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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泽:没有改革开放30年,就不会有莫言获奖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2年11月19日09:46 来源:南方日报

  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播工程研究院院长于丹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原《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李敬泽

  核心提示

  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日前刚刚在北京胜利闭幕。十八大报告中,就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和具体的战略部署: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推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开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

  从十六大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到十七大将“文化软实力”写入大会报告;从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制定“文化强国战略”,到十八大报告再度强 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文化建设被一次次推向新的高度,显示出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全国文艺界闻之欢欣鼓舞, 倍感振奋。

  文化确乎很“软”,但却是一种不可忽略的伟力,前不久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掀起的热潮,便为这一论断再添明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举措。时至今日,该如何看待文化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如何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出去”,进一步开创世界文化和平共处、 共同进步的和谐局面?记者就此采访了十八大代表、著名学者于丹和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邀请他们与读者分享了各自对十八大报告及文化建设的心得体会。

  南方日报特派记者郭珊 发自北京 摄影严亮 梁文悦

  文化繁荣,

  在我心目中就是文化的“和而不同”

  24字核心价值观与传统美德“平滑相连”

  南方日报记者:您既是十八大代表,又是著名文化学者,您对总书记十八大报告有什么总体印象?

  于丹:我对报告的总体印象是“务实、求新”。首先,我在这份报告中看到了一种求真务实的态度,对于反腐倡廉等普通百姓非常关心的问题,没有回避 而是正视,并提出了制度安排,这种坦诚的态度让人觉得很踏实;此外,报告中有很多新的提法,例如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五位一 体”,也就是“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其中“文化建设”被置于重要位置;再比如这次专门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用 24个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一次系统、全面的总结,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 善”。十八大报告中还专门提到了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这个提法也是很新鲜的。按照我的理解,“道路自信”就是坚持走社会主义 道路;“理论自信”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理论支撑;“制度自信”就是理论的付诸实践要有制度保障。

  南方日报记者:您曾凭借《于丹<论语>心得》蜚声海内外,您怎么看待这24个字与传统孔孟之道所倡导的价值观之间的联系?

  于丹:这24个字分为三个“倡导”,分别从公共价值、权利价值、道德价值三方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三个层面相辅相成:首 先,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是全世界都普遍认同的公共价值;其次,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是现代文明社会中公民个人责任和权利的价值主张;第 三个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根植于民族土壤之中的传统伦理道德价值,中国人自古就讲究对国家和民族要有“大义”,对工作要“敬业重道”、“守 土有责”,对他人要“言而有信”,提倡仁爱,《礼记》说“上下相亲谓之仁”,这些提法用现代语言表达出来就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从古至今都是一脉相 承的。对于目前我们号召提升公民素质和道德水准而言,这个核心价值体系总结得很及时、全面、很有深意,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是平滑地连接在一起的。

  南方日报记者: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对于文化建设,您最关注哪些方面的问题?

  于丹:我们说文化“软实力”,是让中国人唤醒自己血液中的文化基因,从文化自觉出发,形成文化自信,最后达到文化自强,纵向上来讲是一种文化传 承,横向上来讲是多元文明的融合,而纵向横向最后的落点,是我们的文化创新能力。今天的中国社会价值观多元、复杂,但是价值观不能在碰撞过后天天都变。建 立相对稳定的价值观系统,是文化的使命所在。

  所谓文化繁荣,在我的心目中就是“和而不同”。所以我还很关注的一是文化制度的健全,文化建设应当保障多元文化生存发展的空间;二是文化权利的 平民化,文化教育权利的实现,特别是平民能够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分享文化建设成果。我们现在常说要大力推动“文化惠民”,要降低老百姓亲近文化的“门槛”。 其实,我觉得“低门槛”对很多普通人来说都太高了,最好是能多一些造福百姓的“零门槛”文化工程。第三,文化不只是传承,更重要的是创新,发展文化产业是 为了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文化产业的创意成分需要进一步加强,而不是仅从经济效益去评估。

  南方日报记者:您的著作已有30多种语言译本,又时常去国外讲学,被视为传播中华文化的使者,您对近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有什么切身感受?

  于丹:文化之间没有高下之分,但它一定有差异。我们真要了解一种文化,得比较着来,因为文化的价值是在比较中呈现的。所以中华文化要“走出 去”,第一步就是要在比较中确立自己的坐标。比方说,中华文明的根系在伦理,与农耕文化密切相关,所以中国人过节是根据节气来过,春节、中秋、重阳,这都 是土地的节奏;而西方过的是宗教节庆,是人向神致敬。为什么西方人喜欢跑步,而中国人喜欢打太极?因为中国人信奉“以柔克刚”。这些差异取决于各自的历史 和文化养成,渗透在衣食住行等点滴细节之中。

  2011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他的连任宣言中,引用了老子《道德经》的最后两句话“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这其实是站在宇 宙自然和社会人文的坐标上,用东方哲学来应对当前世界面临的普遍困境。文化“走出去”不是一种单向的灌输和宣传,“走出去”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文化,通 过与世界其他文化双向交流、沟通,进而融入世界。为中华文明找到国际语境,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国际化坐标,学会用“国际语言”来阐述中华文化,能有效提升中 华文化的传播力。

  南方日报记者:您对文化“走出去”有没什么具体建议?

