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在半夜时带分着我们离开县城的。父亲托人带出口信来说，要我们尽快离开县城回到老家去，老家才是最安全的地方。我和弟弟杨涛半夜里被县城发出的各种奇怪的声音吵得不停地哭闹，更是让母亲担惊受怕，真担心天会塌下来地会陷下去。母亲连忙收拾东西，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收拾的。来的时候两手空空，回去的时候多了我和杨涛这一对双胞胎，也让母亲感到欣慰。
母亲抱起杨涛时突然发现，他右手上那只银镯子不见了。母亲吃了一惊，这可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东西，一对银镯子在我和杨涛满月时就分别戴在我的左手和他的右手上。我的这只上面刻着“花开富贵”，杨涛那只上面刻着“长命百岁”，这东西怎么能随便丢了呢？母亲仔细回想了一下当天带着我们出门去的每一个环节，认定是丢在工农兵照相馆那一段，很有可能是被那个小叫花子捡去了，或者是被那个戴眼镜的男人捡去了，都不可能找得回来了。丢金丢银，换来平安就行。母亲不敢再留恋县城，仍然用那副褡裢一样的布袋把我和杨涛胸前一个，后背一个。手里提着包裹，匆匆离开县城，走上了回老家的路。
路是同样的路，路程也是同样的路程，只是走的方向相反。要说出来时是一生中走过的最浪漫的一段，那回去时就是记忆里走过的最艰难的一段了。母亲不知道是怎样走完这一生中最漫长最艰难的路，仿佛是在梦里走过的，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走回到老家的老屋跟前，母亲已经筋疲力尽。但她还不能歇气，日子才刚刚开始。
我家老屋的门上结满了蜘蛛网，铁锁长着厚厚的锈斑，门前的土坪上也长满了野草。那蓬竹子愈发茂盛，一群麻雀在里面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我家老屋隔壁春婶万万想不到的是，母亲走了快两年又回来了。春婶正让儿子杨志兵从生产队窑厂拉回来一堆砖，打算在我家老屋门外的土坪上垒一个猪栏。春婶帮儿子从双轮车上卸下最后一块砖，直起腰来擦一把汗时，发现了抱着一对未满周岁的孩子、站在我家老屋门前发呆的母亲。
“多可爱的一对孩子！”春婶走过来，忍不住逗着我和杨涛。
母亲回过神来，望着一左一右双手抱着的一对宝贝，脸带微笑，这绝对是山村的土地无法养育得出来的优良品种，都是白白胖胖眼睛溜圆。毕竟没有枉进一趟县城。母亲看着土坯墙的老屋外墙缺角少沿，说：“金屋银屋，不如自家狗屋。”
母亲把我和杨涛交给一旁直搓双手的春婶，上前用那双被县城的风水养育得有些白嫩的手费力地打开那把长满铁锈的门锁。门发出一声干涩的“吱呀”声，一坨陈灰掉进母亲脖颈里，母亲惊了一跳，一阵冰凉直透内心。母亲脸都青了，内心深处回响起离开时竹林里那声凄厉的猫叫。
母亲没功夫细想，她实在是又累又饿。土坪上当初被父亲扔掉的扫把只剩下一条木棍在地上被白蚁蚕食着。屋子里布满了灰尘和蜘蛛网，到处透着光，冷风嗖嗖的。母亲从春婶家借来扫把把屋子痛痛快快打扫了一遍，然后用带回来的以前父亲从单位拿回家的一卷旧报纸，将老屋漏风的土墙糊了一遍。老屋在母亲手里渐渐地重新亮堂起来，比她离开时更多了几分生气。
