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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学者风范与学人本色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2年11月28日09:16 来源:中国作家网
  

  自觉保持“学者的人间情怀”

  余三定:我对您的学术研究一直比较关注,十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题目是《博取杂用  守旧出新——陈平原教授治学述略》,拙文对您早期的文学研究(其中的重点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就做了初步的梳理。我注意到,此后您这十多年来的学术视野 和研究范围已完全超越单纯的文学领域而进入到多个重要领域,比如您对现代中国学术史、现代中国教育史、特别是现当代中国大学教育以及当代(当下)的重要学 术现象和文化现象等等的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影响巨大的成就。因此我以为,如果简单地称您为文学学者或文艺理论家的话并不全面,准确地说应该称您为 “人文学者”。而且我以为,称您为“人文学者”,不仅是说您的研究视野开阔、研究范围宽广,更重要的是说您具有真诚的人文情怀。您曾提出过保持“学者的人 间情怀”的观点,希望您能给予简略解说。

  陈平原:从政或议政的知识者的命运,并非我关注的重心;我常想的是,选择“述学”的知识者,如何既保持其人间情怀,又发挥其专业特长。我的想法 说来很简单,首先是为学术而学术,其次是保持人间情怀——前者是学者风范,后者是学人(从事学术研究的公民)本色。两者并行不悖,又不能互相混淆。这里有 几个假设:一、在实际生活中,有可能做到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二、作为学者,可以关心也可以不关心政治;三、学者之关心政治,主要体现一种人间情怀而 不是社会责任。不过,述学和议政,二者在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上有很大区别,这点还是分辨得清的。即如20世纪20年代初,鲁迅在写作《热风》《呐喊》的同 时,撰写《中国小说史略》。前两者主要表现作者的政治倾向和人间情怀(当然还有艺术感觉),后者则力图保持学术研究的冷静客观。从《小说史大略》到《中国 小说史略》,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删去其中情绪化的表述,如批判清代的讽刺小说“嬉皮笑骂之情多,而共同忏悔之心少,文意不真挚,感人之力亦遂微矣”。熟悉 那一阶段鲁迅的思想和创作的读者,都明白“共同忏悔”是那时鲁迅小说、杂文的一个关注点,可引入小说史著作则显得不大妥当。因中国历来缺少“忏悔录”,那 么怎么能苛求清代讽刺小说,再说讽刺小说作为一种小说类型,本就很难表现“忏悔”。鲁迅将初稿中此类贴近现实思考的议论删去,表明他尊重“述学”与“议 政”的区别。 

  余三定:您上面主要是以鲁迅为例来客观地、也是有力地阐述了作为真正学者保持“人间情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想进一步询问的是,您个人在这方面的向往和追求是怎样的?

  陈平原:我个人更倾向于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保持一种人间情怀。我不谈学者的“社会责任”或“政治意识”,而只谈“人间情怀”,基于如下考 虑:首先,作为专门学者,对现实政治斗争采取关注而非直接介入的态度,并非过分爱惜自己的羽毛,而是承认政治运作的复杂性。说白了,不是去当“国师”,不 是“不出如苍生何”,不是因为真有治国方略才议政;而只是“有情”、“不忍”,基于道德良心不能不开口。这点跟传统士大夫不一样,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并不 自居“中心位置”,不像《孟子》中公孙衍、张仪那样,“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读书人倘若过高估计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位置,除非不问政,否则开口 即露导师心态。那很容易流于为抗议而抗议,或者语不惊人死不休。其次,万一我议政,那也只不过是保持古代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是道德自我完善的需 要,而不是社会交给的“责任”。也许我没有独立的见解,为了这“责任”我得编出一套自己也不大相信的政治纲领;也许我不想介入某一政治活动,为了这“责 任”我不能坐视不管……如此冠冕堂皇的“社会责任”,实在误人误己。那种以“社会的良心”、“大众的代言人”自居的读书人,我以为近乎自作多情。带着这种 信念谈政治,老期待着登高一呼应者景从的社会效果,最终只能被群众情绪所裹挟。再次,“明星学者”的专业特长在政治活动中往往毫无用处——这是两种不同的 游戏,没必要硬给自己戴高帽。因此,读书人应学会在社会生活中作为普通人凭良知和道德“表态”,而不过分追求“发言”的姿态和效果。若如是,则幸甚。

