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人、救书、救学科：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刻不容缓

年事已高的羌族释比老人很难找到“接班人”。

广西古籍办搜集的壮族古籍很多有破损，需及时修复。

许多年事已高的少数民族古籍专家仍奋斗在一线。

　　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总体发展形势是良好的，但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抢救、搜集、整理等基础性工作面临的困难依然艰巨。少数民族古籍资源和古籍人才双重流失的局面仍未得到有效缓解，专门性的少数民族古籍学科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古籍基础理论研究还相当薄弱。“救人、救书、救学科”依然是当前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

　　人才严重缺失，“救人”难在“救接班人”

　　散落民间的少数民族古籍多为民间艺人、巫师或宗教职业者掌握和保存。这些民间艺人也是口传古籍的主要传承人。由于在“文革”期间遭到迫害，许多人不敢再继续从事古籍传承工作。随着岁月的流逝，掌握口传古籍传承技能的传承人也越来越少。

　　随着一批批老艺人的逐渐离世，大批少数民族古籍变成无人能识的“天书”。如四川凉山尔苏人的尔苏沙巴文献、贵州布依族布摩文献、广西那坡的彝文献，由于没有传承人，目前已经无人能够识读。还有藏族说唱艺人、彝族毕摩、羌族释比、苗族师公等民间艺人和古籍传承人，现在绝大多数都年事已高、后继无人。一旦谢世，他们所掌握的文化遗产将被永远带走，造成难以弥补的遗憾。

　　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人员也面临青黄不接、专业人才严重匮乏的局面。受条件限制，目前国内专门设立的少数民族古籍工作机构(地方古籍办)的省(区、市)只有十几个。一些地方的相关机构是由其他工作部门同时履行职能，工作人员多为兼职，工作体制和运行机制没有理顺。 

　　同时，精通少数民族古籍的老专家日渐减少，而青年一代投身少数民族古籍事业的人才数量有限，人才断层现象非常明显。比如，1996年中央民族大学专门开设了少数民族古籍专业本科班，但大多数学生毕业后从事其他工作，真正从事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只有两人，人才流失程度可见一斑。

　　数量日益稀少，“救书”工作紧迫而艰难

　　少数民族古籍资源大多散落于民间，尤其是地处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但是，这些地区的群众对少数民族古籍缺乏保护意识，一些珍贵的古籍常常被用来陪葬、焚烧或直接流入民间销售。在云南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的一个山寨里，有一位彝族毕摩保存着上百册彝文古籍。这位毕摩去世后，家人以为这些古书是无用之物，将它们随意堆放在屋檐下。不久，在生火做饭、日晒雨淋和路人拾遗间，这批古籍很快散失殆尽。

　　由于缺少过硬的保护手段和管理措施，在一些民族地区，尤其是跨境民族地区，一些商人和不法分子非法收购、倒卖、走私少数民族古籍的活动日益猖獗。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少数民族古籍仍在以每年上千册(卷)的速度流失。

　　而由于缺少政策资金支持，“救书”工作困难重重。一方面，我国缺乏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历史基础。以普查工作为例，虽然自1984年开始，少数民族古籍的普查工作就一直在进行，但由于少数民族群众居住分散并且十分偏远，加上人力、物力和资金长期短缺，一直没能准确掌握各地少数民族古籍的存量、分布和流传情况。

　　另一方面，由于少数民族古籍的载体和传承方式具有特殊性(如傣族的贝叶经、无文字民族的口传古籍)，再加上许多条件落后的地方少数民族古籍工作机构所搜集的古籍已经破旧不堪，因此对其进行整理、再修复，变得日益紧迫。

　　然而，相关机构每年实际申请到的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经费十分有限，总共包括两部分：一是国家每年补助“少数民族古籍抢救、保护、整理”专项经费100万元。再就是自“十五”以来，财政部每年拨款200万元用于《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的编纂出版工作。但这两项经费与实际所需比起来，无异于杯水车薪。

　　学科建设基础薄弱，发展受阻

　　在学科建设方面，虽然从1984年就提出了“救学科”的要求，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少数民族古籍专家，使得专门性的少数民族古籍学科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规范化的学历教育难以进行，只能以短期业务培训班和在职教育为主，或在临近学科下开设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研究方向。

　　当前“国家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已经在着手建设少数民族古籍学科，并初步明确了规划方向，但仍面临着学科申报困难、师资力量短缺、研究基础薄弱、专业性要求高、招考方式特殊等诸多困难。  

　　(文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