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私家刻帖

真赏斋帖

拟山园帖 　

戏鸿堂法书

快雪堂法书

　　宋代兴起的汇刻丛帖风气，在元朝陷入低谷，流传至今的元朝刻帖如凤毛麟角，完整的只有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乐善堂帖》，所刻都是赵孟頫的书迹。

　　到了明清时期，刻帖之风又勃然复兴，不论是数量上还是种类上都远远超过前代，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文人士大夫私家所刻。这些刻帖的产生及传播，首先是为了满足人们学习书法的需要，其次是收藏家们宣传自己藏品的手段；此外，刻成后帖石往往被保存放置在园林中，成为园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做法在江南一带尤其普遍。

　　明清私家刻帖从内容和体例上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重刻、翻刻前代的著名法帖，第二类是以某收藏家的藏品为基础汇编成丛帖，第三类是专门搜集某位著名书家的作品汇刻成帖。

　　自从北宋内府汇刻的《淳化阁帖》和《大观帖》流传以后，许多经典名作得以广为人知，影响极大。但北宋灭亡后，帖石毁佚，到明代，拓本留存已十分稀少。于是，人们便根据宋代的旧拓重新上石翻刻。如翻刻阁帖著名的有万历年间肃王府翻刻本、顾从义翻刻的玉泓馆本、潘允亮翻刻的五石山房本等。前人说明人习书无不从阁帖入手，由此可见这些翻刻本的普及之广，如今在社会上还有流传的阁帖，基本上都是这类翻刻本。除阁帖外，《大观帖》《绛帖》《汝帖》等宋代各帖在明清也都有翻刻本。

　　除了满足一般人学习书法的需要外，一些碑帖商人为了谋利，迎合收藏者的心理，还有意在翻刻时刻意作假，通过种种手段伪造成宋拓本，有些欺骗技巧十分高超，真假难辨，致使许多收藏者对碑帖拓本望而却步，称之为“黑老虎”。

　　明清时期民间收藏风气很盛，产生出众多的收藏大家。他们的藏品除了编写著录研究外，还常常将书法收藏汇刻成丛帖加以传播。如明代著名收藏家华夏编刻的《真赏斋帖》三卷、王肯堂编刻的《郁冈斋墨妙》十卷、吴廷编刻的《余清斋帖》二十四卷以及清代冯铨编刻的《快雪堂法书》五卷、梁清标编刻的《秋碧堂法书》八卷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人的藏品多为晋唐书家的名迹，而钩摹、镌刻也都是聘请当时的名手，所以这几种帖从内容到质量都属上乘，在当时即享有很高声誉，后来的碑帖研究者和藏家也十分推重。

　　此外，许多著名的书法家也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搜罗历代书迹汇编成法帖，一方面作为课徒教材，同时也在社会上出售。如明代的文徵明刻有《停云馆帖》十二卷，董其昌刻有《戏鸿堂法书》十六卷，邢侗刻有《来禽馆法帖》三卷，清代的成亲王永瑆刻有《诒晋斋法帖》四卷，铁保刻有《人帖》四卷，由于这些书法家在当时名声响亮，所以由他们选编的法帖也具有很大的影响，流传甚广。

　　明清时期书法艺术极度普及，许多历史上或当时的书法家都拥有一批欣赏和追捧者，于是，专门汇集某一位书家的墨迹刻成法帖的做法逐渐普遍。如董其昌的书风在明末清初风靡书坛，于是出现了多种专收董书的法帖，其中如《玉烟堂帖》《书种堂帖》《来仲楼法书》等都颇有影响。清代成亲王永瑆以皇子身份而又擅长书法，位重名高，收录其书迹刻成的法帖也有多部。其他如王铎、傅山、张照、刘墉、邓石如等当时的书法名家，也都有专门的法帖行世。这些法帖有的是自家所刻，有的则是追捧者所为，在清代刻帖中占了很大数量。

　　伴随着刻帖风气的普及，也产生了一个专门从事钩摹、镌刻、捶拓、装裱法帖的行业，其中的高手如明代的章简甫，清初的刘雨若、张翱，清中期的钱泳、袁治、冯瑜等都具有很高的技艺和声誉，许多著名的法帖都出自这些人之手。可以说，明清时期的刻帖已经不仅仅是文人士大夫的雅玩，进而成为一项文化艺术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