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创作，珍藏抗战的民族记忆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09月06日11:52 来源：中国民族报

　　文艺是历史的镜子。抗战时期的进步文艺，是唤醒民众、鼓舞人民奋起反抗的号角。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进步的文学家、艺术家总是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他们拿起笔作刀枪，为救亡图存、点燃民众精神之火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创作的反映抗战的文艺作品中，有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民族记忆。

　　老舍的抗战八年与《四世同堂》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对生长在北平，以京城生活为创作源泉的老舍来说，内心是极为痛苦和屈辱的。他写道：“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我不能等待敌人进来，把我的那一点珍宝劫夺了去。我必须赶紧出去。”1937年底，老舍抛妻别子，只身一人挤上了南下的火车，前往武汉。在战火烽烟中，他开始创作不朽的抗战之作《四世同堂》。

　　抛头露面，团结艺术家为抗战出力

　　老舍南下投身抗战，得到了著名将领冯玉祥的称赞。他专为老舍题写了一首“丘八诗”：“老舍先生到武汉，提只提箱赴国难；妻子儿女全不顾，蹈汤赴火为抗战！老舍先生不顾家，提个小箱撵中华；满腔热血有如此，全民团结笔生花！”

　　战前的老舍，生活中只有读书、写作、教书。然而，日本人的铁蹄踏来，闭守书斋的老舍坐不住了。他开始改变以往“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的性格，决心抛头露面，为抗战出点力。

　　1938年，老舍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对内主持日常会务，对外代表“文协”。同年7月，他随“文协”西迁重庆。

　　抗战八年，老舍一直担任这一职务。这个职务全属义务性质，经济上没半点收入，就连日常与各地分会以及作家们通信，都是由老舍自费购买信封和邮票的。“文协”经费紧张，老舍只得一再节省开支，甚至 “文协”聚会时的茶水费用，也得由作家自掏腰包。但是，“文协”团结了全国的抗战文人，做了大量抗战文艺宣传工作，使这一时期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文艺界团结得最好的时期之一。

　　1939年6月，老舍以“文协”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北上慰问抗战军民。此次行程两万余里，经过川鄂豫陕等十余个省市、5个战区。“文协”没钱，老舍自酬行装，其征衣竟是一件灰不灰、蓝不蓝的中山装，被友人笑为“斯文扫地的衣裳”。这一路险象环生，老舍自谓命大，竟然三次死里逃生！

　　胡风曾这样评价老舍：“舍予是尽了他的责任的，要他卖力的时候他卖力，要他挺身而出的时候他挺身而出，要他委曲求全的时候他委曲求全……特别是为了公共的目的而委屈自己的那一种努力，就我目接过的若干事实说，只有暗暗叹服包在谦和的言行里面的他底舍己的胸怀。”

　　文风一变，从京味小说到抗战剧本

　　从上世纪20年代起，老舍就开始发表小说，从《老张的哲学》、《二马》、《离婚》到《骆驼祥子》，这些表现老北京平民生活的京味小说，得到了广泛认可。然而，抗战八年，老舍放弃了之前的写作风格，转而投身抗战通俗文艺。他的笔下没有了一贯的幽默，记载的全是血，全是他以“身临其境”为代价获得的铁一般的“证据”。 

　　1938年在武汉，他写道：“7月19日，我躲在院外，弹落之处，最近的也距我十丈。可是落弹时那种吱忽吱忽的呼啸，是我平生所听见过的声音中最难听的。没有听见过鬼叫，这大概就很相似了，它不能不是鬼音，因为呼召着人魂，那天死伤过千！”

　　在重庆，老舍创作了大量抗战话剧、大鼓词、歌词、快板书、通俗小说。《残雾》、《张自忠》、《国家至上》等10余个剧本，颂扬民族正气，讴歌民族英雄，发挥了积极的宣传作用。

　　为了鼓舞士气，老舍还写抗战相声，并亲自登台表演。在武汉，他把脸涂白，把头发梳成“朝天锥”，把衣领塞起来，与著名滑稽大鼓演员山药蛋上台演双簧；在重庆，他和相声演员小地梨说相声。他还向没有上台经验的作家，面授经验：“说相声的诀窍是，不管台下怎么笑，台上的绝对不能笑，台下越乐得欢，台上的脸越要绷得紧！”

　　据说，有一次老舍和梁实秋一起演相声。老舍按照老相声的章法，用扇子骨打捧哏的梁实秋的前额，梁实秋躲闪不及，赶紧伸手接住被打落的眼镜，在空中拖住不动，做亮相状。观众以为是“绝活”，还大喊：“再来一个！”

