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背上的法庭》看电影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所谓“民族的”是什么？是要有地方民族印记的，而不是皮毛的、表征的；是要有民族文化精华的，而不是“原生态”的、不经过美学加工的；是要有“文化引领的”，又是好看的、大众的；还必须包含世界性的认同，不能不触及全人类共同的课题。如此，“民族的即世界的”就说得通了。

　　在快餐式电影大行其道的时代，受到时间钟爱的电影与速朽的作品相比更显其价值。比如，拍摄于10年前的《马背上的法庭》，今天仍有学者在关注它。法国学者方文莎(vanessa Frangviile)即是其中一位。

　　方文莎是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的老师，她是电影学博士，兼修汉学，将中国少数民族电影作为研究课题。她认为，中国少数民族电影个性强，很适合作为分析样本。

　　有一回，方文莎来北京，约我面谈。她会说中文，娇小干练，全然不同于我印象中的欧洲人。我向她介绍了当下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情况，她则特别提到一部老片子《马背上的法庭》。于是，我向她介绍导演刘杰如何关注和开掘现实题材，还说到他的力作《碧罗雪山》和新作《青春派》；说到主演李保田如何“宝刀不老”，说到片中的纳西族、彝族、摩梭人……但这些都不是她的关注点，她想让我讲述的是那个“长在马腿上的法庭”。

　　《马背上的法庭》这部中国电影，使她看到了她头脑中太过强化了的、被歪曲了的“专制国家”的另一面。我并未感到意外，毕竟西方人与东方人看待同一部影片会有很不同的眼光。现在，中国观众喜欢的中国影片，西方人认为是模仿好莱坞的；而中国观众不爱看、看不懂的中国影片，西方人却认为是“很中国”、“很电影”的，他们尤其喜欢少数民族电影特有的人类学价值和社会学意义。

　　是的，《马背上的法庭》“很中国”。过去的中国，并不是没有法治，而是有着“另类法治”；不是没有法典，它既写在纸上，也存活在民间。《马背上的法庭》所反映的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上就存在着少数民族习惯法，直到今天，也还有着不同于现代城市的法治生态。

　　电影中，法官老冯和一匹驮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老马，缓缓走在山路上。这里的法庭，是白云深处的巡回法庭、假日法庭；这里没有什么惊天大案，更多的是些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小案，法官就在田间地头，穿梭于村村寨寨；这里的法庭也没有太多条条框框，少有坐堂问案的定规，连电话通知的便条也没有，但他们努力地调解、审判、执行、宣传。

　　在这里，办案不是简单的“就法论法”，而是承认感情的存在。法官要深谙社情民意，既会讲“法言法语”，也会讲当地的土语土话；既要从法律专业角度看问题，还得站在平民百姓的角度去判断；既要看到眼前的当事人，还要了解当事人背后无数民众的想法；既要看到人证、物据，还要懂得法律背后的民生疾苦、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

　　在方文莎看来，《马背上的法庭》对于深入了解中国社会和法治生态有很高的价值。西方没有电影中老冯这样的法官，他完全打破了司法的神秘、严肃和冷漠，给人一种温暖的力量。

　　我还进一步地认为：就中国边疆民族地区而言，习惯法是最有生命力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民族意识。电影《马背上的法庭》中那位慈父般的法官，那些有趣的诉讼，那些神圣的“活的法律”，都已经生动地告诉我们，一种手握良法的权力，是如何在边疆民族地区实现善治的。

　　《马背上的法庭》也“很电影”，具有新现实主义的人文关照。影片讲述的是多民族人群在一起的生活，表现的是特定的地方色彩。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很多人说是鲁迅讲的，它曾在很长的时间里对民族题材电影创作产生过误导。其实，鲁迅是这样说的：“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

　　说到这里，确需厘清某些观点。如，所谓“民族的”是什么？是要有地方民族印记的，而不是皮毛的、表征的；是要有民族文化精华的，而不是“原生态”的、不经过美学加工的；是要有“文化引领的”，又是好看的、大众的；还必须包含世界性的认同，不能不触及全人类共同的课题。如此，“民族的即世界的”就说得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