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名碑（下）

三坟记 李阳冰 作

集王书圣教序 释怀仁 作

石台孝经 李隆基 作

温泉铭 李世民 作

　　隋唐时期是中国书法发展的一个繁荣高峰，除了大量的楷书碑刻外，还产生了一批行草书、隶书和篆书名碑，拓展了碑刻的涵盖范围。

　　古人碑刻的初衷本是铭功记事，昭示后人，所以书写碑文都是采用篆、隶、楷等标准正体文字，以求清楚易识。而作为手写体的行草书，只是用于信札、文稿、记录等日常应用。唐太宗李世民以帝王之尊，改变旧制，命人将自己用行草书书写的碑文镌刻上石，由此开启了以行草书刻碑的新风气。

　　李世民酷爱书法，尤其推崇王羲之，曾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写论赞，将其尊为“书圣”。李世民的书法专学“二王”，擅长行草，他所书写的碑刻流传至今还能见到两件。一件是原石保存在太原晋祠中的《晋祠铭》，碑文记述了晋祠之神唐叔虞保佑李渊夺取天下之恩；另一件是《温泉铭》，原碑早已毁佚，清代光绪年间敦煌藏经洞中发现此铭拓本一件，是初唐时期所拓，现藏法国巴黎图书馆。从这两件碑刻上可以看出，李世民的书法雍容典雅，流畅遒劲，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

　　由于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极度推崇，带动朝野兴起一股学王的风气，并产生了从王羲之的书迹中集字来刻碑的方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释怀仁的《集王书圣教序》。怀仁是初唐时长安弘福寺僧，他花了二十多年时间，用王羲之的墨迹摹写、拼配，集成唐太宗为玄奘法师翻译佛经所作的《三藏圣教序》、太子李治所作的《记》、玄奘所译《心经》等篇章并镌刻成碑，原碑现存西安碑林。因为此碑字迹都是出自于王书真迹，再加上文字众多，所以受到广泛的重视和传拓。时至今日，此碑的宋拓本尚有多种流传，一直是学习王羲之书法的良好范本。

　　在唐代，采取这样集王字而刻成的碑刻还有多种，除怀仁的《集王书圣教序》外，释大雅的《集王书兴福寺碑》、唐玄序的《集王书金刚经》也都享有盛誉并有拓本存世。

　　自从李世民开启了以行草书写碑刻的风气之后，这种做法逐渐普遍。如唐高宗李治用行书写的《万年宫碑》《李勣碑》、武则天用草书写的《昇仙太子碑》等，而以行书写碑最著名的当属盛唐时期书家李邕。李邕以擅长行书名重一时，他的书法根基于王羲之而更加豪放沉稳，自成面目。他书写的碑版甚多，其中如《麓山寺碑》《李思训碑》《李秀碑》《法华寺碑》等都是书法史上的名碑。

　　盛唐时期，唐玄宗李隆基酷爱书法，擅长隶书，在他的影响下，盛中唐时期涌现出一批隶书高手，当时朝廷所立碑版，多以隶书书写，遂使汉代以后逐渐衰微的隶书呈现出中兴之势。李隆基的隶书碑刻主要有《纪太山铭》《厥特勤碑》《石台孝经》等，其中《纪太山铭》刻在泰山玉皇顶石壁上，高13米，宽5米，大字长篇，气势宏伟，是书法史上罕见的巨制。

　　当时其他隶书名家及所书写的名碑主要有：徐浩的《嵩阳观记》、梁昇卿的《御史台精舍碑》、史惟则的《大智禅师碑》、韩择木的《告华嶽文》等，这些碑刻共同构成了唐代隶书的整体风貌，对后世影响很大。

　　除隶书外，篆书在唐朝也得到复兴，代表人物则是李阳冰。李阳冰精通文字学，擅长写篆书，他承袭了秦代小篆的传统，使行将灭绝的篆书再度重生，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他的篆书刻碑主要有《三坟记》《棲先茔记》《般若台题名》等。

　　到了宋代以后，名家书写碑文的情况减少，随着楷书高度成熟并逐渐僵化，公私碑版多由馆阁书手抄写，面目雷同而缺少个性，书法艺术价值大大削弱。因此，除了少数由著名书家或具有显著文物文献价值者外，宋代以后的碑刻在书法界和收藏界的重视程度都无法与唐代和唐以前的碑刻相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