　　老舍曾说：“旧瓶装新酒给予我一种强烈的诱惑，以为这是宣传抗战的最锋利的武器。”他曾用雄浑的笔体，写下“以全力打击敌人”的书法作品，以表明他的心志。

　　笔耕不辍，创作《四世同堂》

　　从1941年起，老舍就萌生了创作一部抗战题材小说的念头。当时，他的故乡北平已经沦陷4年，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文学界表现出普遍高昂的爱国情绪。但是，老舍还没找到合适的题材。

　　1943年，老舍的夫人带着3个孩子，颠沛流离，从北平辗转来到重庆。夫人在沦陷区的经历，让老舍获得了故事灵感。1944年，老舍开始创作这部抗战小说，这就是煌煌百万字的不朽之作《四世同堂》。

　　与老舍之前的作品一样，《四世同堂》仍旧是写北平的平民，通过小人物来看战争，透过战争表现民族的兴衰变迁，反思人性。小说中涉及的家庭有七八个，人物有几十个，面对战争，每个人的表现都不同，有投敌谄媚的，有出走抗敌的，有无声抵抗的，有无奈懦弱的……小人物的血泪抗争，折射出战争对人类文明和生活的摧残。 

　　小说结尾，主人公瑞宣在彷徨和苦闷中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消息。而此时，他的女儿却由于连年的饥饿和营养不良，死在他怀中……小说的悲剧性意义由此得到凸显。

　　《四世同堂》写了4年，条件艰苦。当时没有好的纸张，只有不能写钢笔字的土纸，老舍就用毛笔写。那时，他的身体非常虚弱，几乎是拖着病体笔耕不辍。日寇的飞机来轰炸，大家躲进防空洞时，老舍什么都不拿，只抱紧那个包着《四世同堂》书稿的小布包。 

　　老舍说：“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因为它是我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书。”

　　作为唯一正面描写抗战时期普通民众生活的小说，《四世同堂》是抗战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丰碑。

　　讲好马本斋与回民支队的故事：影视剧为纪念抗战添彩

　　一直以来，抗战题材都是中国影视剧创作最重要的题材之一。1931年，几乎就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同时，抗战题材的电影作品就开始涌现。几十年来，《地道战》、《鸡毛信》、《铁道游击队》等影视作品成为一代代中国人难忘的记忆。随着影视剧创作日益繁荣，过去较少涉及的少数民族抗日题材，也开始进入创作者的视野，为观众认识和了解历史提供了更加全面的角度。比如，回族英雄马本斋与回民支队抗日的爱国壮举，就通过影视剧得到了生动的呈现。

　　抗战初期的冀中平原上，日寇所到之处，村村坟莹，遍野哭声。回族英雄马本斋高举抗日义旗，从东北返乡成立回民抗日义勇队，抗击日寇侵略。在与装备精良的日军进行阵地战时，回民抗日义勇队虽然作战勇猛，但是由于战术失当，损失惨重。危急时刻，八路军伸出了援助之手。马本斋看到了抗日的希望与方向，率部参加了八路军，并将队伍改编为回民支队，给予敌人沉重打击。日寇首领山本恼羞成怒，在汉奸帮助下，抓走马本斋的母亲白文冠以胁迫马本斋投降。白文冠英勇不屈，绝食殉国……经过党的教育和斗争磨练，回民支队这支自发的武装组织，成长为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人民武装队伍，马本斋也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八路军指挥员并光荣入党。

　　1959年，根据真人真事创作拍摄的影片《回民支队》上映。这部影片紧紧抓住回民支队如何成长这一主题，成功地将回族英雄马本斋及回民支队的光辉形象再现于银幕。该片是“老八路”李俊执导的第一部故事片，也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影片，并在1994年获首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腾龙奖”纪念奖。

　　近年来，随着对回民支队历史研究的深入，影视剧创作者也把目光投向了这段震撼人心的历史，摄制了多部作品。比如，电视连续剧《回民支队》(1993年)、《民族英雄马本斋》(2004年)，电影《血战千顷洼》(2012年)、《马本斋和他的母亲》(2014年)，纪录片《传奇英雄马本斋》(2009年)、《马本斋与回民支队》(2014年)等。

　　与摄制于上世纪50年代的电影《回民支队》相比，这些作品所包含的历史信息更为丰富，艺术表现手法也更为现代。比如，电影《血战千顷洼》撷取的是马本斋率领回民支队在河北省阜城县千顷洼突围这一历史故事。发生在1942年的这场突围战，回民支队牺牲88人，歼敌数百人。为了安葬英雄忠骨，突出重围的马本斋连夜重返千顷洼，用回族礼节埋葬了牺牲的官兵们。千顷洼突围战，是中共作战史上极为突出的成功范例之一，而马本斋过人的指挥才能与忠义精神，青史永垂。

