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遗址成功“申遗”，兴奋过后请冷静

　　7月4日，在德国波恩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9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我国土司遗址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此次土司遗址“申遗”成功，标志着我国湖南、贵州两省实现了世界文化遗产“零”的突破。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到48项，继续稳居世界第二位。

　　“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都是从总结自己的遗产开始的。”著名建筑学家、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曾经这样道出历史文化遗产对于当下和未来的意义。但凡看过作家阿来的名著《尘埃落定》的人，都会对书中土司王国的神秘、土司制度的流变倍觉好奇甚至感慨。由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和贵州海龙屯遗址三部分构成的土司遗址成功“申遗”，不仅使生活在我国西南山区的土家族、苗族和仡佬族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世界文化遗产，让土司文化及其研究受到更多关注，也使中国政府在文化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努力，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肯定。基于这样的重要意义，社会各界如何欣喜和兴奋都不为过。

　　然而，在兴奋之余，一些类似“土司遗址成功‘申遗’，又有几条黄金旅游线路崛起”的报道，却让人不免担心：“申遗”成功之后，土司遗址的开发和保护之路到底该怎么走？

　　当曾经鲜为人知的平遥、丽江等古城因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声名鹊起，并很快创造出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后，“申遗”一度成为地方政府发展旅游经济的驱动力。而“申遗”成功后，不遗余力地进行旅游开发往往成为常态。土司遗址估计也不能避免这一情形。据悉，目前，贵州遵义市已成立了针对土司遗址保护的海龙屯管理局，此外，一家文化传播公司也注册挂牌，将开展开发工作。

　　但需要提醒的是，过度开发会让有的遗址失去“文化范儿”，比如丽江古城、故宫等世界遗产，就曾被世界遗产大会亮“黄牌”，而秦兵马俑及秦始皇陵，更是一度面临摘牌之虞。一个更严重的案例是，德国著名旅游城市德累斯顿2004年成功“申遗”，但此后当地政府疏于保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警告后仍然置若罔闻，最终被除名。

　　事实上，遗址的后续保护工作丝毫不比“申遗”轻松。对于土司遗址来说，保护的工作似乎更为艰难。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表示：“土司遗址是发掘出来的土遗址，非常脆弱，不易保护。今后有关部门还需加强监测与管理，将保护作为旅游开发的前提，必要时对游客采取限制措施。”

　　另一个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是：“申遗”成功，就一定能实现预期的经济效益回报吗？童明康曾申明：“国家文物局一再向计划‘申遗’的地方政府强调，通过‘申遗’立刻吸引大批游客并不现实，‘申遗’理念一定要正确。”近年来，我国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大多是之前并不知名的景区，并非像故宫那样早已名声在外。要将这些遗产开发完善，需要庞大的投入。然而，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并非简单的对等关系，“申遗”成功了，知名度提高了，也不等于就能换回白花花的银子。比如，成功“申遗”的中国大运河就很难进行旅游开发。             

　　对于“捆绑申遗”的土司遗址来说，实际上各个遗址情况并不同，开发的条件也不同。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考古队领队李飞曾表示：“贵州的海龙屯遗址不可能过度商业利用，甚至不可能修建包括道路在内的太多附属设施。”所以，在土司遗址“申遗”成功后，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想大搞旅游开发的地方政府和企业，还得仔细考虑旅游开发的可行性问题。

　　当我们为土司遗址“申遗”成功欢呼过后，请冷静下来，用敬畏的眼光去对待祖先留下的财富。在文化遗产利用过程中，以保护为前提，不过度开发、竭泽而渔，不被“大干快上”的开发冲动冲昏头脑，充分考虑文化遗产的脆弱性，研究合理的开发计划，才能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