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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民族文学驮着电影走向世界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09月28日12:19 来源:中国民族报 牛颂
改编自莫言小说《红高梁》的电影斩获众多国际奖项,成为文学作品改编电影的经典之作。改编自莫言小说《红高梁》的电影斩获众多国际奖项,成为文学作品改编电影的经典之作。

  ●当下的民族文学缺少精品力作,文学性还需要大大提高。因为电影的核心竞争力是文学精神和有效表达。

  ●当下,少数民族电影剧作要坚持“以人为本”,突破狭小的本民族文化突围,融入到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去构筑。应当多选择个体的心灵感悟与特殊命运,让个人命运、民族命运折射出光芒去照耀更多的人。让作品的精神价值既属于民族,又与全人类共享。

  张艺谋导演在回忆他的电影作品《红高梁》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并引起世界对中国电影的注意时曾说过:“那些年是文学驮着电影走向世界的。”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电影一直缺少有国际影响的精品力作。

  对于推动少数民族电影创作,我们曾作了一些探索和努力,包括组织了好几届的全国性剧本遴选、剧作家的培训,但原创剧本虽然多,好的剧本还是很罕见。可以说,从目前到今后一个时期,从优秀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剧本还会缺失。这种情况直接影响了电影质量的提升。

  我也曾请专业人士对30年间《民族文学》发表过的优秀小说进行阅读挑选,看看有没有能够改编成电影的好作品,结果是基本上没有。最近几年,民族文学发展的可喜成果是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作家,队伍达上千人,有5千多万字的作品发表,其中还有大量是用少数民族母语创作的,成果可谓空前繁荣。但当下的民族文学缺少精品力作,文学性还需大大提高。

  电影的核心竞争力是文学精神和有效表达。这里所说的“文学”,有多重含义。先是指情怀,包含了内心持久而沉静的思考,包含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向往。如果说原创影视剧本是编剧的心血编织出来的布匹,那么文学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往往是作家把自己的灵魂吐成丝,像春蚕那样把作品织成锦缎。而优秀影视作品改编的要求,是把这种文学作品先吃下去消化掉,再吐出那么一口灵气,留下一堆精华,在此基础上,用光影再造一座奇丽的艺术殿堂。所以说,原创影视剧本与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剧本是不同的。

  在现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上有两座高峰——老舍和沈从文。老舍是满族,沈从文是苗族。当年有西方作家谈及中国文学发展的前途时说过,一种能产生鲁迅、老舍、沈从文的文化,不需要谁来为它辩护。现在看,辩护是不需要,担忧是要有的。现在我们的新生代作家并不是不优秀,但与沈从文他们的距离没有缩小,而是拉大了。差距在哪里?有评论说中国作家不会写人,尤其是少数民族作家,多写“神”而不是人。那么,我们来看看沈从文是如何思考文学作品中的“神”的。

  沈从文先生说:“人生实在是一本大书,内容复杂,分量沉重,值得翻看到个人所能看到的最后一页。坚持向生命的深处攀援,不管它是咸味的海水还是苦味的人生,我要见到底为止……到了这个阶段,生命就具有了‘神性’。”这种追求,正是我们当代民族文学创作所缺少的。

  民族文学如何穿越现代化的洗礼,完成其在新秩序中的蜕变,使之保持历久弥新的生命力?这个问题自沈从文提出的“神性”追求到今天,已经严峻地摆在面前。从新中国电影史的脉络来看,现实主义创作始终是少数民族电影的特色和优势。伴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行走的沧桑”到新中国初建后“激情的燃烧”,再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不屈的悲伤”和新世纪的“文化的忧思”,少数民族电影一直是一支先锋力量,也经历了政治性、文化性和风情化的不同阶段。当现实主义创作进入低谷时,少数民族电影正在酝酿着新的突破,观众和市场对它的要求,应是文学性的增强,最为期待的当然是民族文学精品力作的崛起。

  当下,少数民族电影剧作要坚持“以人为本”,突破狭小的本民族文化突围,融入到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去构筑。现实主义电影的合法性叙述,要求创作者必须敢于面对真实的世俗生活,面对世道人心的原生性、复杂性、微妙性,避免简单地将人生诗化、美化、传奇化。应当多选择个体的心灵感悟与特殊命运,让个人命运、民族命运折射出光芒去照耀更多的人。让作品的精神价值既属于民族,又与全人类共享。

  最后,还是想用张艺谋导演的体验来说明:“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如果拿掉这些小说,中国电影的大部分作品都不会存在……就我个人而言,我离不开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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