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只有一个观众也是复数

——有感于顾桃的“新民族志”电影

　　●若把现代影视生产比作机器纺织锦缎，那拍摄纪录片相当于手工制作。商业电影生产为赚钱，必须尽量缩短时间，以减少人吃马喂；而纪录片创作则以拍摄时间跨度愈大而愈显其价值。

　　●顾桃拍摄《犴达罕》的可贵之处在于不是猎奇，而是带着悲悯之心，记录社会变迁和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的命运，引起人们的同情和关注，而同情和关注正是主流社会提供帮助的前提，以及各民族守望相助的一部分。

　　“致力于拍摄纪录影片是一种信仰”，这个观点是我在访问英国BBC时，一名新闻官在介绍英国媒体人为何钟爱纪录片时讲的。若把现代影视生产比作机器纺织锦缎，那拍摄纪录片相当于手工制作。商业电影生产为赚钱，必须尽量缩短时间，以减少人吃马喂；而纪录片创作则以拍摄时间跨度愈大而愈显其价值。

　　这个信仰有一种信念在支撑，那就是“即使只有一个观众也是复数”。在“2015中国民族题材纪录片回顾展”中，获得中国民族博物馆永久收藏金奖后，导演顾桃如是说。

　　我看过顾桃的4部作品：《犴达罕》、《乌鲁布铁》、《雨果的假期》、《敖鲁古雅·敖鲁古雅》。他获金奖的作品是《雨果的假期》，而我最喜欢的作品是《犴达罕》。顾桃的作品，我总体称之为“新民族志”电影。

　　“犴达罕”本是大兴安岭森林中一种体型很大的野生动物，由于生态破坏和盗猎狂獗，已日渐稀有。在当今中国的电影人中，顾桃正像是气质独特的“犴达罕”，在“即使只有一个观众也是复数”的信念鼓舞下，坚守着他对纪录影片的追求。

　　《犴达罕》结束时，主人公维加说：“如果有更文明社会的警察向我开枪，那就开枪吧！”随后黑屏，可明明听到一声枪响，那子弹像是直射我的胸膛，脑子轰的一下也黑屏了，强烈的震撼直达内心深处。维加这个才华横溢的鄂温克猎人，这个在离开狩猎文明后似乎丧失了方向的“艺术酒鬼”，让人把他永远记在了心里。

　　鄂温克族，尤其是敖鲁古雅使鹿部落，当他们置身于剧烈变迁的社会，搬下山来住进新居，离开了世代相袭的狩猎文化，对心灵故乡的眷恋最为深痛、最难舍难离，其“阵痛”的表达也有些令人撕心裂肺的感觉。他们的内心需要理解但还远未被人理解，体察他们的人文关怀也处于缺失的状态……顾桃拍摄《犴达罕》的可贵之处在于不是猎奇，而是带着悲悯之心，记录社会变迁和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的命运，引起人们的同情和关注，而同情和关注正是主流社会提供帮助的前提，以及各民族守望相助的一部分。

　　维加的姐姐柳芭，曾是孙曾田拍摄的纪录片《神鹿啊，我们的神鹿》里的主人公。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画家，在精神流浪中常常醉卧林中甚至马路上。有一回，她醉卧路旁，恰遇一个高大的蒙古族男子扶起了她，这位男子正是电影导演宁才。再后来，柳芭离世了。这对宁才的心灵以很大的震撼，他立即着手自编自导了一部故事片，名叫《故乡》。这部影片未能在国内上映，但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过赞誉。

　　在顾桃的纪录片中，民族志文献的描述与呈现的影像都说明：对于一个“根蒂不深、人数又少”的民族，环境、文化、酒、人的命运，它们的历史渊源和不解之缘，是需要我们关注、探讨并提出解决方案的。据有关调查显示，鄂温克等族猎民在移民下山后，因饮酒过度而导致的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比例是过高的。一个狩猎民族饮酒的习惯一定与自然环境寒冷、严酷有关，与狩猎生产方式、宗教信仰有关，与生活的单调和精神苦闷有关，也与祖辈家庭影响、社会人际交往的需求有关。当然，文艺创作不适宜放大悲惨，而应当通过审美的构建和完成，以珍惜的态度去解读其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灵魂密码，体现作者的人文情怀。

　　作为一个生活在北京的满族艺术家，顾桃的追求是难能可贵的。他的作品当下是小众，今后仍会是小众。即使“只有一个观众”，他所承载的“复数”是人类大家庭成员之间关爱的厚度，是代表着一个文明古国大众应有的审美高度。

　　这一点，法国有些让人嫉妒：他们的孩子，会一群一群地围坐在博物馆放映厅里，认真好奇地观看年代久远的黑白纪录影片。更不要说艺术院线的影厅，总有着固定的观众群。与此形成对比的是，“2015中国民族题材纪录片回顾展”曾放映一组纪录片：上世纪初由英国人类学家拍摄的《森林人》，上世纪中期的中国纪录片《鄂伦春族》和本世纪初的《山神》等，这些纵跨一百年的一个民族历史文化变迁的珍贵影像，即便是赠票也鲜有人前来观影。这也从一个方面深刻地说明：一个民族的复兴是需要文化准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