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星：我一直都是业余作家 边缘有边缘的快感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2年12月03日09:51 来源：南方网

　　徐星，作家，纪录片导演。1956年生于北京。1977年当兵，开始写作。1981年，复员后到全聚德烤鸭店工作。1985年，处女作小说《无主题变奏》由《人民文学》杂志刊发，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由传统转入现代的标志性作品之一。1989年，赴德讲学。1992年，赴德国海德堡大学读书。1994年回国。2005年发表长篇小说《剩下 的 都 属 于 你》。2000年后从事独立纪录片拍摄制作。

　　八十年代是文学的盛世，中国内地文坛涌现出众多闪亮的名字，这些名字构成了当代汉语写作的景观和骨架。三十年过去，这些当初以“作家”之名出现的人，被社会脉动、经济流变裹挟，他们成了这个时代碎片生存中的模型或面具，他们变成了商人、电影人、音乐人……有的人还是作家。

　　“作家访谈录”着眼于这些身份发生裂变的作家，试图从他们身上，梳理和展现曾经的时代书写者的个体命运和时代痕迹，而这无疑也是文学的命运。我们该如何看待刚过去的几十年中的文学和中国？他们与文学并肩同行或渐行渐远的三十年，会给今天以怎样的启示？

　　2011年，徐星的一位朋友想做一个小说《无主题变奏》的文献展，徐星拿出了当年的很多读者来信。当年，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来信以公斤论地涌向徐星，向他倾吐小说《无主题变奏》中那个晃晃悠悠的主人公给他们的震撼。

　　1985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中篇小说《无主题变奏》时，徐星正在和平门的全聚德烤鸭店当清洁工。这篇小说后来与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一起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派”小说的代表，徐星以“先锋作家”的身份一鸣惊人。

　　1991年，徐星受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邀请，在德国写作，上一位受邀的作家是索尔仁尼琴。1996年，徐星完成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墙里开花墙外香，法语版先于中文版出版外，德语版一年内再印了第二版，这在中文小说中是罕见的。

　　但再往后，像是岔开的小路，徐星开始拍起了纪录片。“文学现在其实离我很远。”徐星告诉南都记者。

　　采访徐星的那天，他刚从美国回来不久，倒时差加重感冒让他显得有些疲惫，不过他说更重要的原因是手头正在剪辑中的纪录片《罪行摘要》。徐星说，片子雏形已经出来了，但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两年前，徐星在宋庄一个画家朋友手中发现了22张四十多年前的“现行反革命”犯人登记表。过去的一年里，带着这22张发黄变脆的表格，徐星几乎走遍了浙江的农村。徐星希望这个纪录片能多提供一个研究角度———“文革”中的农民。

　　但不管是写小说还是拍纪录片，徐星说都没有给他带来更多的东西，一直都还是无房、无车、无工作、无收入、无保险状态的他，偶尔还需要“啃老”。2010年他在微博上玩“给自己拟墓志铭”的游戏，徐星他拟的是：“这个人从此稳定了。”言语中不乏一丝嘲弄。

　　80年代：“一直都没觉得我有多高的文学成就”

　　南都：80年代《无主题变奏》出来你最有名的时候，先锋作家的光环笼罩的时候，那时候有想过把作家当成一个职业来做吗？

　　徐星：没有，我从来就不是一个职业的作家，我从出道到现在，一直就不是，我也不是什么作协会员之类的。我觉得有职业作家，挺多的，但是我不是。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个业余作家，现在我觉得我也是一个业余的纪录片制作者，都是业余的，挺好的，我觉得在边缘有边缘的快感。