  于丹:我举个例子,你看“茶”这个字,人在草木之间,谓之“茶”,一杯清茶在手,如坐山林,如归草木。茶文化是接地气的文化。西方人喝咖啡,有 产地、品质、烘焙工艺等差别,比较技术主义,但是他们会根据季节来喝咖啡吗?不会。而中国人喝茶就不同,讲究四时有别,春夏喝绿茶,秋冬喝普洱。茶是中国 人平衡四时的一种方式。

  我们从不缺少墙上的文明、纸上的文化,我们最缺乏的是化入民生的鲜活生活经验。当我们教西方人学习汉语时,能不能跟他们讲一讲凝结在汉字造字法 当中的故事?在传播文化的时候,能不能也同时推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让我们的文化进入别人的生活,让他们在耳濡目染之中感受文化的魅力,这比课堂上的传授 要有用得多。

  我走过几十个国家,感觉西方对我们的文化一方面抱有强烈的兴趣,另一方面成见也较强。中国文化要心平气和、不急不躁地往外走,我们要呈现中国人 的从容与智慧,传递我们的文化价值观,这需要每个人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中国文化的代言人。同样的,传统文化怎样才不会在都市化进程中断 根?就是要“文而化之”,让文化融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现在人们提倡慢生活,喝茶、下棋、读圣贤书,这些其实本质上是让人重新回归农耕文明的舒缓节奏,从 土地的呼吸之中找到归属感和安定感。

  “文而化之”的工作,够我做一辈子

  南方日报记者:您的本职是一名教师,您准备在日后的教学工作中,如何贯彻十八大精神?如何将您在参会期间的收获反哺给您的学生?

  于丹:老师一直是我最钟爱的职业,因为文化和教育是分不开的,文化是一种涵养,而教育是一种传承。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是知识分子的使命和担当之 一。我的理想是希望自己能把“文化”变成一个“动词”,就是去做“文而化之”的工作,这个够我做一辈子的。我做大学老师,有时候感到很遗憾,一个孩子进入 大学时,可能分数很高,但是需要在少年时期建立起来的核心价值体系、伦理道德体系却没有建立,等进入大学才来弥补就太晚了。特别是在今天这个社会,选择 多,困惑也多,如果一个人的内心不够坚定,那么多元化的选择就不是一种幸运,反而可能会变成一场灾难。我希望孩子们都能相信点什么,在纷纭变化的社会生活 中,在遭遇挫折和起伏时,仍然抱有信念,认清现实,勇于担当。对个人来说,梦想是一颗希望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它会变成我们生命中真正夺不走的资源和财 富;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亿万个人的共同梦想就是新一轮发展最好的起点。

  中国文学最早走出国门,

  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体现之一

  没有改革开放30年,就不会有今日莫言获奖

  南方日报记者:读了总书记十八大报告之后,您有什么样的总体感受?

  李敬泽:我觉得这次十八大报告充满新意,为未来中国的发展确定了方向。比如说,报告中提到未来十年的目标,正式宣布2020年实现GDP(国内 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倍。这一点具有非常大的意义,因为它是将GDP与国民收入直接挂钩,让民众能充分享受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这意味 着我们国家在发展思路上一次大的转变。党的十八大还提出了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这与十七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决定,从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

  南方日报记者:前段时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令国人为之振奋,对此您曾指出,莫言获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所取得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在您看来,这个奖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将会对中国文学未来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

  李敬泽:虽然诺贝尔文学奖首先是对作家个人才华和创造力的褒奖,但是,我们衡量文学和文化的发展状况以及成就时,需要有一个历史的眼光。如果没 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不会有现在的莫言。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当代文学可以说是从一片废墟中起步,从原先高度封闭、荒凉、贫瘠的状态,到重新解放思想、 打开感官,摆脱僵化束缚,创造性地运用全新的语言,去书写和表现中国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和国人焕然一新的生活经验。文学是最需要解放思想的,这30年来中 国当代文学走过的道路,与中国解放思想的历程息息相关,同步向前,没有改革开放,难以想象,今天中国文学的面貌如此多姿多彩,至少有十位以上的优秀作家, 能站在与世界文学对等的平台上,坦然地展开国际交流和对话。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得到这个奖,有助于我们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理想中的文化繁荣是“万类霜天竞自由”

  南方日报记者:您提到,中国作家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身处变革的时代,生活为文学蕴育、提供了无穷无尽的资源;另一方面,如今文学边缘化、多元化、商业化等特点也日渐凸显,在您看来,中国当代文学当前面临的历史任务是什么?

