公仆演变成社会的主人的这种历史演变。可见，白毛女嫁给黄世仁与当代中国这些知识分子包括作家的精神背叛和社会背叛是一回事。而20世纪90年代中国作家与歌剧《白毛女》“对着写”绝不是偶然的。

　　四、这些年，当代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增长，国民财富总体是极大增长的。但是，却出现了绝大多数人“干得多挣得少”而极少数人“干得少挣得多”的现象。在初次分配上，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已是一个普遍现象，并且这种差距有逐渐拉大之势。在发达国家的企业，工资在运营成本中一般占50%左右，但中国的企业则不到10%。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中国则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趋势；资本回报的比重却节节上扬。当代中国很多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的低收入为代价的，“利润侵蚀工资”现象很突出。在二次分配领域，税收杠杆又未能真正起到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随着这些现象的日益严重，当代中国社会不断滋生那种不劳而获的思想。而白毛女嫁给黄世仁就是这种不劳而获的思想的集中而典型表现。

2010年2月3日

转轨批评家的荒谬逻辑

熊元义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享盛名的文学批评家吴亮毫不掩饰其思想转轨。在《知识的滥用和批判的幻觉——评罗岗<时尚的秘密就是资本的秘密>及学院新左派的若干修辞特征》(见《文学报》2012年8月30日第18版和第20版)这篇奇文中，吴亮在抨击那些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时不但袒露了自己的思想转轨即明确地承认他曾经信奉、现在已不再完全信奉马克思的逻辑和马克思的教诲，而且公开地为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包括剥夺辩护，认为工人依赖资本家养活，而不是工人自己劳动养活自己。

　　首先，吴亮相当轻率地抛弃马克思的伟大发明，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已过时即“剩余价值是马克思一度撬动世界秩序、如今又被全世界的经济政治活动搁置的伟大发明”。吴亮的这种臆断是经不起推敲的。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活动虽然出现了许多新的生产形式，但是这些新的生产形式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马克思发现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并没有过时。19世纪60年代，股份资本的发展刚刚起步，马克思敏锐地觉察到资本垄断的趋势，认为“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8和第520页。)现代资本主义股份公司仍在雨后春笋般地崛起和壮大，虽然它们是“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但却没有搁置马克思所发现的剩余价值。吴亮在搁置马克思所发现的剩余价值后还批判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吴亮显然不知道资本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不知道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而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6页)，幼稚地认为资本没有人去推动就是一堆“死劳动”，只有在人的推动下，在“活劳动”的推动下，“死劳动”才会“增值”，才会产生“剩余价值”。在这个基础上，吴亮自以为看到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缺陷，认为马克思只强调了工人对“死劳动”的推动，却没有提及资本家对“死劳动”的推动，马克思撇清了资本家在整个社会化生产中的主导作用，这是他惊世骇俗的伟大发明。而马克思应该很清楚，资本是一回事，资本家又是一回事。资本家决定资本的本性，而不是相反。吴亮还发现不少资本家是乐善好施的，创立基金会的卡内基是大资本家，创立诺贝尔奖的诺贝尔是大资本家，一百多年来，全世界大大小小的私人基金会，私人捐建的学校、图书馆和博物馆，都是用“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建立起来的。因而，吴亮认为这些资本家决定资本并非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即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吴亮的这种批判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资本是不管劳动力的寿命长短的。它唯一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中，资本是不断摧毁道德和自然、年龄和性别、昼和夜的界限。而“正常工作日的规定，是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8页。)几个世纪以来，在延长工人的寿命上，资本家阶级没有吴亮所说的那样“乐善好施”。至于有些资本家在公益事业上慷慨捐献，丝毫改变不了资本对剩余劳动的贪婪本性，何况他们在税收上还得到了相应的减免。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的价值(……)。”“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才受到尊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这是不可辩驳的真理。因而，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具有绝对的致富欲和贪欲，其捐钱是相对的。吴亮认为马克思撇清了资本家在整个社会化生产中的主导作用，似乎马克思没有吴亮更了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这是对马克思科学考察的妖魔化。马克思之所以强调工人阶级的反抗，就是因为看到了被掩盖的“工人在经济上的隶属地位”。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秘密时指出：“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规定’工资，即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为了延长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处于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就需要并使用了国家权力。”并在考察在社会范围内不断进行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后认为资本家“是这个社会机制中的一个主动轮”，他在狂热追求价值增殖中“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为生产而生产”(以上分别见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页、第263页、第240页和第239页)。不过，同是强调资本家在整个社会化生产中的主导作用，马克思和吴亮却存在显著的不同。马克思认为没有人民群众遭受的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和被压迫阶级提供的无酬劳动，资本家是不可能在整个社会化生产中发挥主导作用的。马克思在考察资本的原始积累即资本的历史起源后深刻地指出“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8页)，在考察剩余价值的起源后指出 “资本家在他支付报酬的劳动以外，还榨取了他不支付报酬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2页)。恩格斯评论马克思的专著《资本论》时进一步地指出：“如果认为无酬劳动只有在现在这种条件下，即在生产一方面由资本家，另一方面由雇佣工人进行的情形下，才能产生出来，那是荒谬的。”正相反，“在一切时代，被压迫阶级都必须提供无酬劳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2—593页。)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坚决反对工人阶级成为“一群听天由命的、不可挽救的可怜虫”，认为工人阶级应该砸碎锁链，抬起头来，挺起胸来。而吴亮则孤立地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掩盖了资本家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即资本的历史起源，单纯地强调资本家在整个社会化生产中的主导作用，认为工人就业不能不依赖于资本家，反对工人阶级“对资本的掠夺行为的反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可见，吴亮对马克思的所谓“超越”，不过是与马克思的立场相反而已。