　　南都：你现在对文学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徐星：从形式上说其实我现在离文学挺远的，文学界的事我都不太知道，也没太关注。但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文学它就在我血液里面流，因为我爱它，从文学小孩，文学青年，到写小说。现在从形式上看起来离得比较远，但是其实也不远。但是写作也是一个技巧性的事情，我不太知道将来我要不要继续当作家，我不知道。文学确实离我比较远，但我偶尔也会关注一下，比如说昨天的微博嘣一下把我拉回到文学里来了，比较好玩。一个朋友转给我看，上海《收获》杂志的一个主编还是什么人，在跟别人谈文学，那人就给他列了好多名字，这个那个，他说除了徐星以外都好。这一下挺激怒我的，他这样的话是很不负责任的，这不是典型的不教而诛吗？你可以评论我的文学，比如说徐星的东西很幼稚，很假，很那什么，我都可以接受。怎么叫“这批作家里面除了徐星以外都好”。我看了之后就发了一个帖子骂了他一下。比如生活里面发生这样事，我突然发现我又回到文学里来了。

　　南都：比如类似像这样一个文坛排排座的东西，80年代的时候在你身边存在吗？

　　徐星：不存在。这个“坛”对我来说是这样的，它不跟我发生关系，我就不会跟它发生关系。但是呢，当然会有私人朋友，但除了私人的关系，我跟这个组织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至今不是作家会员，无所谓嘛，所以他们也不承认我。如果真有那个坛，他们也确实没承认过我。

　　南都：作协有试图吸纳你吗？

　　徐星：有过，但我谢绝了，那是很早了。当年他们拿着那个表，中国作协的表，我没有填，表我今天还有。

　　南都：你当时为什么没有填？

　　徐星：当时就觉得这个事没什么意思。

　　南都：但当时你的小说发表之后影响还是很大的，很多读者来信？

　　徐星：我这儿有好多读者来信，一捆一捆的。特别有意思，特别的社会百态，有精神病人，有文学青年，有老师，有农民，有军人，还有警察，各行各业的都有。当时的粉丝我觉得和现在的粉丝也能有一拼，那时候还没有电脑，全靠写信，他们知道我在北京的全聚德烤鸭店，所以信都往那儿寄。当时收发室的人都傻了，我最多一天收到一公斤多，收发室的人把我的信捆起来一堆，然后我从烤鸭店大门口走，“徐星给你！”，一捆给我，我一看是全国各地来的。当然这不是文学成就，这只能说明中国当时比较畸形，才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一直都没觉得我有多高的文学成就，真的，这我非常坦诚地说，我一点不是装孙子。只是我比较侥幸的在那个畸形的年代里发出了很独特的声音，被大家听到了，挺偶然。没有徐星发出的声音，可能有张星、李星。再说文学，从我出道以来直到今天没给我带来任何实惠，真的，没有让我致富，我也一点没利用这个名声，我也不知道怎么来利用，没有任何实惠。这些名声早就看得很清楚，这都是虚幻的。

　　南都：什么时候看清楚的？出名之后还是会有些变化吧？

　　徐星：会有啊，最大的变化就是给我带来很多麻烦，我烤鸭店的领导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对他来说太麻烦了，他需要的是一个本本分分把地扫得干干净净的工人。但这个工人天天坐在烤鸭店大门口台阶上，抱着一把大笤帚，背着一个大垃圾箱，接受各种记者采访，这个对他来说太麻烦了。因为当时是计划经济，不像今天，发生这样的事这个老板可能觉得是一个商业契机。在那个压力下，烤鸭店基本上把我给开除了，从此以后我就再没有好日子过了。因为当时跟现在情况差别特别大，也没有所谓书商，后来写小说发财，比如像郭敬明、安妮宝贝，那都是后来的事，他们生逢其时，我生不逢其时。