  李敬泽:我一直不太赞成一种说法,就是文学“边缘化”,或者说“中国文学走下神坛”。在我的观念中,文学本就不该待在神坛上,而是应该处于它原 本所属的位置。在中国,文学的确被赋予了令它不堪重负的意义,长期被读者视为精神信仰来源。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提供信仰并不在文学艺术的功能范畴之内,它 的职能之一,是帮助读者实现自我认识。在当下,中国社会生活处于急剧变化之中,国人因压力而感到疲惫和莫名的焦虑,这是社会转型期一种常见的现象。人们渴 望从文学艺术中获得某种缓解和共鸣,并从中认识自我和世界,如果从书中得不到想要的答案,他们可能就会对作品感到失望。

  相对于欧美国家较为恒定的社会结构、生活形态,变革中的中国呈现出五光十色的绚烂图景,生活每一天都在书写壮阔的史诗。当然它也给作家们增添了 难度,怎么去面对、去把握如此复杂的生活经验,如何沉着、深入地去刻画今时今日中国人的心灵?这的确是当代中国作家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

  南方日报记者:您对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期待是怎样的?

  李敬泽:文化与经济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大繁荣、大发展是没有硬性指标可以衡量的,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一种“状态”,而非用数字、指标进行量化。 在我心目中,理想的文学状态是开放、活泼、自由、充满生命力,大胆地进行创造,就像“万类霜天竞自由”所描述的景象一样。而反观我们这些年来历史的轨迹, 可以发现,中国文学一直在朝着这个目标迈进,这一方面归功于党和政府对文学艺术的关怀和扶持,也要感谢所有的艺术家还有读者,他们都为此付出了许多努力。 我希望作家们能勇于开辟新的天地,拓展文学艺术的想象空间,走到哪里,繁荣就跟随而至,这才是文学家应该做的事情。

  文化“走出去”,也要“社会办文化”

  南方日报记者:您如何看待文学在中国文化“软实力”中所具有的分量?对于更好地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扩大和提升中国文学及文化的辐射力和感染力,您有何建议?

  李敬泽:文化具有滴水穿石、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本国的优秀文化艺术向外传播,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当今世界主要 的文化大国通行的做法,任何一个拥有文化抱负的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在文化“走出去”上无所作为。客观说来,中国目前在国际上还没有成为文化输出大国,相 对而言,中国文学在“走出去”方面,在所有艺术门类中,可说是最早走出国门、走得最远的,真正进入了国外主流视野,是中国“软实力”的主要体现之一。

  近年来,我们国家在文化“走出去”上采取了很多强有力的措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比如说在文学作品的译介、交流上。“走出去”是一个漫长的、复 杂的、系统化和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工程,不可能有什么一蹴而就的灵丹妙药。首先,文艺工作者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比方说,就作家而 言,好的作品首先要感动和影响本国的读者,才能够打动外国的读者。

  其次,实践证明,推动文化“走出去”不能单靠政府大包大揽,而是需要在政府部门主导之下,借助和调动各方面的民间力量,合理分配、整合各种资源 和要素,共同建立起一个有利于文化传播交流的完善而有效的机制体系,也就是说,“走出去”也需要“社会办文化”,要遵循文艺规律和市场运作法则。比方说, 在中国作品译介方面,最近我们国家借鉴外国经验,采取资助方式,将翻译、营销等工作承包给专业出版和经纪机构,就被证明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

  期待广东文坛成中国文艺先锋

  南方日报记者:您对广东文坛尤其是青年作家群体一直都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您对广东近年来文学艺术界的表现作何评价?有没有什么建议和点拨?

  李敬泽: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人口流动性很强,构成复杂、多元,反映在文学上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外来作家非常活跃。这也反映出广东当地的 作协、文联开放包容的胸襟和发现人才的敏锐眼光。对于广东作协,我印象很深的一点就是坚持不懈地推出文学新人,最近连续三年都来北京召开“岭南新实力”研 讨会,向全国推荐具有潜力的文学新人。在这些新人的作品中,可以读到一种关于异乡生存、关于漂泊的经验,生动而真切。

  据我所知,广东有很多年轻人搞艺术、拍纪录片、写东西,虽然这些年轻人可能没出什么大名,却让人感觉到广东这片土地文化生态丰富,充满活力。不 少年轻艺术家在政府、文艺机构及社会力量的资助下,解决了吃饭和找工作的问题,梦想和面包能兼得,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广东具有培育艺 术种子的深厚土壤。

  我建议,广东文艺界眼里不要仅仅盯着那些已经成名的文学家、艺术家,这些来自民间的草根人群,他们所具备的文化内生力,是广东文化建设实现长远 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点。同时我也期待,广东文艺界能进一步发扬敢为天下先的广东人精神,展现出更强的创新和探索精神,广东是中国的经济先锋,我更期待广东 成为中国的文艺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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