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皇家刻帖

敬胜斋法帖

三希堂法帖

续三希堂法帖

　　满族入主中原以后，很快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清代皇族，入关后在诗文、书法方面表现出极高的热情，这一方面是满族提高自身修养的需要，同时也是笼络汉族人士的手段。

　　在书法方面，清朝各代皇帝都十分重视，尤其是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下的功夫最深，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为了向天下展示自己的才能并扩大流传，清代宫廷采用刻帖方式，将皇帝的书法和宫中所藏历代法书汇刻成法帖，拓印传播。为此，在内务府下设立了专门机构御书处，招募工匠，负责钩摹、镌刻、拓印法帖的所有事项。

　　清代宫廷所刻法帖，最初主要是为皇帝服务，刻的都是御笔书迹。如康熙年间，清宫将康熙帝玄烨的书法汇集编刻成《渊鉴斋帖》十卷，雍正帝胤禛仿效其父，也刻有自己书写的《御书法帖》四卷。乾隆帝弘历酷爱书法，在收藏和刻帖方面都投注了大量精力，他即位之初就下旨将其父雍正皇帝胤禛的书法汇刻成《四宜堂法帖》六卷和《朗吟阁法帖》十六卷，后来又将自己所书分别刻成《怀旧诗帖》四卷和《敬胜斋法帖》四十卷。

　　与此同时，随着内府收藏的历代法书名迹不断增多，这些古代书法也被拿来编排镌刻成法帖。康熙年间，清宫曾奉旨将历代书迹刻成《懋勤殿法帖》二十四卷，大约主要是作为皇帝及皇子们学习书法的范本。到乾隆时期，清宫的历代法书名画收藏得了极大丰富，几个民间大收藏家的藏品通过不同方式都聚集到皇宫中。乾隆十二年(1747年)底，弘历下旨命大臣梁诗正、汪由敦等从《石渠宝笈》著录的魏晋以来历代名迹中挑选部分珍品摹勒上石，至乾隆十八年(1753年)刻成《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三十二卷，即著名的《三希堂法帖》，同时在今北海公园的塔西侧建筑“阅古楼”放置全部帖石。《三希堂法帖》共收入自魏晋至明代一百三十五位书家的三百四十件作品及二百多条题跋，规模之大，收罗之广，镌刻之精，均为前代所未有。此后，清宫的书法收藏又有所增加，在乾隆十九年(1754年)，弘历又命蒋溥、汪由敦等精选《三希堂法帖》未收入的三代书法作品三十八件，刻成《续三希堂法帖》四卷，又称《墨妙轩法帖》。除上述两帖外，乾隆在位期间，还曾命人将三种唐摹《兰亭序》、柳公权书《兰亭诗》、董其昌及弘历临写的《兰亭序》等书迹刻在中南海内一座石亭的八根石柱上，称为《兰亭八柱帖》。另外，乾隆时还曾重刻过一次《淳化阁帖》。

　　除了皇帝御笔和内府收藏的古代名迹外，一些擅长书法的大臣也获得由皇帝下旨将其书法刻成法帖的殊荣。康熙时，玄烨曾命人将沈荃的书法刻成《落纸云烟帖》四卷，雍正时，胤禛下旨为陈奕禧刻《梦墨楼帖》十卷。沈荃和陈奕禧都是清初承袭董其昌书风的著名书家，深得喜爱董书的玄烨赏识。乾隆时，皇十一子成亲王永瑆和大学士刘墉都以善书著称，永瑆的《诒晋斋书》五卷和刘墉的《清爱堂石刻》四卷，都是嘉庆年间“奉旨摹勒”的。

　　在照相印刷技术问世以前，书法作品的传播主要靠刻拓法帖的方式，历代书法名迹都深藏在皇家或私人藏家手中，世人难得见到，有了法帖的传播，这些珍贵的名迹才得以和大众见面。而宫廷所刻法帖，由于是奉皇帝之命所为，在技术和材料上都十分精到细致，因而对书法艺术的普及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有些古代书迹后来遭受毁坏甚至佚失，而保留其面貌的刻帖就更具有珍贵的文物和文献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