  鲁迅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

  余三定:我知道您对文学的研究很重视研究范式的创新。比如您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就创造了一种新的小说史体例,它既不以具体的作家作 品为中心,也不以借小说构建社会史为目的,而是自始至终围绕小说形式各个层面如文体、结构、风格、视角等的变化来展开论述;同时,抓住影响小说形式演变的 重要文学现象,在韦勒克所称的“文学的内部研究”中引进文化和历史的因素,用您自己在该书《卷后语》的话说就是:“注重进程,消解大家。”又如您的《小说 史:理论与实践》更是一部别开生面的著作,如果把它作学术归类的话,可以说在它之前还没有过同类型的著作,它的研究对象、角度、重点、思路是全新的,它既 非小说学的理论陈述,也非实证色彩浓厚的小说史专著,而是介于二者之间——一部关于小说史研究的专著,即是一部关于小说史理论或曰小说史学的专著。与此同 时,您对所研究的文学现象则很重视其文体的创新,希望您能以鲁迅为例谈谈对文体创新的看法。

  陈平原:1933年3月,鲁迅撰写日后被学界经常征引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作家如此坦率地自报家门,且所论大都切中肯綮,难怪研究者大喜过 望。其中最受关注的,除了“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再就是关于“文体家” 的自述:“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适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 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这一节,许多批评家之中,只有一个人看出来了,但他称我为Stylist。”最早将鲁迅作为文体家 (Stylist)来表彰的,当属黎锦明的《论体裁描写与中国新文艺》。可黎氏此文将Stylist译为体裁家,将“体裁的修养”与“描写的能力”分开论 述,强调好的体裁必须配合好的描写,并进而从描写的角度批评伤感与溢恶、夸张与变形等 。后者所涉及的,本是文体学所要解决的难题,如今都划归了“描写”,那么,所谓的“体裁”,已经不是Style,而是Gener——这从黎氏关于章回小说 《儒林外史》的辨析中,也不难看出。倒是鲁迅关于Stylist的解读,接近英文本身的含义 。黎氏对Stylist的误读,其实很有代表性,因古代中国作为文章体式的“文体”,与西学东渐后引进的探究语言表达力的“文体”(Style),二者之 间名同实异,但又不无相通处。直到今天,中国学界谈论文体,仍很少仅局限于语言表达,而往往兼及文类。如此半中不西——或者说中西兼顾——的批评术语,使 我们得以将“Stylis”的命名,与“新形式”的论述相钩连。就在黎氏撰文的前几年,沈雁冰发表《读〈呐喊〉》,赞扬鲁迅在小说形式方面的创新:在中国 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 上去试验。 鲁迅没有直接回应茅盾关于其小说“一篇有一篇新形式”的评述,但在《故事新编》的序言里,称此书“也还是速写居多,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除 顺手回敬成仿吾的批评,也隐约可见其挑战常识、不以“文学概论”为写作圭臬的一贯思路。

