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题材美术诠释中国现实主义精神

七七的号角（油画） 唐一禾

太行铁壁（中国画） 王迎春、杨力舟

　　视觉艺术作品对于历史的再现，其实都是对历史的文学性或诗性的重建。有关抗战历史的美术创作已走过了七十余年的历程，几乎贯穿于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美术史。但这七十余年有关抗战历史主题的审美表达并不尽相同，在不同历史时期关注战争中“人的发现”时，都会因不同时代的思想特征而产生审美视点上的变化。这种审美视点的变化所揭示的不同时代的思想特征，构成了美术创作有关抗战历史主题“人性”文化的积淀。

　　有关抗战历史主题的美术创作先后经历了三个时期的审美转换。

　　第一个时期(1931—1949)：救亡图存，艺术社会学的审美转换。

　　抗战，让艺术回到了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上，艺术社会学再次把艺术创作“题材”的意义凸现出来。直面战争，用绘画直接呈现战争，这不仅表明画家社会意识的改变或觉醒，而且暗示了中国美术20世纪30年代以后审美理想和价值体系的转换。抗日战争所改变的中国历史命运，才在真正意义上确立了中国艺术的现实主义方向，从而形成中国美术现实主义的主流，影响20世纪中国美术40余年的发展道路。

　　抗战所改变的中国艺术发展方向，还在于对充满激昂悲壮情怀和崇高审美理想的表现上，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成为抗战题材抒发的最主要的审美精神。战争是残酷而悲壮的，它拒绝“柔美”，排斥“为抒情而抒情”、“为艺术而艺术”的绘画。在主张“艺术应服从于抗战”的画家看来，“抗战期间仍旧忸忸怩怩去画玲珑剔透的抒情画，就如同人家要你打一把杀人见血的钢刀，你却孜把功夫用在刻花镌字的讲究上。杀牛不能用缚鸡之力，刺虎不能用捉兔之势”。抗战唤起的民族自尊，使大多数艺术家意识到用艺术重塑民族精神的必要，而这种艺术又必须以刚健朴实、悲壮雄浑为最终的审美理想和价值取向。

　　由鲁迅倡导的新兴版画，本就不是学院美术，也非文人雅集的清供。她面向现实的审美姿态，决定了她在民族危亡之际能够走到大众前面，为救亡图存而呼唤和抗争。一块木板，几把刻刀，所需条件不多，却能印制出无数张富有激情和充满视觉张力的作品。利刀劲笔，直面人生和社会，正是抗战时期没有哪一个画种能够像版画这样活跃和兴盛的原因。走出个人狭小的天地，奔赴抗日前线，不仅是每位版画家个人生活道路的转折，而且是新兴版画艺术史的转折。版画家因走进底层社会，在与农民、工人和士兵的接触中转变了他们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追求。没有哪一幅美术作品能够像江丰的《“九一八”日军侵占沈阳》木刻那样，在日军占领东北的第一时间即以所见真相的图像揭露侵略者的野心；也没有哪一幅绘画作品能够像李桦的木刻《怒吼吧！中国》那样，在全面抗战来临之际以一位被缚凌辱却宁死不屈的中国人形象来唤起民众，发出中华民族奋勇抗争的声音。

　　在油画方面，唐一禾是表现抗战主题最为饱满的一位油画家。他的《七七号角》用写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手法，表现了一群奔赴抗战前线的青年学生的形象。在抗战时期最能体现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中国人物画，是蒋兆和创作的《流民图》。这幅在中国画史上出现的第一件表现悲壮惨烈情感的巨作，用写实主义的造型语言和人物的心理刻画，给历史留下了民族屈辱与抗争的记忆。

　　第二个时期(1949—1976)：现实主义，英雄与理想的颂歌。

　　当抗日战争成为历史以后，有关抗战历史主题的艺术创作，也进入艺术和艺术史的记忆。1949年10月，改写历史的新中国迎来了经济建设的和平年代，但刚刚结束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作为革命传统的鲜活内容，仍然通过各种艺术形式凝固在人们和平生活的情境中。

　　在美术方面，最先引起人们关注的抗战作品，是两种最具大众传播效应的连环画——一是《鸡毛信》，二是《铁道游击队》。刘继卣在《鸡毛信》中塑造的海娃，在日寇面前机智勇敢而又诙谐幽默，令人感到真实亲切；甚至就连海娃放牧的羊群也成为主要形象，被刻画得富于灵性，在患难之际是如此地与小主人配合默契，相依为命。这套曾获1955年中国保卫儿童委员会儿童作品评奖一等奖的作品，无论文字脚本还是绘画，都曾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艺术创作突破概念化、塑造典型人物等方面产生过积极的影响。1955年由丁斌曾、韩和平绘制的《铁道游击队》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这套连环画在长达千幅的画面中，既重视连贯性，又富于变化，而且人物形象的塑造和风土人情的描绘，都富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浓厚的生活气息，可谓一部工程浩大的优秀长篇。

　　如果说连环画在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和文学情节上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那么，独幅绘画在叙事上的限制，在某种意义上，也恰恰提供了艺术创造的无限空间。最早产生社会影响的抗战主题性油画作品，是罗工柳于1951年创作的《地道战》。作为描绘地道战这个在抗战中发挥重要战术作用的作品，画面无疑比较注重整体情节的表达。该作品有两个焦点，一个是画面中心的女民兵，一个是瞭望口。作为整个事件的焦点，握着枪通过瞭望口向外注视的民兵起到了动一发而涉全局的作用——通过他的眼睛，一方面把观众的视线和联想引向户外，另一方面则调动了画中所有人物的临战状态，增添了叙事情节的丰富性。

