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民族音乐母语讲好中国故事

——访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赵季平

　　◎并不是用一两件民族乐器演奏就是民族音乐，民族音乐最根本的是用民族素材，用以表现民族的心理素质和精神风貌。我们要写出优秀的音乐作品，关键在于要用中华民族自己的音乐母语和世界交流。这个音乐母语，我认为就是中华民族自己的音乐文化。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养了一方的音乐。深入民间生活，了解民族传统、民俗文化，做好周密的案头工作，才能用民族的语言创作出优秀作品，才能用生动的民族音乐作品弘扬中国文化，让中国的老百姓喜欢，也让全世界的老百姓喜欢。感受每一方土地养育出来的文化，那种辽阔和深邃可以不断促发我的灵感。“技术技法”和“深入生活” ，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大唐芙蓉园东仓鼓乐社是西安鼓乐著名的乐社之一，属于长安鼓乐僧、道、俗三个流派之一的僧派

　　在音乐创作上，赵季平是一位多面手，而且一向高产。无论是民族管弦乐、交响音乐、合唱、歌剧、舞剧，还是戏曲音乐、影视音乐，以及各类歌曲，他几乎都是以民族传统音乐为基调，善于运用民族乐器、传统戏曲及民歌的元素，传达出自己的音乐个性和风格。近日，笔者就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与教育专访了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西安音乐学院原院长赵季平。

　　冯巍：改革开放这30多年，中国与世界在音乐方面的学习交流，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和方式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作为一位从黄土地走向世界的音乐家，您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创作就展现出贯通中西的艺术追求。您认为，民族音乐在中国今天的音乐创作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赵季平：民族音乐的概念要清楚，不一定民族乐队演奏的就是民族音乐，交响乐队演奏的就不是民族音乐。比如， 《黄河大合唱》就是交响乐队表现中华民族抗击法西斯侵略的一部大型交响合唱作品，它一样表现的是中国精神。乐队是一个工具，钢琴是工具，二胡也是工具。并不是用一两件民族乐器演奏就是民族音乐，民族音乐最根本的是用民族素材表现民族的心理素质和精神风貌。我们要写出优秀的音乐作品，关键在于要用中华民族自己的音乐母语和世界交流。这个音乐母语，我认为就是中华民族自己的音乐文化。

　　中央现在也提出来要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国内音乐学院的教育，是上世纪50年代学苏联的，改革开放后欧美体系进来了。从理论上严格地讲，我们只是在学习他们的技法，但在学习过程中却产生了自己民族音乐语言的缺失。这种缺失表现出来的就是对民族音乐的不自信。我到全国各个音乐院校都讲，我们要缩小与世界先进音乐教育的差距，中国民族音乐对学生的滋养非常重要。这些音乐在哪儿？就在生活中间，体现在民歌、戏曲、宗教音乐等方面。学音乐的人要去爱它们。你不爱，很多好东西就会与你擦肩而过。你真正爱上以后，很小的一个点，你都会将它发扬光大，甚至让它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冲击力。

　　西方音乐成规模、成体系比我们早，我们是近百年才开始的，但不能因为在院校里学习了大量的西方技术、听了大量的西方交响音乐，最后就照搬模仿。我这些年的影视音乐创作，在东西方交融之中产生的那种中国特色，赢得了世界观众的喜爱和欢迎。像《霸王别姬》既有中国京胡浓郁的传统精华，又与大型交响乐队结合，而且和影片的艺术表现相扣合，于是产生了一种化学反应。民族的与先锋的，中国传统精神与西方现代技法，并不冲突。1996年，美英法要联合摄制“世界十大电影音乐家”系列纪录片，日本音乐家武满彻推荐我，就是认为我的作品具有浓郁的中国风格。音乐是一个民族精神层面的东西，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精神层面的东西。我一直主张，作曲家在创作中要追求作品的民族性。我一直努力写的就是我们民族的音乐作品。我们做音乐，要做的就是中国的黄钟大吕，不能搞得乐坏而礼崩。

　　冯巍：但总体上， 21世纪新十年以来，在中国的音乐舞台上演出的还是大量的西方音乐作品，在作曲上占优势的还是“欧洲文化中心主义” 。您认为民族音乐应该如何应对？

　　赵季平：这是一个一直在谈、但一直没解决的老问题。过去说的“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的现象，现在还是处处皆有。我们的舞台上演一些欧洲经典音乐，这不是坏事情。这是改革开放的一种象征，也是中国强大了以后对于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一种高度重视。习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是以国际视野看待文化的发展。说到俄罗斯文化，他说到柴可夫斯基；说到法国文化，他说到比才、德彪西。但他也要求作家艺术家创作出优秀的代表中国的作品。