　　其次，吴亮猛烈地抨击了那些仅在思想上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而在行动上放弃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在理论上无法做到彻底，难免陷于自相矛盾和沦为言行不一。吴亮虽然看到了有些知识分子的“批判的武器”不够锐利，但他却不是改进和磨砺这种“批判的武器”，而是彻底摈弃了这种“批判的武器”。知识分子的“批判的武器”如果与人民的“武器的批判”相结合，就可以做到彻底。知识分子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是知识分子的主观批判和人民的客观批判的有机结合，是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有机统一，是扬弃，而不是彻底的否定。否则，知识分子的批判就是“用头立地”。因此，无论强调知识分子的批判而忽视人民的批判，还是强调人民的批判而忽视知识分子的批判，都是片面的。这就是说，知识分子这种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是在肯定变革历史的真正的物质力量的同时否定阻碍历史发展的邪恶势力；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不是站在人类的某个绝对完美的状态上。而有些知识分子的“批判的武器”则在对现实生活的坚决、彻底和深入的拒绝和批判时既否定现实生活中的邪恶势力，也拒绝了现实生活中的正义力量。也就是说，这种对现实生活的坚决、彻底和深入的拒绝和批判从根本上脱离了历史存在的革命力量。不过，知识分子这种对现实生活的批判虽然没有深刻反映客观历史存在的革命力量，但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其实，知识分子对现实生活的任何正当批判都是有助于社会进步的，绝不是妨碍社会进步。吴亮嘲笑一些知识分子缺乏像样的“批判的武器”，奚落这些知识分子改变不了世界，不过是彻底收缴知识分子的“批判的武器”而已。当代有些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虽然一时无法“改变世界”，但是他们的严肃批判是可以促进社会进步的，至少可以成为“改变世界”力量的有机组成部分。鲁迅在冲决黑暗的罗网时是颇有顾虑的，认为“假如一间铁房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鲁迅并没有否定“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认为“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质变以前，任何量变都是不可轻视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人阶级“在和资本的日常冲突中如果畏缩让步，他们就没有资格发动更大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一些知识分子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就可以起到促进这种量变的作用。如果知识分子放弃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任何正当批判，就会和放弃对资本的掠夺行为的反抗的工人阶级一样“沦为一群听天由命的、不可挽救的可怜虫”，甚至就会缴械投降。从吴亮的华丽转身可以看出，吴亮这类批评家正是深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现存不合理的秩序，才转而调整立场即从工人阶级的立场转移到资本家阶级的立场上，跻身并强化这种不合理的秩序。吴亮从这种资本家的立场出发猛烈地抨击了对资本家挥霍奢侈的限制、对工人劳动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与执行和对童工使用的禁止这些较为人道的形式。但是，吴亮的这些批判却是孤立地把握历史的碎片，缺乏宏伟的历史感，可以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吴亮激烈反对人类追求在物质消费上的平等，热情赞美资本家包括奴隶主和地主的奢侈挥霍，认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作为杜甫的千古名句，从逻辑论证上来说虽然并不能成立，但是人们总是容易简单化地将某些人贫困的原因归咎于某些人的奢侈。”而“如果奢侈品真的是导致一部分人穷困的原因，进而杜绝一切奢侈品的生产，那将迅速导致所有与奢侈品相关的制造业和其他企业倒闭或萎缩，紧随其后的就是灾难性地大量裁员——即失业”。这就应了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所说的“奢侈绝对有其必要，富人不挥霍，穷人将饿死”这段名言。这不但曲解了杜甫的千古名句，而且荒谬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出自唐代诗人杜甫的长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在这首长诗中，不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句千古名句将某些人贫困的原因归咎于某些人的奢侈，而是“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这段千古名言将寒女的贫困归咎于一些过着“酒肉臭”的奢侈生活的富贵人家的疯狂聚敛和剥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句千古名句深刻反映的是“荣枯咫尺异”的这种两极分化现象。前者是因，后者是果。也就是说，那些富贵人家维系各种“酒肉臭”的奢侈生活的财富是他们疯狂的聚敛和剥夺来的，而那些过着“冻死骨”的贫寒生活的穷人的贫困是富贵人家疯狂的聚敛和剥夺的产物。杜甫的这些名言是非常深刻的，有力地揭示了“被压迫阶级在一切时代都必须提供无酬劳动”这一历史发展规律。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财富的增长不是同自己的个人劳动和个人消费的节约成比例，而是同他榨取别人的劳动力的程度和强使工人放弃一切享受的程度成比例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页。)因而，资本家的穷奢极欲是与工人日益贫困成比例的。吴亮在否定一些人的贫困与一些人的奢侈没有必然联系的同时强烈反对人们追求社会平等和共同富裕：“在我们的亲身经历中，那样一幅貌似没有贫富差异的图景至今还历历在目，平等，太平等了，只要人人平等，即便是普遍的赤贫我们也甘心忍受，你真的甘心忍受吗？”的确，社会存在差异，可以激发竞争和活力。但是，这种社会差异不能无限制的扩大，否则，社会将在这种社会差异的扩大中分裂，出现社会动荡。这就是说，绝对的平均主义不行，过度的两极分化甚至社会分裂也是不行的。因此，中国当代社会应该在追求社会平等和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逐步化解差异，而不是继续损不足而补有余。当然，社会平等和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一个逐步实现的历史过程。中国当代社会虽然不能推行平均主义，但却应该不断促进社会平等和共同富裕这种社会理想的实现，并在这种社会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在坚决反对平均主义的过程中放弃了追求社会平等和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以至于频发损不足而补有余的现象即以野蛮的掠夺方式鲸吞社会财富并转移到极少数人的手里。如果这极少数人能够以野蛮积累的社会财富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则还能惠及整个社会。但是，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这极少数人穷奢极欲地挥霍和浪费这些野蛮积累的社会财富。这是封建主的挥霍和浪费，而不是资本家的挥霍和浪费。而“资本家的挥霍从来不像放荡的封建主的挥霍那样是直截了当的，相反地，在它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最肮脏的贪欲和最小心的盘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页)。这种类似封建主的奢侈生活与资本家的奢侈生活相比是社会的倒退。吴亮既不严格区分类似封建主的奢侈生活与资本家的奢侈生活的不同，也不全面把握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资本家阶级的剥夺历史，而是极力挖掘出极少数人挥霍社会财富的“积极”方面，认为如果“朱门”无“酒肉”，或许“路有”更多“冻死骨”，老板一破产，工人就失业。并引用和孟德斯鸠的同时代人柯耶的话为证：“奢侈就有如火，它也许有益，也可能有害。它毁灭富人的住宅，却维持我们的工厂。它吞没挥霍者的遗产，却使得工人有口饭吃。它削减少数人的财产，却使多数人走向富裕。里昂的原料、织锦、黄金面料、花边、镜子、珠宝、马车、精致的家具、美味佳肴，如果这些都遭到禁止的话，那么，不仅数百万人将无所事事，而且同样多的人将面临饥馑。”显然，吴亮没有看到工人之所以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是因为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吴亮不是深入地探究雇佣工人的转化历史，而是认为如果没有资本家，工人就没有工作即失业，就无法存活即工人依赖资本家养活。吴亮的这种为资本家的残酷剥夺辩护虽然振振有词，但其逻辑却是诡辩的，乃至是荒谬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坚决反对混淆单纯的诡辩与辩证法时指出：“诡辩的本质在于孤立起来看事物，把本身片面的、抽象的规定，认为是可靠的，只要这样的规定能够带来个人当时情形下的利益。譬如，我生存和我应有的生存的手段本来可说是我的行为的一个主要动机。但假如我单独突出考虑我个人的福利这一原则，而排斥其他，因此就推出这样的结论，说为维持生存起见，我可以偷窃别人的物品，或可以出卖祖国，那么这就是诡辩。同样，在行为上，我须保持我主观的自由，这意思是说，凡我所作所为，我都以我的见解和我的自信为一个主要原则。但如果单独根据这一原则来替我的一切自由行为作辩护，那就会陷入诡辩，会推翻一切的伦理原则。”辩证法与这类的行为本质上不同(《小逻辑》，黑格尔著，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7—188页)。正如异化劳动，马克思指出：“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难道这种异化劳动创造了美，就可以免于批判吗！正如腐败，虽然腐败加速了腐朽统治集团的毁灭，但绝不能肯定腐败就是合理的。不过，吴亮这种对资本家阶级奢侈生活的片面肯定是难以粉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或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和肮脏的。

