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少数民族文化的全球化故事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现象年度评析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建设为覆盖区域的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注入活力。

在各种文化创意博览会上，少数民族文创产品日益受关注。

全方位融入教育体系成为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手段之一。

历史上没有篝火节的鄂伦春族如今将其认同为一个真实节日。

　　就像一个相拧的绳套，全球化的加速必会拉动本土化浪潮的步伐变奏。2015年，少数民族文化呈现出更加多元嬗变的局面，被卷入市场、传承、创新等时代主流话语的漩涡。准确地说，2015年讲述的是少数民族文化被加速全球化的故事：互联网编织出空前的人际密度、高速铁路前所未有地深入边缘并缩短着其与中心的距离、多边经贸的紧密交织使国际穿梭易如街邻串门——一股空前的力量，把2015的人类时空又狠狠地压缩了一次。

　　而全球化时代开启以来的最神奇景观之一，就是本土化浪潮的如影随形，并与之相生相克。全球化与本土化就像两个举戈相向的人——一方步伐的变奏必会导致另一方的脚下变速；又像一个相拧的绳套，一端拉紧就会让另一端绷直——博弈者的激烈总是会在对手的眼神里清晰浮现。所以，全球化最精彩的故事，总是由它的对手本土化来上演。那么，全球化再次旋紧了按扭的2015年，本土化会再度涛飞浪走吗？

　　市场：少数民族文化产业格局正铸造成形

　　在“少数民族文化市场”的概念出现前，另一个概念已经悬挂很久，经历漫长的争论而终未等来一个无可辩驳的名份，那就是“少数民族经济”。在一个族群间的界限早已模糊不清的全球化时代，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经济领域能够扼守其堡垒与疆界吗？全球化的剧情一旦上演，便让“少数民族经济”概念哑然失声，但“少数民族文化市场”却登场了。奇怪的是，这次没有争议，没有嘘声。

　　这是怎么回事？在全球化时代，依托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营造一个经济王国是不可想象的，但依托一种独特的文化资源而建立一个产业市场却是大可兑现的。问题只有一个：这种文化资源的藏量所形成的产业链是否够长？市场容量与规模有多大？盈利模式是否成熟？

　　2015年端出了一个被想象得足够宏伟浩大、被规划得气势非凡的少数民族文化市场的沙盘。当然，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发展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早已被轮番犁耕，但2015年却因国家宏观经济背景而使这个沙盘终于铸造成形——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使文化产业成为撬动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一根可期待的有力杠杆。而其中，少数民族文化作为独具特色的优质资源被寄予厚望。4月发布的“2015年度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就透露出了某些消息，比如在“加快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33个项目中，有22个出自少数民族或民族地区。与此同时公布的“2015年度丝绸之路文化产业重点项目”，出自少数民族或民族地区的项目同样占比高达70%。数字预示了一个前景：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以其珍贵性与独特性，将在国家文化产业市场中占据相当大的地盘。

　　来自“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消息则更具启发性。这条席卷西部7省区、11个自治州的产业走廊，在上一年度酝酿成形，在国家规划中被勾勒出“世界级文化旅游目的地”的顶级蓝图。2015年，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有24个项目得到国家重点投入。认真打量这条“文化产业走廊”，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并不依托单一民族为主体，同时亦不以行政区划甚至自然区域而赋形的产业带。这表明新的“少数民族文化市场”与先前民族文化产业开发的路数大相径庭——这一次，文化资源要素真正服从了市场配置的号令。于是，传统的行政区隔被突破，传统产业门类的分割被消解，古老的族别界限被打破。

　　这是正在被塑形的“少数民族文化市场”的内在格局吗？

　　2015年，总是被人描绘为“寂静”的西藏全面启动了18项文化产业项目，第二届西藏文化博览会以及第五届唐卡艺术博览会召开；与此同时，总是在全国GDP名单中排在末端的贵州，省内十大文化产业园也在2015年等待瓜熟蒂落……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园、文化产业博览会的密集上演，这些都是让你猜得到的，但2015年还有让你猜不到的。

　　2015年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全面开启与资本市场的深度对话。深度资本化构成了2015最不可忽略的少数民族文化现象之一。杨丽萍文化公司几年前向着资本市场一路冲刺，预示着这场对话已经实质性展开，但杨丽萍文化公司最终止步于A股市场的最后一级台阶。而2015年12月11日，深圳股权交易中心为“扎西德勒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敲响的一声铜锣，则表明这场奔跑终于抵达了终点。这一天，国内藏文化产品第一品牌“扎西德勒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成为A股市场的一员，同时成为国内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品牌中第一家上市企业。