  余三定:希望您能具体谈谈鲁迅在文体创新方面的努力和成就。

  陈平原:鲁迅本人的写作,同样以体式的特别著称,比如作为小说的《故事新编》,以及散文诗《野草》。《野草》最初连载于《语丝》时,是被视为散 文的(虽然其中《我的失恋》标明“拟古的新打油诗”,《过客》则是剧本形式,可以直接转化为舞台演出)。等到鲁迅自己说:“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 点说,就是散文诗”,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异口同声地谈论起散文诗来。 鲁迅曾自嘲《朝花夕拾》乃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文体大概很杂乱”。其实,该书首尾贯通,一气呵成,无论体裁、语体还是风格,并不芜杂。要说文体上 “很杂乱”的,应该是指此前此后出版的杂感集。《且介亭杂文》中的《忆韦素园君》《忆刘半农君》《阿金》等,乃道地的散文, 可入《朝花夕拾》;《准风月谈》中的《夜颂》《秋夜纪游》则是很好的散文诗,可入《野草》。至于《门外文谈》,笔调是杂文的,结构上却近乎著作。文章体式 不够统一,或者说不太理会时人所设定的各种文类及文体边界,此乃鲁迅著述的一大特征。 轮到鲁迅为自家文章做鉴定,你会发现,他在“命名”时颇为踌躇。翻阅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四卷的《鲁迅著译书目》、第七卷的《自 传》、第八卷的《鲁迅自传》和《自传》,其中提及短篇小说、散文诗、回忆记、纂辑以及译作、著述等,态度都很坚决;但在如何区分“论文”和“短评”的问题 上,则始终拿不定主意。 称《坟》为“论文集”,以便与《热风》以降的“短评”相区别,其实有些勉强。原刊《河南》的《人之历史》等四文,确系一般人想象中的“论文”;可《看镜有 感》《春末闲谈》《灯下漫笔》以及《杂忆》等,从题目到笔法,均类似日后声名显赫的“杂感”。将《坟》的前言后记对照阅读,会觉得很有意思。后者称,“在 听到我的杂文已经印成一半的消息的时候”——显然当初鲁迅是将此书作为“杂文”看待,而不像日后那样将其断为“论文集”;前者则干脆直面此书体例上的不统 一:“将这些体式上截然不同的东西”合在一起,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文章结集,并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反过来,日后鲁迅出版众多“杂感集”,其中不难找到 “违规者”。在《二心集》的序言中,鲁迅称:“此后也不想再编《坟》那样的论文集,和《壁下译丛》那样的译文集”,于是百无禁忌,在这回“杂文的结集” 里,连朋友间的通信“也擅自一并编进去了”。其实,不只是朋友间的通信,《二心集》里,除作为主体的杂感外,既有论文(如《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演讲 (如《上海文艺之一瞥》)、传记(如《柔石小传》),也有译文(如《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答问(如《答北斗杂志问》)、序跋(如《(艺术论)译本 序》)等,几乎无所不包。 同样以说理而不是叙事、抒情为主要目标,“论文”与“杂文”的边界,其实并非不可逾越。鲁迅不愿把这一可以约略感知但又很难准确描述的“边界”绝对化,于 是采用“编年文集”的办法,避免因过分清晰的分类而割裂思想或文章。对于像鲁迅这样因追求体式新颖而经常跨越文类边界的作家来说,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创 举。在《〈且介亭杂文〉序言》里,鲁迅进一步阐释“分类”与“编年”两种结集方式各自的利弊,强调“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只按作 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 ——如此纵论“古已有之”的“杂文”,恰好与《〈坟〉题记》的立意相通。也就是说,鲁迅谈“杂文”,有时指的是“不管文体”的文章结集方式,有时讲的又是 日渐“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独立文类 。

  关于新时期三十余年文化之变

  余三定:对于新时期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您认为从文化变迁的视角该怎么看?您不久前曾发表过一篇文章,《何为/何谓“成功”的文化断裂——重新审读五四新文化运动》,听上去似乎有些矛盾。“断裂”和“成功”,是很难放在一起的。