　　再如，为了纪念党和国家领导人为马本斋题词70周年、激发各族人民爱国热情而摄制的电影《马本斋和他的母亲》，突出讲述了马本斋与母亲白文冠的事迹。1944年，马本斋病逝，党中央在延安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毛泽东写下了“马本斋同志不死”的题词，周恩来的题词为“民族英雄，吾党战士”，朱德在挽联上写道“壮志难移，汉回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

　　“如果说《回民支队》是以刚烈、勇敢为基调，那么《马本斋和他的母亲》的基调则是悲壮。《回民支队》展现过的内容，《马本斋和他的母亲》不会重复，更加曲折动人的故事在此得到了具体体现。”马本斋之子马国超说。

　　叶浅予、戴爱莲：用艺术形式传播少数民族文化

　　抗战时期，前往西南地区的文化名人中，有两个人不得不提，他们就是叶浅予、戴爱莲夫妇。叶浅予是20世纪中国画坛的标杆式人物，对中国画坛影响深远广泛。戴爱莲是中国当代舞蹈艺术的奠基者之一，被誉为“中国舞蹈之母”。在西南地区，他们深入民族地区采风创作，以绘画与舞蹈形式，掀起了一场少数民族文化普及运动。

　　赴边疆，采风学习

　　1916年，戴爱莲出生于中美洲特立尼达岛的华侨之家。抗战爆发后，戴爱莲踏上了回国之路。她先前往香港，参加了由宋庆龄组织的抗日募捐义演，此后又到桂林、重庆等地，用肢体语言表达正义的心声。《警醒》、《进行曲》、《哭泣的垂柳》……这些具有革命精神的舞蹈作品，在广大民众的心中产生了极大的共鸣。

　　1940年，新婚燕尔的叶浅予、戴爱莲夫妇来到重庆。应教育家陶行知之聘，戴爱莲创办了育才学校舞蹈组。在此期间，周恩来、邓颖超经常关心和帮助她，鼓励她向民间学习，努力发展中国的民族舞蹈事业。戴爱莲和叶浅予克服种种困难，开始进瑶山、入西康、赴新疆，向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同胞学习，悉心研究他们的舞蹈。

　　在广袤的边疆，戴爱莲搜集了大量少数民族舞蹈素材，并从中汲取创作灵感。她以瑶族同胞节庆时的击鼓歌舞为素材，创作了《瑶人之鼓》；根据桂剧“哑背疯”，改编了舞蹈《老背少》；用拉班舞谱记录了8个藏族舞蹈(现分别存于美国纽约舞谱中心图书馆和伦敦舞蹈中心图书馆)。她还创作了欢快的藏族舞蹈《春游》和《甘孜古舞》、抒情的彝族舞蹈《倮倮情歌》、优美的苗族舞蹈《苗家月》、充满活力的维吾尔族舞蹈《青春舞曲》和《马车夫之歌》等。戴爱莲不断地从边疆舞中汲取营养，她的舞蹈事业也因此迎来了新的高峰。

　　边疆生活对成长于江南水乡的叶浅予，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美术创作在这一时期从漫画转向中国画人物创作。在西南地区，叶浅予将目光转向各民族的舞蹈人物和传统服饰。边疆少数民族的舞蹈深深地吸引着叶浅予，他觉得“那支惯于夸张的刻薄之笔，对着真正美妙的形象，只能瞠目，而不知所措”，因此必须从漫画手法中解脱出来，另找塑造人物形象的新手法。此时，张大千等人对敦煌壁画的临摹使得叶浅予找到了方向，他开始尝试用国画笔墨手法和速写相结合来表现生活中美的形象。

　　上世纪40年代，叶浅予创作了大量以少数民族舞蹈人物形象为素材的作品。其中，他创作的《新疆舞曲》以戴爱莲为模特，人物面目含笑，腰肢的灵活摆动在叶浅予洗练的线条下表现得淋漓尽致。

　　开新风，影响深远

　　抗战胜利的第二年，戴爱莲和育才学校师生一起，在重庆推出了一台由她创作并主演的盛大的边疆音乐舞蹈大会。在《瑶人之鼓》中，戴爱莲身穿瑶族短裙、长筒棉袜、窄袖黑色上衣，头上扎着瑶族妇女包头，挥棰击鼓。其动作始而镇静，节奏轻快；继而鼓声逐渐加快，身体也越来越迅速地扭动，并且时而加入几个旋转。在鼓声与舞动之中，人们仿佛看到了瑶族人对于神灵的祭祀和这个民族纯朴的性格。

