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争光：小说要含情不能煽情 否则就是欺骗读者

　　从1989年中短篇小说集《黄尘》到新作《驴队来到奉先畤》，23年间，著名作家杨争光扎根在乡土气息中，以冷峻峭拔的笔调讲述了一个又一个传奇故事。在他所虚构的世界里有历史、地域、人文的踪影，呈现出极大的艺术张力，蕴含着丰富的象征意味。这在现今当代文学中独树一帜。昨日，由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的《杨争光文集》面世，这不仅是他本人创作生涯的一次检阅和梳理，也是重新开启历史、时间、回忆以及文学的一把钥匙，更是深圳文学创作的又一里程碑。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杨争光，他就文集、新作以及文学创作畅谈了自己的看法。

　　深圳为我的创作提供了丰沃的土壤

　　记者：这是你第一次出文集，之前想过这个事情吗？你怎么看这本文集在你创作生涯中的地位？

　　杨争光：七八年前有别的出版社想要给我出文集，但我不愿意出。总感觉文集是成就很大的作家才会做的事情，对出文集有自己的偏见。后来海天出版社要给我出一套文集，我消除了这种偏见，也比较高兴。我与深圳结缘十几年，也是深圳的本土作家。深圳为我的创作提供了丰沃的土壤。三部长篇小说其中的两部以及两本散文集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在深圳创作的。过去有人说深圳是文化沙漠，我一直不同意这个观点，深圳人读书热情很高，深圳是一座爱书的城市，让深圳出版社出一套文集有特别的意义。与此同时，这本文集也是对自己的检阅、总结，也算是一个小结和检视。

　　记者：文集一共有十卷，你觉得其中给读者最大的惊喜是什么？

　　杨争光：文集包括我的主要作品，六卷小说短篇中篇长篇都有。我个人觉得比较特别的是，文集中的戏剧文学卷、诗歌卷以及二卷散文随笔集首次与读者见面。戏剧文学卷收录了五部电影剧本《双旗镇刀客》、《征服者》、《生日》、《兵哥》、《杂嘴子》以及为深圳创作的舞剧剧本《一个城市的舞蹈》。诗集则收录了早年诗歌创作的一部分，在1988年以前的诗歌。

　　记者：不少人都认为，你的中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更出彩。就你创作而言，哪一个会更得心应手？

　　杨争光：你让一个作家否定自己的孩子，很困难。说到得心应手，写得顺利与否，来劲不，我觉得是一样的，这个没法比较和量化。我自己觉得中短篇小说可读性更强一些。因为写中篇的时候恰好是我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当编剧，文字的画面感更强烈些，与电影有化解不开的缘分。其实很多东西很难用影像化的方式去表现。只能通过文字描述，不能影像化，变成视听语言。

　　记者：在你的创作中，哪位作家对你的影响最大？

　　杨争光：从简洁上说，我得益于写诗。写诗要求字数少，十多年写诗的经历给我一个习惯，节省文字，这个习惯被带到小说的创作。海明威的简洁对我也颇有启发意义。此外，我对契诃夫的评价很高，他是最具智慧的小说家。托尔斯泰、墨西哥著名作家胡安·鲁尔夫、司马迁以及鲁迅，我也很喜欢。

　　“人和事是小说必须面对的两个东西”

　　记者：《驴队来到奉先畤》是你的新作，它是一个关于土匪、关于所有中国人的寓言，为什么你会想写这样一个故事？你希望通过这个小说表达什么？

　　杨争光：这个故事构思很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有，本来想写电影，后来搁置了。去年，《收获》跟我约稿，我想就写它吧。原来的大框架跟现在的版本差不多，但对人性的揭示，对人的挖掘，比现在还更好更到位。很多人问我这部小说要表达的什么，我很难回答。之前我说过，小说之外的话只能在小说之外说。每个人读完小说都会有自己的看法。

　　记者：小说的蝗虫和蝗灾给人印象深刻，蝗虫聚集引发蝗灾，造成了粮食的稀缺，人被迫去当土匪。蝗虫在小说里是否有隐喻的作用？

　　杨争光：小说里关于蝗虫的习性是有科学依据的，它与人之间有一种对应的关系。小说发表之后，有朋友给我发了短信，说读了之后令他想起卡尔维诺的一句话，人们可以一刻也不谈论自己是一只蝗虫这个事实，而仅仅谈论做一只蝗虫的最佳方式。我特别赞同。

　　记者：关于这部小说，《小说选刊》里有两篇文章，一篇是批评性的，一篇是正面赞扬的，你看过之后有什么感受？藏策在批评的文章中说，好故事并不等于好小说。你是否同意这一观点？

　　杨争光：我觉得都差不多，批评性的文章写得也不错。我同意藏策的观点，小说归根到底是写人，人在做事情，人和事是小说必须面对的两个东西。人是搅在事中，事是人为的，分不开。故事精彩会增加小说的品质，但并不决定小说的品质。有好故事不一定是个好小说，小说有一个好故事也没什么坏处。

　　小说的结构就是故事和人

　　记者：最近有一场关于“小说艺术”的讨论，焦点集中在长篇小说是不是结构性强的艺术。你认为一部长篇小说，是结构重要，故事重要，还是语言重要？

　　杨争光：在讨论问题之前，要把几个词要讨论清楚，讨论者说的结构和故事是什么。语言、结构和故事很难单独拎出来说。故事里面就有结构，结构就是故事，结构就是故事和人，把他们往结构里放，在说结构的时候就是在说故事。所以都重要。好的小说，不仅有好的结构，好的人，编织比较精彩，自己的结构也适合表达的内容，找到何时的位置和点。

　　记者：美国小说评论兼批评家赫姆林·加兰认为，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乡土小说是作为人类学之下的民族文化映照。有人评论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乡土小说会有更广阔的舞台，在国际文坛上更受到重视。

　　杨争光：本身对乡土小说的定义，我自己倒不太看重。莫言获奖对中国文学是一个大事件，他的获奖，不仅对乡土小说，而是对整个文学创作都有鼓励作用。

　　记者：在你的乡土小说中，你是以一个理性的观察者，客观的叙述者来记录发生在乡土之中的传奇。为什么你会特别关注乡土之中个体的人以及他们的生存状态？

　　杨争光：对这个点有兴趣，我觉得这对人很重要。小说是描写、描述、表现、表达人的艺术。在我前期的小说中，侧重表现原始的、自然的状态中的人。他们生存环境一般比较恶劣，相对封闭，也相对独立，常常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几千年的农村人都是这样生活过来的。我一直有一个观点：都市村庄。谈到这，就说到农民的根系，它是扎在土壤中，不是钢筋水泥中。我要做的就是要把树苗连泥带水提起来。

　　记者：你的作品的一大特点是文字处处有节制。典型的是在长篇小说《从两个蛋开始》，你用一种幽默与调侃来揭示苦难，相比于直接展示苦难本身有一种升华。

　　杨争光：小说要含情，不能煽情。煽情是人为的，本来有一堆火，你煽成两堆，变成虚火。煽情有现场感，当你离开这种情景之后，你会发现这是虚的。因此小说要有所控制，不能滥情。否则就是欺骗读者的感情，特别无聊。坚持煽情的作家最终会被读者远离，随着读者人生阅历的丰富，他们会辨别真假。

　　(尹春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