  陈平原:首先需要说明,我所理解的“文化断裂”,并非善恶美丑的价值判断,而只是一种历史描述,即社会生活、思想道德、文学艺术等处在一种激烈 动荡的状态。这既不是一个褒义词,也不是一个贬义词。接下来,才有所谓“成功”或“失败”的文化断裂。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特别强调各种形式的“革命”;之后,我们改变了这种独尊革命的思维方式,这些年则更多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可我认为,即便是“和 谐社会”,也并不像桃花坞年画描述的那样“一团和气”,照样有各种各样的矛盾。 历史本来就是由“演进”与“嬗变”、“延续”与“转型”之互相缠绕构成的,有断裂也有连续,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历史。把历史进程想象成“一路顺风”,那是很 不现实的。而且,没有任何跌宕起伏的历史,实在太无趣。正是各种各样的断裂,造成某种意义上的间隔或跃进,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我说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成功”的文化断裂。 其实,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有好多类似的“断裂”。比如,1898年的戊戌变法、1905年的摒弃科举,还有废除帝制、全面抗战等,在思想文化上都造成 某种断裂。新中国建立后,文化大革命爆发等,也是如此。我们今天为何纪念改革开放?不也是承认那是对“文革”历史的否定?今天这个“断裂”获得大家的认 可,承认它是对10年“文革”的终结,代表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余三定:怎样理解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陈平原:毫无疑问,30余年前开始的那场变革,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现实以及精神状态。比如说,如果你关注文学艺术,你会记 得,1985年是个关键的年份。那时候,“文革”以后培养的大学生开始独立表现,走上历史舞台,如文学创作、电影艺术、人文研究等,好些“新潮”都是在 1985年涌现出来的。经历过对西方文学、学术的热烈拥抱,到这个时候,逐渐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因此,1985年对于文学艺术、人文学术而言, 绝对是个重要年头。至于经济史或社会学家,你肯定关注1992年。因为,邓小平南巡以后,我们重新确定了政治路线,强调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如果你关注的是 大学教育,我提醒你注意1998年。以前我们的口号是“建设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北京大学在百年校庆期间,起草文件时,建议去掉“社会主义”四个 字。因为北大早就是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了。这个建议被高层接纳,江泽民总书记在代表中共中央做的报告里面,做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决策。这可不仅 仅是几个字的差异,此后中国大学的发展方向与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选择不同的“关键年份”,意味着你谈论“三十年”时的观察点,蕴含着某种特定的立场与思路。所以,所谓首尾完整的“三十年”,其实是一个假定的论述框架, 里面有很多缝隙,进入以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阅读与阐释方式,这才可能呈现千差万别、五彩斑斓的“三十年”。

  充分正视我国目前办大学的“误区”

  余三定:我在前面提到,您近十多年来对现代中国教育史、特别是现当代中国大学教育一直在进行锲而不舍的研究,发表了许多独特的、深刻的见解和观点。其中您关于办大学的“误区”的分析就非常尖锐而深刻,希望您能具体谈谈。

  陈平原:我以为,大学的一大特点,在于需要“接地气”,无法像工厂那样,引进整套设备;即便顺利引进,组装起来后,也很容易隔三差五出毛病。有 感于此,对眼下铺天盖地、不容置疑的“国际化”论述,我颇为担忧。比如,以下几个口号,在我看来属于认识上的“误区”,有澄清的必要。 第一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与国际接轨”。可国外著名的大学并非只有一个模式,那么到底要用哪个“轨”,怎么“接”?认真学习当然可以,也很应该;但“接 轨说”误尽苍生。某大学校长主持汉学家大会,说“我们也要办一流的汉学系”。初听此言,啼笑皆非——本国语言文学研究和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岂能同日而语! 不过,这位校长并不美丽的“误会”,倒是说出了一个可怕的事实:今天的中国大学,正亦步亦趋地复制美国大学的模样。第二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强强联 手”。据说要建“世界一流大学”,最佳途径就是强强联手,因为各种数字一下子就上去了。幸亏还没把北大、清华合起来。大学合并,有好有坏,但“强强”很难 “联手”;一定要“合”,必定留下很多后遗症。过多的内耗,导致合并后的“大大学”需要10年、20年的时间来调整、消化。需要的话,强弱合并还可行,因 为大学需要有主导风格,若强强合并,凡事都争抢固然不好,凡事都谦让也不行。 第三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取长补短”。办大学,确实不能关起门来称大王,要努力开拓视野,多方取经,既借鉴国外著名大学,也学习国内兄弟院校。只是因为 有各种评估及排名,这个“取长补短”的过程,不知不觉中演变成缺什么(专业)补什么(专业),最终导致自家特色的泯灭。让人担忧的是,这个“整合”的大趋 势还在继续。 第四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努力“适应市场需要”。学生选择专业,有其盲目性,这可以理解;更可怕的是政府缺乏远见。在我看来,无论请进来还是送出去,都应 该考虑国家需要——凡市场能解决的,不要再锦上添花。每年都有留学生拿中国政府的奖学金,进就业前景好的商学院或法学院。这实在不应该。欧美也是这样,政 府或大学的奖学金,不是奖励选择热门专业,而是用来调节社会需求的。你学古希腊的哲学或文学,就业前景不太好,但又是整个人类文明必不可少的,那我奖励 你。同样道理,用国家经费送出去的留学生,也应该有专业方面的要求。 第五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多跟国外名校签合作协议。恕我直言,很多协议属于空头支票,签了一大堆,很快束之高阁。所有的“合作”,必须落实到院系才比较可 靠;而其中最为实惠的是“互派学生”。但这有个前提,得有经济实力支撑。

  余三定:您作为中文系教授,面对浩浩荡荡的留学大潮,您有何感想和看法?