　　“扎西德勒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可以说完成了一次里程碑意义的跨越。迈上资本交易平台，使少数民族文化市场不再是全球化资本市场里的散兵游勇。而对于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来说，进入资本市场的过程，就是少数民族文化寻求最大化的他者认同的过程。在市场的平台之上，少数民族文化实现了全社会最大范围的共享。

　　传承：民族文化传承体系的构建成效显著

　　不可否认，对于民族文化来说，市场还有很多条让人放心不下的逻辑，比如在赢利原则下对于民族文化本真性与神圣性的粗暴改写与扭曲。同时，市场还常有很多种让人担心与猜忌的态度，比如对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历史性和民族性是否理解和尊重？所以，质疑与警惕并未打消，正如在这一年间，我们一如既往地听到许多专家学者面对市场屡屡发出的忠告与批评；当然，我们也听到了杨丽萍面对市场的锵锵自信：“就好像我掉进了一个染缸，但还是很纯净，像荷花一样！”

　　民族文化市场上有多少盛开的“荷花”？自21世纪以来，市场与少数民族文化开始正面相遇，演出了一场场既合作又对峙的时代剧，就像两个经常争吵不休又不得不共同谋生的朋友。但不论怎样，全球化的加深却使二者更加紧实地绑在一起。

　　所以，我们看到了2015年政府加紧出台了诸多规划与政策，以便在民族文化传承体系与市场体系之间寻找双方的接口。我们因此常能读到诸如“以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等表述。但2015也让我们同时看到了另一个清晰的走向与格局——既然市场对于精神家园可能潜伏着破坏性，那么作为精神家园的民族文化的传承，自然不应当只靠市场来完成。

　　“让上帝的归上帝，撒旦的归撒旦。”市场只负责市场的事，但精神家园与文化内在价值的传承，则需要构建一个稳固的、系统的、完整的传承机制，来保证文化传统精神的绵延传递，保证文化根基不受损伤，保证传统文化所依附的空间、环境与生态受到维护，保证传统文化不沦为碎片化、扁平化和浅层化。

　　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构建民族文化传承体系，作为中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重要任务。在这个体系中，“政府购买”成为一项制度设计，比如201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将地方戏曲演出纳入公共文化服务目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为地方戏曲的传承注入活力。此外，全方位融入现代教育体系也正在成为文化传承体系的最有力的手段。从启蒙教育到中小学及大学课程设置，传统文化进校园成为一条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在这方面，民族地区的探索始终走在全国前列，比如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就以长期的探索，贡献了一个堪称典范且具有广泛推广价值的校园民族文化传承的长阳模式。

　　以国家为主体的文化传承体系当然还包括利用文化传习模式、建立活态传承机制的“传承人制度”。但是，那些被冠以“传承人”的人，到底在做些什么具体工作？有没有真正起到积极作用？他们在以怎样的方式进行传承？——这是来自2015年某些学者的征询。当初作为制度突破的传承人机制，行至今日，也的确需要作出一番检视。

　　2015年，民族文化传承体系构建的显著成效，是对于文化整体性保护理念的共识与政策落实。比如，对于文化空间的保护和民族文化生态场的重建。而其中，传统村落的保护成果成为一个突出案例。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召开的2015首届“中国传统村落·黔东南峰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宣称：自2012年起抢救性地启动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以来，经过3年努力，传统村落快速消失的局面已得到遏制，开始迈入保护、改善和复苏的阶段。自21世纪展开传统文化保护历程以来，曾有哪一个濒危文化事象的困境被果断地宣布“得到遏制”？这个干脆利落的宣告，流露出一种罕见的乐观。

　　创新：文创产业激发民族地区发展活力

　　“非遗”保护已行过十年，似乎没有哪一个项目得到过上述抢救传统村落的斩钉截铁的危情解除通告。事实上，与那些关涉于人的活动与文化价值的保护工作相比较，传统村落的保护的确是更易操作、更易获取成就感。于是，“非遗”保护的焦灼感一直弥漫至今，挥之难去。

　　文化传承的对象是文化本体，而文化本体的永固延续是一切活动的基础——包括产业发展、市场与资本；当然，也包括文化创新。也就是说，传承与后来诸者，构成了“体”与“用”的关系。

　　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二元论在2015得到进一步厘清。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相关官员撰文说：“传承与创新乃同一命题的两个方面。”但事实上，期待用文化创新来构成文化传承的另一翼，以使民族文化能够双羽俱足、振翅高飞，这更多的是在当代文化传承体系构建完成之前的一种设想与探索。