　　南都：但是你如果不用郭敬明他们那样的方式写，不是那样量产，估计也挣不到钱。

　　徐星：你说的对，我是特别懒的人，我写的东西特少。常常有很多非常好的想法，但那个冲动过去我不写就放下了。

　　南都：假如没有那篇小说，你设想过你的生活会是怎么样吗？

　　徐星：这挺有意思的，我没设想过，第一次有人提这样的问题。假如没有那篇小说，我想当然也不太可能会在烤鸭店做一生的清洁工，也不太可能，大概也还会是搞艺术吧，毕竟是文学青年，热爱文艺，肯定也会做一些别的事。因为在那个年代，舒婷在干吗你知道吗？在灯泡厂，在流水线上装灯泡，然后北岛是在一个铸件厂做工人，诗人芒克是在医院看大门，陈建功在房山煤矿当矿工，都是一样的情况。那一个烤鸭店的清洁工人写小说，一点都不足为奇。本身你们这个年龄的人很难想象那个年代，也比较好玩。

　　纪录片：“拍人，让我跟小说更接近”

　　南都：目前手头的纪录片到哪一步了？

　　徐星：一个雏形出来了，现在正在剪辑。这是一个很繁琐的工作，但是非常有挑战性，非常有意思，其实拍片子里面最有挑战的是这一部分。

　　南都：为什么是这一部分最有挑战性？

　　徐星：要考虑它的结构、叙述、故事、组织，怎么让看电影的人在视觉上能接受它，所以技术含量挺高的。

　　南都：整个素材积累也有挺长时间了吧？

　　徐星：素材我拍了100多个小时吧，我去年一直在浙江那边跟那些农民转，花了很大的工夫。拍摄的过程也挺苦的，经常没有公共交通，各种交通工具全都坐过。

　　南都：通过几张犯人登记表要找到这些人，整个过程很不容易吧？

　　徐星：很难。最困难的是我也没有一个官方的背景，这就比较难。如果我拿着中央电视台或者什么部门的介绍信，我就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来找，就非常简单，非常快。我没有这个办法，只能是自己想尽一切办法去找，找当地的朋友帮我打听。因为很多地名都变了，以前叫什么红旗站、革命街之类的，现在都恢复最初的名字，变化很大。反正就是问吧，问得比较多。我有把找人的情况也记录下来了，比如到一个地方不知道到哪里去，不知道地方在哪里，我就在路上打听、找人，坐什么样的车进什么地方，都记录下来了，都拍下来了，也是这个片子的一部分，就很真实。

　　南都：你很早就开始关注“文革”，而且对文革的视角好像挺独特的，这当中的动力来自哪里？

　　徐星：有很多方面的因素构成这个动力，第一我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看到这类事之后马上就特别好奇，觉得这里面埋藏很多故事，虽然是简简单单的一张纸，也那么单薄，那么沧桑，这个纸已经很老很老了，破了，油印的，内容也不是特别多。但看到第一眼的时候，我就想把我手头的工作做完以后，第一时间找这些人，去看这些人，而且还要快，因为他们都很老了。拍完宋庄的那个电影，剪完了，我真是第一时间拿着机器自己就去了。还有一点，这些表格的当事人都是农民，这也让我非常吃惊。因为“文革”中所谓干部、知识分子、大艺术家受迫害我们都知道，已经成为耳熟能详的了，老舍啊，刘少奇啊，彭德怀啊，都是大人物。但是农民他们在最底层，好像也没什么人关注过“文革”中的底层农民。之后我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空白，既然是空白，就应该有人去说，有人去做。简单说，确实有点历史责任感吧。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是我一直对底层生活感兴趣，不管是城市还是在农村，底层的日子是丰富多彩的，是变化多样的，他们不会是那种很单一的，高尔夫、游泳池、骑马啊，他们不是那样的生活。他们的喜怒哀乐通常是特别丰富多彩，当然上层的生活我也不了解，我也没过过，可能他们也特别棒，但是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底层肯定是色彩斑斓的，再说我自己本人也是生活在底层。

　　南都：你觉得你自己也是生活在底层？

　　徐星：是啊，当然，几乎是最底层。我经常跟朋友开玩笑，什么“三无人员”，我是“七无人员”———无房、无车、无工作，没职业、没保险、没收入，死无葬身之地，七无。

　　南都：在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怕失业，怕没保障，生活不稳定会很焦虑吧，你不会有那种焦虑吗？