　　现在，我们国内各大乐团都在致力于中国优秀作品的推介。我们搞创作的，不仅要注重音乐的技术层面，也要注重音乐的文化内涵。我们要有开放的胸怀，但也要坚定对自己文化的自信，要一往直前地用我们的音乐母语去创作出中国人喜欢并且能和世界对话的优秀作品。这个任务还是应该要几代人努力，不懈地努力。而这条路，从我开始从事音乐创作，就是义无反顾地这么走着，而且是行之有效的。一手伸向传统，学习民间艺术；一手伸向世界，借鉴国际音乐的优秀成果，这就是我今天的创作状态。越是民族的东西，越要与时代同步，越要走向世界、感染世界。民族音乐如果锁在家里，就没办法向外寻觅知音，产生共鸣，成为世界的精神财富。好的音乐是没有国界和地域限制的。

　　冯巍：秦腔、豫剧、京剧、民歌民调中民族的、民间的音乐元素，都在您的创作中散发出迷人的光彩，成为接地气、去匠气的灵丹妙药。您被誉为“最具东方色彩和中国风格的作曲家” 。以您自己的创作经验来看，在音乐专门人才的培养中，应该如何让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更有力地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如何让“文化”成为专业音乐创作的核心要素？

　　赵季平：音乐创作要有自己的根，要用自己的母语去创作。这并不是说将传统的东西简单地拿出来就可以了。有了民族音乐素材，东拼西凑也不行。作品要有技术含量，才能得以保留，才有表现力。作品中也要赋予民族文化的滋养以时代感，要在继承的同时创新。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音乐才会有生命力，才会被时代所接纳。我是69届大学生，毕业以后到了陕西戏曲研究院。每天早晨学交响配器法，自己进修；晚上指挥地方戏曲，那又是向民间学习。这样，我就深深体会到学了技术以后，怎么能化成自己的语言。我创作过一组十四首古诗词乐曲《唐风古韵》 ，开篇是唐诗《静夜思》 ，压轴的是《诗经》中的《关雎》 。音乐语言整体上追求简约朴素，让人听着心能静下来，似乎在与古人隔空对话，体会到一种空阔、清明的意境。但在不“失”古的同时，也不泥古，这组曲子并不难唱，都能哼出来。

　　高校音乐教育被绑在技术的战车上了，需要从理念上加以革新。我到音乐学院工作之后，就发觉作曲系的学生对自己民族音乐文化的东西了解得太少，一头栽进去就是西洋的东西。西方的先进的音乐技术要学，要学好，而且要用开放博大的胸怀去学习。但这些东西学了以后，对于中国作曲家来说，如何化为自己的东西，就要和中国的民族音乐结合。习总书记讲的“融汇中西” ，也是这么一个道理。然而，我们的音乐院校一般有这样的误区，好像进学校就是学技术。学技术是应该的，但树立对民族文化的自信，这才是我们音乐教育的根本。老师们首先要清醒地意识到民族音乐的重大文化责任，要引导学生感悟中国历史文化的厚重底蕴，欣赏那些流淌在生活中的音乐宝藏，激发学生对中国民族音乐的热爱。现在虽然总体局势在向这方面发展，但力度还需要加大。这不能只靠音乐界自己的努力，而应该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一项事业。我们在努力完成这项事业的时候，不能被那些表面上的繁荣遮蔽了视线，要更多地关注和支持那些脚踏实地的践行者。

　　冯巍： 2015年9月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大力推动各级各类学校逐步开齐开足上好美育课程。您认为，立足于音乐高等教育专业院校，可以从哪些方面参与这些工作？现存的音乐考级，可以在音乐基础教育和音乐普及工作中发挥怎样的新价值？

　　赵季平：九大音乐学院做了大量工作。比如，设立音乐教育学院，培养面向基层的学生。高校培养的音乐专业毕业生，不能都在乐团，也需要到中小学教育、厂矿工会、部队宣传队搞普及工作。当然，还有高雅音乐进校园，以及音乐院校和基层的交流活动。我们要让歌声走进校园，让音乐贴近群众。去年5月，“中国专业音乐院校艺术实践联盟”在上海成立。这个联盟成立的宗旨就是要加强各专业院校间的联系，提升各院校艺术实践水平，协同为引领和带动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水平发挥积极作用。

　　至于音乐考级，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出现的一件新鲜事情。它是那个时代的需要，也是群众提高音乐素质的需要，产生了很多积极的作用。比如，让很多孩子有了艺术方面的一技之长。但如今的时代提出了新的要求。考级也需要进行自我规范、自我调整，让这项事业能够健康地发展下去。现在明确规定了音乐考级不能加分，这就让考级摆脱了作为音乐教育指挥棒的特权。现在很多成人也在圆自己的音乐梦，学一件乐器，学唱声乐、民歌。这其实是一件好事情。人们不会再为了加分而机械应试，不会盲目追求考最高级和考级的速度，而是把它作为衡量自己音乐能力的有益参考。考级真正为提高人们的艺术综合素质服务了。