　　吴亮特别反对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与执行，认为这种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导致不少工人失业。这恐怕是开历史的倒车。任何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首先是着眼这种政策是否符合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不是着眼这种政策是否符合部分工人的利益。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与执行显然是符合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的。至于这项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导致了部分工人的失业和利益的损失，不是这项政策不好，而是相应的配套措施没有跟上。吴亮认为，自从最低工资标准这项政策制定与执行以来损害了一些工人的利益，美国小布什政府颁布的“最低工资”不得低于每小时7美元的政策就造成了失业率的上升。2006年，小布什政府顶不住民主党不断提案的压力，终于颁布了“最低工资”不得低于每小时7美元的政策，虽然没有冲击大老板，但却打击了小老板。那些小老板为了继续“攫取最大的利润”，开始裁员，把原来7个人的活交给5个人做，100个人做的活交给80个人做。最低工资虽然增加了，但就业率却下降了。吴亮所说的这种现象是产业后备军的扩大。这种情况恩格斯在评论马克思《资本论》时着重指出过，“在所有的情况下，这种产业后备军却会破坏经常在业的工人的抵抗力量，使他们的工资保持在低下的水平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页。)而吴亮居然认为最低工资标准这项政策制定与执行只是一部分工人得利了，而另一部分工人却遭殃了。本来，有些美国小老板抵制最低工资标准这项政策应是劳资矛盾，而不是一部分工人与另一部分工人的矛盾。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反过来，它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这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6页。)但是，吴亮却将这种劳资矛盾转换为工人阶级的内部矛盾。吴亮没有批判那些美国小老板对最低工资标准这项政策的抵制，而是批判督促执行最低工资标准这项政策的一些知识分子。吴亮的这种批判表面上维护的是一部分失业工人的利益，但最终损害的却是工人阶级整体的根本利益。