打扫好屋子后，母亲把那些堆放在角落里的已经蒙上厚厚灰垢的犁耙锹铲、米筛篾箩等农具家什一件件翻出来，清理打扫，擦抹得干干净净。引得一群麻雀落在门前那蓬竹子上叽叽喳喳欢叫。母亲烦躁地从地上捡起一片破瓦正要朝那群麻雀扔去，竹子后面转出了一张宽宽的被酒精浸泡得红彤彤的脸，是村里的杨金贵。他见到母亲，连忙上前打招呼：“祥珠嫂回来了呀，怎么也不提前打声招呼，好帮你搬搬东西。”
母亲看一眼地上的包裹说：“就这么点东西，也不用麻烦别人。”
杨金贵说：“再怎么说也出一份力嘛。”
杨金贵是生产队长杨发贵的弟弟，平时也不好好种田，多半日子是凭一张嘴巴，帮人家红白喜事择日选时，修坟造屋查看风水。自己靠着嘴巴混吃混喝，逍遥自在。没想到生的一个儿子，那张嘴却天生太小，张不开来，无法吃喝，也说不了话。哥哥杨发贵和他一起把儿子带到县城来找父亲，父亲在县人民医院找熟悉的医生给他儿子开刀做手术，母亲更是煮好吃的往医院送。儿子终于会开口了，恢复正常了。金贵的内心一直感恩我的父亲母亲。
看着母亲麻利地收拾着东西，金贵在一旁搓着两手帮不上忙。只见他一本正经地在我家老屋里外看了看，神神秘秘地对母亲说：“嫂子，你家这屋风水有点问题。”
母亲没有回应，没有精力听他说这些，他凑近母亲说：“门前这蓬竹子不好。”
母亲说：“只听说门前种桑树柏树不好，没听说过竹子不好。”
他说：“那竹子太茂盛了，抢了屋里人的运势。不该有的有了，该有的没有，这屋里缺一样东西。”
母亲问：“缺什么东西？”
他说：“缺一件镇宅器物，最好是祖上传下来的。”
母亲闻到一股浓浓的酒气，更没心思听他说话，权当那是酒话。母亲心里想的是要尽快把家安置好了，去队里上工。母亲心里清楚，日子又回到了两年前，以后每天都要听到队长杨发贵的哨子声就去生产队里上工了。不上工就赚不到工分，没有工分就拿不到队里供应的口粮，没有口粮一家人就无法生存。
母亲上工去，就用两只箩筐分别装着我和杨涛，用布条子绑小那箩筐的口子，防止我们从箩筐里爬出来。我们在阴暗潮湿的家里，没人管我们，我们不会别的，只会放声大哭。我哭一声，杨涛也跟着哭一声。有时候是他先哭一声，我看着他哭，也跟着大哭起来。我们比赛着，每次都是杨涛哭得比我声音更大。我们直哭得死去活来，春婶家那条老黄狗围着摇摇欲坠的箩筐嗷嗷直转。春婶的小女儿英子放牛回来后听到哭声，便跑进我家，走到箩筐跟前，一边摇动箩筐，一边用衣袖帮我和杨涛揩干眼泪。然后从身上摸出一个红薯，轮流塞进我和杨涛的嘴巴里。
夏天的傍晚，蚊子特别多，叮满了我和杨涛的脸，嗡嗡嗡分明是要把我们抬走。看见收工回来的母亲，我们哭得更伤心。母亲进家门后放下手里的农具，来不及喘一口气，心疼地抱起我和杨涛亲上一阵，很快又把我们塞进箩筐，任凭我们哭得更凶。母亲还得去点灯做饭，要不然我和杨涛不光被蚊子叮，还要挨饿。
母亲做好饭后，见我还在哭闹，箩筐被我使劲地摇晃得要倒。她把我抱了起来，嘴里数落说：“就你不安分，看弟弟睡得多香！”
母亲左手抱着我，右手伸向另一只箩筐去抱悄无声息的杨涛。忽然看见杨涛细嫩的额头上黑黑的叮着一只胀鼓鼓的花脚蚊子。母亲忙把我放回箩筐里，去拍打那只罪大恶极的蚊子，打得满手是血。母亲想不到，杨涛的一辈子就葬送在这只蚊子身上。这只原本精瘦的蚊子在空寂了很久的老屋里不知修炼出了什么阴毒的功夫，从杨涛身上吸饱了血后，把身上的毒素也排进了他的血管里。
杨涛依然在箩筐里沉沉地睡着，一点反应也没有。母亲拿来一条毛巾揩干净杨涛额头上的血渍，嘴里“崽呀，肉呀”，心痛死了。揩着，揩着，母亲感觉不对劲，忙丢下毛巾，手掌心贴着杨涛的额头，天啦，简直是贴着一块烧红了的滚烫的生铁！母亲把杨涛抱了起来，慌忙中连箩筐也夹带了起来，在原地不停的转。