　　冯巍：在您看来，我们现在应该如何更大地发挥民族音乐的正能量？如何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为观众所喜爱的温润心灵、启迪心智的优秀民族音乐作品？

　　赵季平：这是一个大题目，牵扯到各个方面。学音乐首先要打好在学校的基本功。学会技术以后，为了创作出足以“钻心”的好音乐，采风是我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今年70岁了，从学校学习到现在，这50年，我一直不断地走到民间去，每年大约都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在山野间行走。要写出具有“中国味”的好音乐，要发挥民族音乐的正能量，就要长年坚持这个基本功。这个基本功是一辈子都要做的，是常态性的积累，是要代代相传的。作曲家要有对民族音乐的敬畏和喜欢，要思维开阔，不能太匠气。不是从“惟西”跳到“惟中” ，就能写出好音乐了。作曲也需要辩证思维。音乐是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深入生活并不是简单地寻找民间音乐素材，而是寻找蕴藏在民间的、流动不息的民族文化的血脉。

　　比如，为了创作交响组曲《大秦岭》 ，为了让它更生活、更生动、更有地气，我带着主创人员深入秦岭，四处探访，听长安鼓乐、秦腔、眉户、碗碗腔。我们到了山里面，翻过秦岭，找峪口古栈道，看周至老县城，那里就是秦岭的最高处。然后，又寻到终南山律宗祖庭净业寺，跟现在的主持本如法师谈古论今；去了老子讲经处楼观台，和道教协会原来的会长任法融道长说说掌故。禅韵、道风，都透露出对传统文化的一些理解。 《大秦岭》八个乐章的名字，“云横秦岭、栈道随想、山林牧歌、五台社火、禅道灵光、峪水仙踪、终南诗意、龙脉秦岭” ，不只是简单的音乐命名、音乐意象，其实也折射了我们一行人探访秦岭，与民族传统、民俗文化声气相求的心路历程。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养了一方的音乐。深入民间生活，了解民族传统、民俗文化，做好周密的案头工作，才能用民族的语言创作出优秀作品，才能用生动的民族音乐作品弘扬中国文化，让中国的老百姓喜欢，也让全世界的老百姓喜欢。感受每一方土地养育出来的文化，那种辽阔和深邃可以不断促发我的灵感。“技术技法”和“深入生活” ，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冯巍：您深入挖掘民族音乐，特别有中国音乐文化的自信。如果在海外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和中国文化中心开设中国民乐课程，进而设立更多的音乐孔子学院，您认为是否会成为一种与西方交流中国音乐文化的有效渠道？要向世界传递出中华民族美妙的声音，我们还应该做出哪些努力？

　　赵季平：中国音乐走向世界，是在不同层面上进行的。组团出去是一种办法，孔子学院也是一种办法，关键在于，要有世界的目光去看待孔子学院传播中国的声音。我们要借助各种平台让中国音乐进到全世界的老百姓的心里，让他们认可中国音乐的好，让他们去欣赏、去研究。我写的大提琴协奏曲《庄周梦》首演时，马友友做了自己的研究和艺术阐释，非常精彩。更令我意外的是，比利时皇家音乐学院的一位教授在比利时和中国都演奏了这首曲子，美妙得难以形容。她的那种中国式的滑音，以及总体的音乐表现，让我为之一惊。我写的《丝绸之路幻想组曲》是给筚篥写的。自作品问世后，被乐团和演奏家广泛演出。一位法国的萨克斯大师关注了这个作品10年，最后把五个乐章用萨克斯全部演奏出来了，受到了中外观众热烈欢迎。我们应该让外国音乐家也来研究我们的作品，让外国观众因为热爱中国的音乐而乐于接近中国、想更深入地了解中国，这样，他们对中国音乐的认识也会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文化层面。

　　“走出去”一定要有文化档次，一定要让外国人看到中国文化肃然起敬。不要把这个做成一项工程，不能总是想着什么时候完工，不能只限于专业音乐院校之间的交流。音乐是一种文化。既然是文化，就要源远流长地做，就要立体式地推出，音乐会、研讨会、学术著作，官方的、民间的，团体的、个人的，都要做。我们花了3年时间做了《陕西民歌金曲30首》 ，选出陕北传统民歌10首、红色民歌10首、关中传统民歌5首、陕南传统民歌5首，一共30首，根据现在的审美进行了动态保护。所谓的动态，就是有加工、整理，全部配上了钢琴伴奏谱，用简谱和钢琴伴奏谱同时出版。如果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都能把自己的传统民歌附上钢琴伴奏，我们中国丰富的音乐文化就会在全国和世界传播。要创作出有技术含量、有中国语言、有中国思想的音乐作品，需要认真去琢磨、去挖掘。认准道路、不懈努力，才能有成绩。急功近利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