　　以《地道战》《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转移》《家》和《英雄小姐妹》为代表的作品，基本体现了以抗日战争为主题的现实主义的审美追求。他们注重对于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的形象塑造与刻画，注重视觉艺术中对于文学叙述性瞬间的选择与描绘，注重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精神的表达与发掘。即使像《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这样的题材，也是“雄壮华彩”的气概大于“悲惨哀伤”的成分，是豪迈激昂、雄浑壮丽，而不是悲戚哀恸、惨烈忧伤。因此，“崇高”是五六十年代抗战历史主题现实主义美术作品的主调。真诚的现实主义和质朴的英雄主义，是他们艺术创造无法被后人超越的精神气质。

　　第三个时期(1976—2005)：民族“伤痕”，当代人文视角与审美价值。

　　从“伤痕文学”开启的新时期美术，首先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主题性创作进行了深刻反思。当时提出革命历史画要“忠实于历史真实”的观念和强调造型艺术的独特规律“忌用说明性、解释性的细节来表现故事和情节”的思想，都影响了新时期以来关于抗战题材美术创作的趋势。一方面是高举“忠实于历史真实”的现实主义旗帜，揭露“伤痕”，批判现实；另一方面则是突破现实主义表现方法的局限性，尝试和探索包括现代主义在内的各种艺术表达方式。

　　客观地看，以抗日战争为历史主题的创作已不是新时期美术创作的主要内容，而且，在新时期开始崭露头角的青年画家，即使创作抗战主题也缺乏战争的经历和体验，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上世纪末的20余年间创作的有关抗日战争内容的美术作品，又形成了和战争年代、五六十年代不尽相同的创作风貌和审美追求：一是在审美精神上，由原来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转向了悲情现实主义和平民主义，像现实中的“伤痕”美术一样，画家们往往也通过抗日战争的素材寻找中华民族历史的“伤痕”。因此，这个时期以表现“大屠杀”为题材的作品非常广泛，而且作品大多通过酷烈的场景描绘，宣泄历史悲剧的纵深面。它和五六十年代在表现“悲壮”时的只“壮”不“悲”正好相反，是“悲”而不“壮”。就表现人物而言，也由原来的表现“英雄”、塑造“典型”而转变为对战争中普通人的描写，甚至日军俘虏的呈现。二是在表现方式上，突破了单一的现实主义再现模式，将象征主义、立体主义、并置陈列、表现抽象、媒材拼贴等多种现代艺术语言和观念纳入抗战历史主题的创作中，从而使这一历史主题的美术创作具有当代艺术的特征和文化含义。三是伴随着“九·一八”纪念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和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相继建立、修整，而出现了半景画、全景画等纪实性作品的创作。这些作品往往根据特定的环境而创作，具有再现真实的历史空间与场景的作用。

　　从“伤痕”美术的写实，而引发画历史之真实，英雄崇拜和领袖崇拜终于被复归到生活中平凡人的视线。这一时期的抗日美术作品，极少像过去那样表现英雄和领袖。像沈嘉蔚的《红星照耀中国》则极度把领袖安排到大众的群像中，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位置、神态，都显示了当代人把领导、英雄视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审美心态。而一度引起争议、获七届美展金奖的邢庆仁的《玫瑰色回忆》，是以当代人文观念消解的英雄主义。在延河边上被赋予书卷气的女战士形象，的确已远离战火纷飞的年代，作品表达的主题也非常模糊含蓄。但它传递给我们一个信息，就是用日常生活的平淡来代替“典型”和“理想”，用日常状态的质朴来代替“崇高”和“梦幻”。

　　新时期有关抗战历史主题的创作，大都突破了写实主义绘画的单一模式。王迎春、杨力舟的《太行铁壁》，已不是叙述具体的事件，或寻找文学情节的某一瞬间，而是直观地将抗战中的历史人物、普通将士、敌后民兵和太行坚如钢铁的岩壁整合一体。它在当时既获得了绘画语言形式上的突破，也因象征手法的运用而深化了“太行铁壁”的寓意。冯远的《星火》本身就有以火把的“星星之火”寓含“可以燎原”的深义，而这战士手中的“火把”也构成了画面富有节奏的形式语言，它起到的不仅仅是好看(这非常重要)，更由此使有限的尺寸获得了视觉及内涵的无限张力。这个时期的许多作品，都不同程度地使用了形象的象征性。它们不仅赋予了画面固有形象以更多的内涵来深化主题，而且这些象征物也往往成为形式语言的要素。

　　总体来看，从新时期始至20世纪末，形成了抗战历史主题创作的第三个时期。它以“伤痕”引发的描写真实而转向民族悲剧的凸现，由此改变并形成了这个时期抗战美术作品的整体凝重的色调。它把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转变为人性的温情，由此关注战争中普通人的生命体验，从而挖掘出战争中人性的觉醒和呼唤。应该说，这种审美视点的变化，是新时期个性张扬的人文主义思潮的折射。对于包括纪实性作品在内的现代艺术观念和语言的借鉴与运用，不仅突破了单一的现实主义表现模式，而且极大地提升了对抗战历史主题的表现深度。虽然这一时期的创作主体缺乏战火硝烟的经历和体验，但他们从当代人文视角所表达的战争主题是独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