　　这次演出表演的作品让观众目不暇接，很多人惊叹：“天下竟有这么多美妙的舞蹈！”《新华日报》撰文说：“边疆音乐舞蹈大会公演使整个山城像开了锅似的沸腾起来。当这些鲜艳夺目、各具风采、充满活力的民族的艺术呈现在舞台上时，人们为初次看到自己民族的艺术宝藏而惊讶。”

　　戴爱莲的边疆舞，一时成为重庆的热门话题，媒体盛赞她为“人民艺术家”。不久，她又在上海逸园连演4场，场场爆满，边疆舞在上海大中学校的学生中流传开来。之后，她在赴美国访问期间表演了边疆舞，获得众多好评。

　　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进入北平，戴爱莲在欢迎大会上表演了她拿手的《青春舞曲》，不仅受到领导人的赞美，而且在北平刮起了一阵学演边疆歌舞的风潮。可以说，戴爱莲的边疆舞，不仅使中国各民族的民间舞蹈登上了现代舞台，留下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品，而且掀起了民间舞蹈的普及运动，成为中国现代舞蹈史上的一段佳话。

　　民族地区的生活体验，使叶浅予在创作过程中，传神地表达出了少数民族人物的形象和神态。他说：“1942年我在抗日大后方贵州访问苗乡时，领悟到中国人物画表现现实人物的必要性，开始运用中国画工具和方法画苗乡的生活。以此为开端，进而画舞蹈人物和戏剧人物，充分运用‘目识、心记、意测’这条原理，因而能得心应手，描写其它事物。”从上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各民族舞蹈、戏剧表演，在叶浅予笔下得到丰富多彩的表现，其中包括《贵州马帮图》、《苗家姑娘》、《凉山舞步》等经典之作。

　　1953年初，作为新年献礼，叶浅予以饱满的热情创作了工笔重彩中国画《中华民族大团结》。这幅画作一问世，立即被印制成年画，人们竞相购买。这幅画所表达的主题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当时中国画的创作方向，“民族大团结”的理念也由此更加深入人心。叶浅予以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舞蹈人物速写，开创了中国绘画的一代新风，影响了几代画人。

　　(本版文章除署名外，由本报记者肖静芳、牛锐整理。)

　　抗战文学作品概览

　　《万宝山》(李辉英)以1931年吉林发生的“万宝山事件”为背景，展现了东北人民早期反日斗争生活。

　　《没有祖国的孩子》(舒群，满族)讲述了东北沦陷区三个不同国籍的孩子特别是朝鲜小孩果里奋起抗日的故事。 

　　《科尔沁旗草原》(端木蕻良，蒙古族)具有家族史诗性的长篇小说，展示出一个最早定居于东北的地主家庭，直至日本人入侵前夕的爱国主义的觉醒。

　　《新英雄儿女传》(孔厥、袁静)表现了白洋淀地区抗战八年敌我之间的力量消长和新英雄的成长。

　　《中国的西北角》(范长江)这是对战争风云下川陕甘青等西北民族地区民生的实地采访和记录，首次介绍了红军。

　　《寒夜》(巴金)暴露了抗战后期国统区的黑暗现实和平民的悲苦生活。

　　《南行记》(艾芜)通过描写在中国西南和东南亚的各种经历，表现战乱流离、人民苦难和边疆落后、社会弊端。

　　《吕梁山英雄传奇》(马烽、西戎)以吕梁山下的康家寨为背景，描述了边区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过程。

　　《霜叶红似二月花》(茅盾)以人世百态来表现时代的洪流大潮，是对文学抗战题材的进一步拓展。

　　《长城万里图》(周而复)是国内第一部大规模、全方位地反映中国抗日战争全过程的长篇历史小说。

　　《战争和人》(王火)从1936年西安事变一直写到全面内战即将爆发，国统区、沦陷区广阔的社会生活都纳入作品中。

　　《新战争与和平》(李尔重)以编年史的方式写作，依次描写抗战中的重大事件，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抗日战争作了分析。

　　《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宗璞)讲述了抗战期间高校南迁，中国知识分子保持高尚气节、保存民族文化的事迹。

　　《吾血吾土》(范稳)作者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查阅史籍，深入滇西地区，采访抗战老兵，完成了这部反映西南联大时期知识分子投笔从戎、御敌救亡的英雄史诗。

　　《南渡北归》(岳南)描绘了抗战时期迁徒至西南的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多样的命运和学术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