　　徐星：没有，我一点都没有，这个确实离我很远，我体会不到那种焦虑，也体会不到那种压力。对我来说这方面的要求是非常低的，真的，我是一个只要有温饱就没有什么更大的梦的人。要真有很多钱，我确实不知道我干吗，很遥远、很疏离，没意思吧！人活着要有那种压力，那种焦虑，会把很多事情都变得非常复杂，会别人更早的愁白头吧，中国人说的。

　　南都：但是做纪录片也会有没有钱的困难吧？

　　徐星：是啊，像这种情况要看怎么说，比如我要有钱我可能到农村去就租一个车，我可能会有摄像助理等等。当然我也从来没有过过奢侈的生活，可能也会挺好的。但是从我个人的立场来讲，我拍这个东西肯定不是这样，我自己扛着一个摄像机翻山越岭，风餐露宿的，我觉得这种乐趣不是那种豪华派的方式能给我带来的乐趣。

　　南都：你拍的那些人中有拒绝、不愿意接受拍摄的吗？

　　徐星：有过，他们也有不愿意谈的。当然我在底层，我有一个跟他们打交道的经验，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交流方式，我能很快让他们对我放下戒心。

　　南都：怎么做到呢？

　　徐星：这个比较简单，通常跟他们聊天啊，先跟他们谈谈生活，谈谈日子，谈谈老婆孩子，谈谈喝酒，谈谈村干部的腐败。交流之后他们就基本不太注意我的镜头了，很放松的、很自然的跟我交流了。

　　南都：你希望片子呈现一种什么样的面貌？

　　徐星：基本是这样的一个片子，比较散文化，有沉重，有悲哀，有凄楚，也会有些小欢乐，基本就是这样。

　　南都：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从最早开始拍《崖畔上画下你眉眼》到现在有十几年了？

　　徐星：嗯，2000年。那是我的处女作，第一次拿起机器做这样的事。

　　南都：始终觉得拍纪录片很有乐趣？

　　徐星：嗯，很享受，也是一种创作，有创作的快感。

　　南都：这种享受和写小说的创作感触有什么不一样？

　　徐星：有相通的地方，基本上都是你进到一个东西，建造的过程很累，也有挑战性，这样做，那样做，翻来覆去的弄，做完以后觉得它是我自己做出的一个东西，快感非常强烈。当然甭管是小说，还是拍电影，其实我更多享受的是一个过程，至于出来好不好那是别人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可能都一样吧，画家、音乐家，都是同样的，一个真正热爱艺术的人我觉得那种创作的快感是同样的。那我干吗不写小说呢，因为(摄像机)它快，它能非常快地表达出我的好多东西，写小说需要沉淀下来，比较慢，需要时间。中国这么丰富多彩的变化，目不暇给，一切都在变化中，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还有人际关系，包括整个中国的外观都在发生特别大的变化。我觉得一个摄像机能特别快地把这些变化真实地记录下来，差别就在这儿。小说是一个长久的事，等我老了，比如说扛不动机器了，跑不动路了，那时候我再写也可以，包括我甚至都可以用我现在记录下来的素材来写，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南都：所以拍纪录片和写作的经验是互通了？

　　徐星：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纪录片就是文学，表达手段不同吧。你看我的《文革编年史》就是一个很私人化的故事，要是写下来不就是一篇小说吗，一个悲剧故事，一个少年人，为了一封情书，这一生就毁了，也是一篇小说。我现在拍的这个要是把它记录下来，它也是一个“文革”时候农村全景式的小说。其实差别就是用笔来写，还是用摄像机来表达。

