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西化”多了，现在需要“化西”

——略谈中国民族志电影的前世今生

　　杨光海拍摄的《鄂伦春族》等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批纪录片，是中国民族志电影的奠基之作。 资料图片

　　●不能再尘封我们曾经的成果和积累，中国纪录影片特别是民族志电影，应当创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用自己的“电影眼”以至“人类眼”学说，赢得应有的学术地位。半个世纪过去了，“言必称希腊”那一套该变变了。过去我们“西化”太多，现在需要“化西”了！

　　中国因为缺少一部像样的《电影观念史》，缺少范式性电影观念在中国的理论建树，以及纪实性电影观念的学术探讨，因此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对民族志电影的创立作过卓越贡献的人和作品，就没能在中国乃至世界纪录片史上获得应有的地位。今年北京民族电影展举办了《民族题材纪录片展》，主办方安排我为《鄂伦春族》等民族志影片的拍摄者杨光海颁发“终身成就奖”，那一刻，我有了这番感想。

　　随手拿一本中国学者写的影视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的书，里面都会把西方纪录片的来龙去脉写得头头是道。其实所谓影视人类学的创立，中国与西方几乎是在同一个时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的作品跨到七十年代)，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的拍摄，不论是拍摄规模还是作品价值，都堪称世界人类学民族志电影创作史上的大手笔，是中国民族志电影的奠基之作。但由于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长期游离于国际学术界之外，这批民族志电影的重要文本被尘封了太长时间，没能形成自己的理论。直到改革开放后，杨光海带着《鄂伦春族》到德国参展，外国人类学专家才惊叹：世界上还有如此经典的民族志电影。

　　这批民族志电影，是由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托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共同拍摄的。这批纪录片，据统计有16部，除放映观摩过的《鄂伦春族》、《苦聪人》和《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外，还有《黎族》——记录了海南岛五指山地区黎族保留的原始社会残留的“合亩制”及解放前后的生活；《佤族》——记录了云南西盟山佤族解放前由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情况；《凉山彝族》——记录了大凉山彝族地区民主改革和从前的奴隶制社会面貌，以上3部拍摄于1957年。《额尔古纳河畔的鄂温克人》——记录了鄂温克使鹿部落的游猎方式、婚姻习俗及原始宗教信仰等；《独龙族》——记录了云南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西部独龙江畔的独龙族，其在原始社会末期家族公社的生活状况；《西藏农奴制》——记录了我国西藏地方农奴制的面貌和实质，也展现了百万农奴当家做主的历史巨变。除此之外，还有《新疆维吾尔族地区夏合勒克乡的农奴制》、《景颇族》、《西双版纳傣族农奴社会》、《大瑶山瑶族》、《赫哲族的渔猎生活》等，这些作品拍摄于上世纪60年代初。

　　此外，还有自1965年拍摄至1976年才完成的《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记录了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公社摩梭人群体的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特征及“阿注婚姻”的习俗。拍摄于1978年的彩色纪录片《僜人》，记录了生活在西藏东南部察隅一带的僜人，在财产上的氏族公有制残余和个体家庭私有制的确立，以及僜人定居的生活。

　　这批影片的拍摄，在实际上奠定了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学科基础。其中的经典影片如《鄂伦春族》，即使以今天“真实与美学”的当代性标准来评判，仍不失为范本。拍摄者杨光海于半个世纪后获大奖，当之无愧。而其后继者孙增田、刘湘晨等都已负盛名。在青年民族志电影拍摄者中，顾桃以其作品《雨果的假期》屡屡获奖，显示出我国民族志电影的后继有人与发展前景。这令人在感叹之余多少也有了一些欣慰。

　　在西方电影观念史上，纪实性电影观念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电影眼睛派”至今还影响着电影人新的探索。如在中国新生代电影导演中，贾樟柯即以纪实风格著称，他以“诗意纪录片”的叙事方式、镜头语言和独特的人文关怀，记录着时代变迁以及普通人艰难的精神历程，受到电影界和观众的赞誉。

　　不能再尘封我们曾经的成果和积累，中国纪录影片特别是民族志电影，应当创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用自己的“电影眼”以至“人类眼”学说，赢得应有的学术地位。半个世纪过去了，“言必称希腊”那一套该变变了。过去我们“西化”太多，现在需要“化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