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丝路文学”及“多民族文学”的思考

　　对丝绸之路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作为通商和文化交流的往还之路，按照一般以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作为“凿空”的标志，它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作为一种命名，自19世纪7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首次提出“丝绸之路”说以来，也将近一个半世纪了。但把“丝路”和“文学”直接组合在一起，尚属新鲜。何谓“丝路文学”？它是以“丝绸之路”为题材或主题的文学，还是指“丝绸之路”这一广阔绵长的地域范围内出现的文学？或者换一种说法，它是一个有自身特定内涵的概念，还是一个包容广泛的概念？

　　准确地进行定义或命名，总是很困难的，我们可以从一些具体文本谈起。最好的例子或许应该是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张骞凿空”通西域的记载出自此传。司马迁大致是以张骞的《出关记》为底本作此传的，按照张骞出使的行程记载了汉武帝时西域三十六国(最远处到中亚、西亚，大宛即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一带)的山川、道路、物产、风俗和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它们与汉王朝和匈奴的关系。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在丝绸之路上迈出第一步的历史记载。尽管《史记》归之于“经史子集”的“史”部，但《史记》的文学性也是学术界普遍公认的，把它和“丝路文学”放在一起，应该无可争议。

　　如果只说一个例子还显得有些底气不足，既然《大宛列传》是基于记实的，不妨再说一个偏于想象的——《穆天子传》。《穆天子传》是公元279年出自汲郡魏襄王墓的竹书之一，为“小说家言”，有浓重的神话色彩。它以时间为序记事，注重人物言行的描写，叙述了周穆王驾八骏西行三千五百里的所见、所感、所得，其与西王母相会及与沿途国家、民族的友好交往，折射出先秦时期东西或中外交通的状况。这是张骞“凿空”之前我们与西边各民族交往历史的神话表达。

　　以上这两个例子是一种类型。另一种可以与之进行比较的类型，我想举《丝绸之路诗选注》为例。看书名，《丝绸之路诗选注》很自然地会被认定是“丝路文学”；看其内容，编者以丝绸之路为线，把与丝路沿线主要名胜有关的古今诗篇编为一集。只是诗选集中的很多作品，如王维的《华岳》、李白的《灞陵行送别》、杜甫的《秦州杂诗》之十二等诗作，都是古今诗人们叙写抒发当时当地的人、事、情的，除了华岳、灞陵、秦州这些地名外，这些诗作与东西或中外的商贸、文化的交流往来基本上毫不相关。显然，对界定“丝路文学”而言，除了地域的“范围”之外，是否还应该有其他某些“范围”的划定是必不可少的呢？如果是，有哪些范围？譬如，把它限定为某种题材或主题的文学又是不是合适呢？

　　我们每个接触并面对这个概念的人，心目中的“丝路文学”或许是很不相同的。正因此，如何理解“丝路文学”的概念，不能不是我们首先要认真讨论的问题。

　　在关于西部文学的叙述中，“多民族文学”的概念我们也经常遇到。我们是多民族国家，我们的文学是多民族文学。《诗经》有十五国风，大约凸显的就不仅仅是地域的差异，从《诗经》到《楚辞》，更清楚地显示我们的文学自古就具有多民族的色彩。从古至今，各民族作家共同创造了我们中国文学的辉煌。在上世纪前半叶，最容易举出的实例，就是我们不仅有鲁迅、茅盾，还有老舍、沈从文……多年前，我和同事们写了《西部风情和多民族色彩》一书，书怎么样得由读者去评说，作为撰写群体之一员的我个人，比较满意的是这本书的书名，并且很想以《地域风情和多民族色彩》这样的书名写一本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近百年来，各民族的中国作家不断在书写着各自独具异彩的篇章，应该在文学史中将这种多样性呈现出来。可惜我现在已经力不从心，只剩下这个“想法”了。

　　虽然我只剩下这个“想法”，但面对“多民族文学”在今天的发展这样的课题，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丰厚遗产，仍会对我们书写今天的“丝路文学”带来有益的启示。

　　谈到“丝绸之路”、“丝路文学”，我想，其中所蕴含的最突出、最重要的精神，就是新时期以来我们反复强调的一个词：开放。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多是开放的，譬如自汉至唐，即使在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开放的。开放是与外部世界、与他人交往的需要，是认识世界、认识他人的需要，也是认识自身的需要。事实证明，没有开放的精神就没有丝绸之路的繁荣，没有开放的精神也没有多民族文学的繁荣。开放才促成交流，开放才促成比较。

　　沿古代陆上丝绸之路西行，从甘肃、宁夏、青海到新疆，最突出的就是沿路的石窟艺术，它们清晰地展示了东西或中外建筑、雕塑、绘画以及音乐、舞蹈和文学(特别是宗教文学)在交流中相互渗透、衍变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放开眼界大胆地拿来是促成各民族艺术相互渗透、衍变的重要因素。在一个时期里，我们说“拿来”，总是特别关注“同”，也因此特别排斥“异”。但在汉代、唐代，恰恰是“拿来”“异”促成了新变，譬如音乐方面的龟兹乐、西凉乐，它们沿丝绸之路吸收了大量外来“异”质因素后东来，进入宫廷，风靡全国，而那些“异”质因素在渗透的同时也在衍变、转化，至今仍是我们音乐遗产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陆上丝绸之路所经的西北地区是多民族地区，各族人民在几千年里历尽艰辛，共同开创出辉煌的历史。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各民族相互之间经历了不同方式和层面的交流融合，同时又不断丰富和完善着各自的文化积累，充实并磨砺着各自独特的民族个性。求同是和睦相处的一个方面，存异或许是和睦相处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即理解“异”、容纳“异”，以至于接受“异”，这才是真正的“和而不同”。多民族文学的繁荣同样不是趋同的结果，而是存异的结果。各民族文学应该拥有自己民族鲜明的文化色彩，应该表现自己民族独特的民族性格，这样，我们的文学才可能以不同的地域风情和多民族色彩呈现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