母亲冲着隔壁直喊：“春婶！春婶！快来呀！我家涛涛发高烧了！”
春婶牵着英子匆匆忙忙赶了过来，那样子真像是来救火。
母亲确实慌了手脚，她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情，只会一个劲地让春婶摸。春婶让母亲把杨涛平放在床上，解开他的衣服，然后用草纸蘸上煤油在他全身上上下下不停的揩。揩了半天，杨涛仍像死人一样一点反应也没有，那烧半点没退。
母亲完全没了主意，春婶忙说：“快喊，把他喊回来！”
母亲站在大门口，对着黑黢黢的夜空大声喊：“杨涛，回来！”
春婶依偎在杨涛身边大声回应：“回来了！”
母亲喊：“杨涛，回来！”
春婶应：“回来了！”
“杨涛，快回来！”
“回来了！”
……
母亲一遍一遍的喊，春婶一遍一遍的应。那呼唤声在苍茫的夜空里廻旋着。
杨涛仍然是一点反应也没有，高烧不退。那魂儿没有被喊回来，不知在哪里游荡，任母亲喊破了喉咙。母亲实在喊累了，喉咙里喊出血来，最后喊不出声音了。母亲跌坐在门槛上，绝望地望着黑沉沉的夜空……夜空吹来一阵凉风，母亲一个激愣，从门槛上爬了起来，把我托给春婶，抱起杨涛走出了家门。她要抱着一息尚存的杨涛走十多里山路去公社卫生院。
这天夜里我是和英子睡在一起的。英子喂我吃饱饭以后，带我上床。我搂着英子，显得特别乖巧，整夜未发出一声哭闹声，英子身上那一股悠悠的体香让我香甜入睡。
我躺在英子怀里睡得香甜的时候，杨涛在公社卫生院的病床上打着吊针。一夜一天过去了，母亲眼睁睁望着几大瓶药水滴进了他幼小的体内，他还是昏睡不醒。
母亲真的没有办法了，在公社邮电所里给父亲单位打了好几个电话，得到的回复都是父亲本人不能接电话，更不可能回来。母亲急得用哭腔对着话筒喊：“求求你了，告诉杨再兴，他儿子快要死了！”
在卫生院的第二天后半夜里，母亲正靠在杨涛病床前迷迷糊糊的，自从杨涛发病以后她就一直没吃没睡，人都虚脱得快变成一具空壳了。迷糊中母亲感觉被人拍了一下，她努力撑开眼睛，在晃动的灯影中一个穿着塑料雨衣浑身上下湿漉漉的人影站在面前。那人揭开头上的雨衣帽子，揩一把脸上流淌的雨水，父亲这张清瘦的脸渐渐明晰了。父亲终于回来了，母亲再也撑不住了，倒在了父亲的怀里。
母亲醒过来时，杨涛也醒了过来，各种药液在他身上终于起了作用。醒过来的杨涛发出一声微弱的哭声，母亲高兴得一把将他抱了起来，被抱住上身的杨涛不像以往一样两条腿乱蹬，而是两腿自然下垂，像菜地里霜打过的茄子。母亲试图让杨涛站在病床上，谁知她两手一松，杨涛像一滩稀泥倒在了病床上。母亲一下子又瘫倒在父亲怀里。
父亲好不容易在单位有个脱身的机会，连夜冒雨走了八十多里路从县城赶回公社卫生院，没想到是赶来面对这样的结果。他已经十分疲累，脚底下磨起的水泡又磨破了，生痛生痛。他心里比眼前这个女人还苦，女人可以往男人身上靠，他往哪靠去？他强挺着站稳，感觉胸前一紧，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母亲在他胸前被震得弹了起来，抬起头双眼失神对望着他。
父亲很想安慰一番眼前这个日渐黑瘦粗糙的女人，甚至有抱着她温存一番的冲动。但他不敢多耽搁，他能做的只能是多看她一眼，然后又是毅然决然地别离，把眼前的一切留给这个女人。走到病房门口，身后传来一阵抽泣声，他不敢回头看。路要是能回过头来重新再走，别说八十里，就是多走八百里他也心甘情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