　　南都：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电影不成器但是这个时代纪录片是大有可为的。

　　徐星：嗯，我是很着迷这个事，当然它也不给我带来任何利益，只是让我特别享受这个创作过程，我常常会沾沾自喜，我觉得拍得真他妈牛逼，真好，怎么能做出这么牛逼的想法？但是再过几天又把自己否定了———真差！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跟写小说是同样的，写着写着会自己觉得，我能想出这样的特别棒，过几天变成“是我写的吗，这么差”。这个磨炼挺有意思的。这就是艺术创作的挑战，很累，很疲惫，也很美好。我就觉得在我的生活里有了这样的美好，我还要什么，对吧？没有什么，无所羡慕，无所嫉妒。

　　南都：你会想拍什么样的纪录片，会有野心吗？

　　徐星：我就对人文历史的题材感兴趣，但我对大场面、大事件没有兴趣。比如说他们关注的王兵拍《铁西区》，他把这个区整个拍了那么多年，把整个的变化都拍下来了，十年工人的下岗，从国有工厂怎么变化的，这样的东西我不是很感兴趣，它不在我的关注范围之内。我关注的是人，我就拍人物，拍人。这个角度就让我跟小说更接近。

　　目前的生活

　　南都：你很早的时候就自己骑车，大半个中国的转，之前你也提到过《在路上》这样的书，包括这样的状态让你特别着迷，慢慢年龄也大了，这种状态还会持续吗？

　　徐星：会持续，我现在还经常在想要出门之类的。我想训练两只大狗做狗拉的车，然后就步行这样走。狗的承重挺强的，像爱斯基摩人不都是狗拉雪橇。当然我脑子里各种设计，这个车怎么轻便，怎么把狗套着，怎么把帐篷、衣物、随身带的东西、摄像机都放在这个车上，当然可能得找专业的人设计这个车，走到哪儿拍到哪儿，不是挺好玩的吗。但我完成不了这个梦想，因为事太多，离不开。

　　南都：拍纪录片每天会花多少精力？

　　徐星：把我全部的精力全都占用了，我除了睡觉、吃饭、去买点菜就是在做这个事了，因为这个我已经拖了很长时间了。之前家里面出事，乱七八糟的事，陪我妈妈看病，在病床上熬了很长时间，后来我妈妈去世了，之后又出国，就耽误了很长时间。所以最近我想既然一个基本的雏形出来了，就加快速度，拍完之后明年还要返回浙江再拍一个老太太的爱情故事。拍那个老人拍完了，再加上剪，又是一年，半年吧，所以都觉得时间不太够用。

　　南都：现在的生活方式你觉得还满意？

　　徐星：是，其实我对生活要求不是特别高，只要能活着，做自己高兴的事，或者做能让自己高兴的事，要是生活有真谛的话，这不就是生活的真谛吗，除了这个还有什么，真的我不知道。当然我不确切是不是真的就有生活的真谛，但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就是。

　　南都：你会始终生活在这个国家吗？

　　徐星：会，国外我已经很熟悉了，在国外没有归属感，也没有人跟你说中文，生活可能会挺好的，但还是一种文化茫然。

　　南都：你现在所看到的和你原来年轻时看到的世界本质上有什么变化吗？

　　徐星：本质上没有，变化都是外在的。比如说经济发达了，技术水平提高了，高科技可能会带来一些生活方式上的变化，人跟人之间的交流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本质上没有什么变化。我觉得没有什么变化，都是喜怒哀乐，生生死死。

　　南都：你觉得自己这些年有没有什么变化？

　　徐星：有，很大，越来越老。我觉得我心态没有什么变化，一直是这样，就是这样活，一直这么过来。而且不太打算变，怎么变，我挺为我生活方式自豪的，真的。我不知道别人，我生活欢乐也挺多的。欢乐多在哪个意义上说呢，就是我不要的很多，我没有必要为那些去忧虑。

　　南都：越来越老了，你会怕老这回事吗？

　　徐星：不怕老，老有什么可怕的，连死都不怕，还怕老吗。

　　徐星写给未来的一条微博：

　　抗争一下，会比屈服让自己的生活乐趣多多，丰富多彩，至少可以试试对自己抗争一下。

　　(南都记者 李昶伟 题字：欧阳江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