　　吴亮竟然还以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执行禁止使用童工这项政策时出现了一些更为恶劣的现象为由反对人类执行禁止使用童工这项政策。这种逻辑更是荒谬的。禁止使用童工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理想和未来，虽然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实现这个理想时难以做到整齐划一，但这个理想毕竟是人类文明最终要实现的。而人类文明就是在不断追求这些理想实现的过程中前进的，而不是自然而然地冒出来的。吴亮认为使用童工现象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可避免的现象，人类在发展到更高阶段后自然而然地会淘汰这种恶劣现象。并指出发达国家瑞典有过童工的历史，而瑞典的童工主要不是通过禁令而是通过经济增长被消除，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父母就有能力让他们的孩子接受教育——这样也可以使孩子的收入在未来最大化。除此之外，机械化使手工劳动无利可图。正是这些发展最终使得瑞典有能力从法律上禁止残存的童工，而不是相反。吴亮在禁止使用童工上彻底放弃了人类在争取美好生活上的斗争，彻底放弃了人类在缩短和减轻历史发展分娩的痛苦上的努力。可惜的是，吴亮期待的人类的美好生活绝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而是人类在艰苦卓绝的社会斗争中争取来的。既然禁止使用童工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理想和未来，那么人类追求这种理想的实现绝不是徒劳的。至于人类在追求这种理想实现的过程中有些措施使用不当，是可以调整的，而不是放弃对这种理想的追求。吴亮不厌其烦地重复这种现象即“那些由于这类措施而失去工作的孩子，其处境很可能将会更艰难，其职业对他们的健康可能更有害。”这种恶劣现象的发生绝不是执行禁止使用童工这项政策引起来的，而是有些国家和地区在还没有从根本上杜绝使用童工现象。吴亮只是看到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下岗童工的悲惨命运，而没有看到这些国家和地区其他童工的悲惨命运。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其实，这些国家和地区即使没有执行禁止使用童工这项政策，也仍然会有一些孩子被迫卖淫。不是这些下岗童工，就是另外一些童工在更为危险、工资更低的岗位卖命。人类可以不断完善禁止使用童工这项政策并对这项政策的执行加强监督，但绝不能因噎废食。正如不能因为出现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有时反倒不如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种现象就彻底否定人类争取做人的地位的努力。

