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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碰撞聚合中的女性突围——彝族作家段海珍小说创作管窥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11月13日12:12 来源:中国作家网 一 苇

  云南女作家不少,而且每个人都呈现出自己独特的风貌。比如,海男的小说以先锋意识见长;和晓梅的小说呈现了笼罩在现代意识下的民族性;半夏的小说创作擅长都市题材,富有市井气息。而彝族作家段海珍的小说,几乎都指向了一个主题——“女性突围”,而这个背景却是多元的,甚至是复杂的、琐碎的、艰难的、浮躁的、触目惊心的。

  大凡作家熟悉的地方,往往就是创作的“根据地”,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营养宝库。段海珍生活的姚安,就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域。这里是一个交通要冲,是古时长安、成都到云南的必经之地,各种文化在此交融。因此,从地域而言,西秦文化、巴蜀文化、古滇文化、南诏大理国文化、吐蕃文化都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民族而言,汉、彝、藏、白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都在这里碰撞聚合。此外,儒、释、道、巫盅文化以及现当代文明的冲击,同样对这片地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这片土地有着异彩纷呈的文化,创作素材像山中生长的野生菌,俯拾皆是。段海珍有着丰富的底层生活经历,对姚安的城乡都很了解,这使得她的小说在题材上显得非常丰富。

  段海珍的小说充溢着多种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带给她的影响。姚安是一个佛教兴盛的地方,段海珍对佛教文化颇有兴趣,并大量阅读过佛经。对佛教文化的耳濡目染也影响到她的文学创作。比如《红尘宝贝》,看似天马行空信笔挥洒,但写出了一个“六道轮回”般的情感故事。当然,她的作品也体现了浓厚的巫蛊文化。在《私奔的兔子》创作谈中,段海珍写到:“塔白是我童年的一个村庄。塔白是一个彝族老女人的村庄。那个女人精通巫蛊术,她可以光着脚板从烧红的铁犁头上走过;她可以抓住她男人的衣领把他放在火上烘烤;在她的面前,任何人的宪法都不起作用;她仿佛掌控着生命的密码,可以让死去的亲人与活人对话。”在这样一片神秘的土地上,神性的写作也是合情合理的。

  多元文化的碰撞聚合,使段海珍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呈现了诸多可能性。她的小说塑造了一批多姿多彩、个性迥异、生动鲜活的女性形象。首先是山地女人形象,她们大都一生悲苦。比如,《红妖》中的秋水,是一个从戏班子里买来的女人,这个妖媚的女人来到这个封闭荒凉的江边小村“麻湾”,那是多么的不搭调,她对美好爱情与自由的向往最终屈服于艰难的生存环境。秋水是一个外来文化的符号,与边地文化发生了碰撞,致使一辈子在不甘心中度过的女人命途坎坷,郁郁而终。其次是小城镇的女子,她们既有城市女人追风赶潮的意识,又有小地方人的狭隘与保守,常有出奇不意的举动。例如,《落血莲瓣》中的李岚是一个经济优越、孤芳自赏的女人,她淡泊,不计名利,却也因为与某局长的婚外恋,落入官场绯闻中,终以悲剧收场。段海珍还描写了许多现代都市的新女性,她们空虚、压抑、混乱不堪,也有大胆和坚定的爱情追求。例如,《九周半》中的谢晓檬,一个典型的现代都市年轻女性,一塌糊涂地爱上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全身心地投入了九周半的时间,最后弄得身心俱疲,苦不堪言。《失火的月亮》中的许亚,则是一名大胆追求爱情,甚至不惜以悲壮的方式悍卫爱情的现代女性,其性格能放能收,内心坚定果敢,对自己的生活有着明晰的方向,哪怕为之付出再多的代价。

  在小说中,这些女性形象总是面临着如何突围的问题。女性“突围”遇到了种种障碍。比如《鬼蝴蝶》中的阿姑婆,因被糟蹋染上梅毒,却没有选择死亡,她以另外一种方式“突围”,她成了传说中神秘的盅婆,她用中草药为自己疗病,并在瓦窑中独居了一辈子,最后以自焚的形式结束了自己痛苦孤独的一生。《桃花灿烂》中的桃花,不愿守着无爱的婚姻,和小学里的代课老师偷情,并怀了孕,被村里人罚“洗寨子”,从物质和精神上进行双重打压,接着还要让巫医折磨她。最终,她疯了,成了一个完全的失败者。《美丽任务》中的梅兰,终其一生为一个叫夏明辉的男人苦守,虽然得以善终,却也孤苦伶仃一辈子。梅莲索性上山做了土匪,被镇压了。

  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生活质量提高了,女性的突围受物质制约的因素少了,但却在精神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惑。她们必须为自己的困惑找到一个突破口,从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归属感。《指甲花》中被人夺夫又夺人夫的萧蓉、《奔跑的海鸥》中解决别人的心理障碍却无法解决自身心理障碍的海鸥、《红尘宝贝》中甘当别人“小三”的黎小楼……她们最终都完全丧失了自身的幸福。这其中的外因是转型期社会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人性在复苏的过程中失去了约束。从内因讲是现代女性自身的弱点,她们的突围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

  但是,《失火的月亮》中的许亚却是一个成功突围的女性。她敢爱、敢恨、敢放弃、敢独立。她敢一见钟情,敢“一夜情”,敢怀孕,即便那名男人死于非命,她也敢将孩子生下来。她的内心坚定、强大、自信。她愿意为此背负一生的重担。她的突围至少从精神上是成功的,也是悲壮的。我想,作家要告诉我们的是,多元文化碰撞聚合下的女性突围,其实要走很长的路,才能真正实现女性的自信、自强、自立。即便再艰难,突围之路仍将继续,正如作者在《红尘宝贝》中所言:“我正在路上。因为,有一个我正在世界的另一端等我,我眼前的出发就是为了和未来的我相遇。”

  多元文化的碰撞聚合,使段海珍的小说语言呈现了交融性。在其小说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她的语言受到多种语言文化的影响。首先是汉语川方言和滇方言,在她早期的小说如《红妖》和《杏眼》中,俯拾皆是的村庄童谣和花灯小调,显而易见有着汉语川方言和滇方言的特点。如《红妖》中的一段童谣:“张打铁,李打铁,打得一块锅铲铁,炒得一锅骚豆子。豆子放个屁,铁匠好日气。小豆子不拿器,筲箕肚子麻秆脚,底线脖子橄榄头。聋子铁匠不成气,讨个老婆又美器,马蜂腰,戏子脸,隔壁张三望着更龊气……”这段童谣中的一些词汇如“日气”、“美器”、“龊气”等词,明显就是川滇汉语方言。其次是姚安本地少数民族语言如彝族语言,在《鬼蝴蝶》《桃花灿烂》《石头的罪》中,不仅直接使用彝语名字,还大量使用彝语词汇。第三,在段海珍近几年的小说创作中,使用外来翻译语言的篇幅也屡见不鲜,如《私奔的兔子》《奔跑的海鸥》等,不仅作品标题“欧化”,语言的表述方式也有所改变。《私奔的兔子》中的第一句“那个灯火煌煌的夜里,我误入一片雨中森林”,就是典型的西方现代主义的叙述方式,“灯火煌煌”、“夜”、“误入”、“雨中的森林”,一下子把人们带入了作者设置的悬念之中。当然还有不少的网络文学语言。在《红尘宝贝》中,语言鲜活,而且频频分段,体现了网络交流的即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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