  陈平原:这些年,我不得不再三辩解:不同学科的“国际化”,其方向、途径及有效性,不可同日而语。自然科学全世界的评价标准接近,学者们都在追 求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社会科学次一等,但学术趣味、理论模型以及研究方法等,也都比较趋同。最麻烦的是人文学,各有自己的一套,所有的论述都跟自家 的历史文化传统,甚至“一方水土”有密切的联系,很难截然割舍。而人文学里面的文学专业,因对各自所使用的“语言”有很深的依赖性,应该是最难“接轨”的 了。 所以,文学研究者的“不接轨”、“有隔阂”,不一定就是我们的问题。非要向美国大学看齐,用人家的语言及评价标准来规范自家行为,即便经过一番励精图治, 收获若干掌声,也得扪心自问:我们是否过于委曲求全,乃至丧失了自家立场与根基?

  倡导并积极探索文学讨论课

  余三定:5年多前,我在2007年1月16日的《人民日报》读到过您的散文《“专任教授”的骄傲》,该文写道:“2006年,我总共获得了国 家、教育部、北京市、专业学会以及北京大学颁发的6个奖;其中,最让我牵挂的,是级别最低的‘北大十佳教师’。因为,其他的奖都是肯定我的专业研究,只有 这个是表彰我的教书育人。作为大学教师,我更看重‘传道授业解惑’。”就是说您十分乐意当一位“专任教授”,您确实也是北大特别受欢迎的“专任教授”。我 记得1992-1993学年度我在北大哲学系做访问学者的那一年,每周都去听您的课,从未间断,至今仍觉得是一种美好的享受。您特别提倡文学教学的讨论 课,希望您具体谈谈讨论课。

  陈平原:讨论课就是德、美两国大学之“Seminar”。简单地说,就是师生在一起坐而论道;而不是演讲课,任凭教授一个人唱独角戏。演讲课 上,教授妙语连珠,挥汗如雨,博得满堂掌声;学生不必怎么动脑筋,只是一个旁观者,闭着眼睛也能过关。讨论课则不一样,学生是课堂的主体,必须在教授的指 挥、引导下,围绕相关论题,阅读文献,搜集资料,参与辩难,并最终完成研究报告。一个关注知识的传播,一个注重研究能力的培养,后者无疑更适应于研究生教 学。可在很多大学里,教务部门担心老师们偷懒,要求教师一定要站在讲台上,对着几十乃至上百名博士生硕士生,哇啦哇啦地讲满两个小时。似乎只有这样,才是 认真负责。如此规章制度,把博士生当中学生教,把大学教授当公司职员管,效果很不好。

  余三定:请您谈谈北京大学的讨论课。

  陈平原:在北大,由于实行比较彻底的学分制,学生可以自由选课,加上好多慕名而来的其他大学的教师及研究生,著名教授为研究生开设的专题课,往 往变成了系列演讲。对此,我深感不安。我在好些国外大学讲过课,没像在北大这么风光的。教授是风光了,讲到得意处,掌声雷动。可我知道,这对学生的培养很 不利。但想改变这个状态很难。不说别的,教室就设计成这个样子,椅子是固定的,你只能站在凸起的讲台上演讲,无法坐下来跟学生一起讨论。我不只一次说过, 北大要想成为一流大学,先从一件小事做起,那就是彻底改变后勤部门决定教学方式的陈规。呼吁了好些年,最近才得到校方的允诺,在新建的教学楼里,预留众多 可以上Seminar的小教室。 最近十几年,类似的讨论课,我试验过好多次,效果都很好——尽管因转移教室,不太符合学校的要求。考虑到北大的特殊情况,我只好妥协,一学期演讲式的大 课,一学期讨论班的小课。(余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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