　　中国当代社会在充分利用资本的力量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反映在有些知识分子身上表现为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矛盾。在历史观上，这些知识分子以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认为邪恶的横行是历史发展难以避免的；在价值观上，这些知识分子还是非常痛恨邪恶势力横行的。因此，在精神生产中，这些知识分子虽然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不平等、不人道的消极现象进行了一定的批判，但是，这种批判不够彻底，有些羞羞答答，对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未来则有一些疑忌。有些知识分子甚至还提出了历史进步与道德进步的二律背反的历史发展观。其实，历史观与价值观是统一的。一些知识分子之所以陷入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矛盾，是因为他们的历史观在理论上不够彻底，不能深刻地认识恶不过是历史发展的表现形式，而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本身。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马克思在深刻地把握历史发展的动力的基础上高度科学地概括了历史发展的两条道路，一是采取较残酷的形式，一是采取较人道的形式。马克思指出：“正像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产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在英国，变革过程已经十分明显。它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大陆。在那里，它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所以，撇开较高尚的动机，现在的统治阶级的切身利益也要求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的障碍除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这就是说，历史的发展既有较残酷的形式，也有较人道的形式。而历史的发展采取较残酷的形式符合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采取较人道的形式则符合被压迫阶级的根本利益。中国当代历史是一个未完成时，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是重复前人的错误甚至为了发展而犯罪，还是在规避前人错误的基础上独辟蹊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科学发展的道路。这条科学发展的道路是社会的全面进步，是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的统一。因此，在当代社会日益分化时，中国知识分子应深入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在这个基础上积极倡导当代历史发展采取较人道的形式，坚决批判当代历史发展所采取的一些较残酷的形式并大胆地揭露那些粉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的现存秩序的虚假意识形态。然而，吴亮却不但不批判那些较残酷的形式，反而极力粉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的现存秩序。与那些世界观矛盾的知识分子相比，吴亮这类批评家走得更远。吴亮的这种思想转轨不但是中国当代一拨丧失历史感的知识分子社会背叛的产物，而且集中地反映了这类寄生在历史的碎片中知识分子的特性即他们在搁置马克思对资本的贪婪本性的道德批判的同时还反对工人争取美好生活的社会斗争。

2012年10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