　　人的脚必须踩在大地上，头顶却不能没有飞翔的雄鹰——对于当代民族文化既需传承又需强调创新来说，其情形有些类似。但2015年的文化景观表明，人总是更渴望像天空中的雄鹰一样飞翔，而不是踩在大地上踽踽而行。在2015年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国家发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文化创新比文化传承争抢了这一年间更多的篇幅。一系列民族文化创新机构在2015年间建立起来，比如“武陵山片区民间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在4月成立；“蒙古族及北疆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在12月成立……

　　而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文化创新的排头兵，更在这一年间恣意驰骋。色彩斑斓的文创故事酣畅淋漓地写满了这一年的日历。民族地区的各种文化创意博览会纷至沓来，密集覆盖这一年的视野——7月，是“2015多彩贵州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交易会”；8月，是“创意云南2015文化产业博览会”；11月，是“2015第三届新疆丝绸之路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至于4月里的广西“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及9月里的宁夏“2015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均不乏民族文化创意作品登台亮相。

　　贵州扮演了这一年间民族文化创意舞台最惊艳的角色。“在连续十多年组团参加深圳文博会后，贵州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交易会。这不仅开创了贵州文化产业的先河，还首先扬起了西部地区文创博览交易会的大旗。”某媒体记者在“2015多彩贵州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幕前激情洋溢地写道。比较国内诸多民族地区，贵州对于文创产业所拥有的期待值显然更高。这缘于近年来文创产业为深陷全国GDP末端的贵州所带来的一系列神奇增长——近三年来，贵州文创产业实现翻番，年均增幅超过30%。就像一个班级里的落后生猛然间获得了一个成为学霸的致胜法宝。贵州握住了一个快速赶超、跃居前列的产业。计划中，贵州将快速形成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并一举成为“国内文化产业的高地”，从而走出历史上积重难返的“富饶的贫困”形象。

　　而更有意思的是，未来，文创产业将在贵州扮演一个无所不在的角色——文创+城镇、文创+旅游、文创+生态农业、文创+科技、文创+“非遗”……也就是说，文化创意将渗透贵州的几乎一切领域，将唤醒一切，激活一切。仿佛贵州以往埋没于工业时代的一切宝藏，现在都被一根红绳拎了出来。而那根红绳，就是文化创意。

　　传统：注入新意的后传统时代在加速生成

　　深山里的宝藏在被拎出后，还会是以往的模样吗？传统宝藏经由现代性的市场开发与创意加工，变成了后现代趣味的文化产品。有趣的是，这种前世今生的相遇如一次恍如隔世的重逢，形貌相似却言语难通。

　　在我们的时代，文化创新显然正在赋予民族文化以新的基因。一旦这些被重构的传统重新植入真实的生活并生长起来，它就成为了传统的一部分，变成了后传统时代的传统。

　　在全球化加速的时代，后传统时代的传统也正在加速生成。2015年，本由国家民委主导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项目，已经扩张为民族地区新一轮的传统文化的重建与重构。为打造充满旅游魅力的“最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那些经过了重新编码、被浓墨重彩加以彰显的“特色”文化，顶着文化挪借或移植的质疑，挟行政之力重新植入村寨生活，从而完成传统文化的再地方化。“旅游者的凝视”充当了此轮特色编码的主要参考因素，新民俗正式宣告诞生了。

　　后传统时代的传统节日，是一个重要的观察对象。历史上没有篝火节的鄂伦春，在2015年迎来了“第25届鄂伦春篝火节”。一个将鄂伦春诸多民俗事象与传统伦理作链式整合、作为鄂伦春文化象征而被建构出来的节日，在鄂伦春人热热闹闹地重复了25次后，变成了一个被鄂伦春族认同的真实节日。

　　更可认真观察的后现代传统，是人口大规模流动所带来的文化变迁。城市化的快速扩张与推进，使不同族群嵌入同一空间，文化交融交流的趋势得以强化，城市成为传统与现代的交接地带。这个地带既酝酿着多元文化的争锋与互动，也挖掘并激活了许多古老的文化资源，进而形成城市新民俗。

　　2015年，北京的壮族人迎来了第38届“三月三”系列文化活动；而北京的海南黎族人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在这座城市里年年举办自己的“三月三”。一个古老的民族节日在远离它的原生空间里，被都市激活，并以一种韧性嵌入都市土壤。一方面，它们在都市现代性空间里试验着自己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它们为都市带来了新传统。

　　传统所生存的空间的改变，必将改变传统自身。当然，传统也必将组装出一个新空间。全球化不只是横向的时空关联和简单的文化同质，纵向的历史关联和文化整合也在缤纷发生，这就是全球化的真实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