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会堂选择了《胡杨礼赞》

胡杨礼赞（国画） 张介宇 张国宏

　　6月20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布置创作的国画作品《胡杨礼赞》正式亮相金色大厅中央位置。该作品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研究员张介宇和陕西省国画院特聘画家张国宏父子合作完成。

　　金色大厅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国政要和各国大使递交国书的重要场所，被称为人民大会堂“第一厅”。因此，《胡杨礼赞》甫一露面即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普遍的解读是，将“一千年不死，一千年不倒，一千年不朽”的胡杨悬挂于中心位置，不仅昭示着国人顽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也意在向国内外传递一种与“中国梦”和“一带一路”相关联的寓意。

　　《胡杨礼赞》创作始末

　　据张介宇回忆，他于2015年初接到人民大会堂管理局的邀请，为金色大厅创作胡杨题材作品。“当时就体会出了这件作品所承载的深层寓意，所以很谨慎。”张介宇说。

　　其实这并不是张介宇第一次获邀，十几年来，他已为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中南海、武警总部等多个国家重要机构创作过主题性绘画近十件。早在2009年，其全景式展现胡杨从生到死的70米长卷即受到中央领导的关注。所以，张介宇接到此次邀请后，有的不只是激动，更多的是一些顾虑和犹豫。

　　“主要是考虑到创作时间太短，怕不能理想地完成。人民大会堂方面向我介绍了悬挂胡杨作品的深刻内涵，几经考虑后，今年2月份我将画样小稿交了上去，然后等待各级领导的审阅。通过后，于3月27日正式进驻人民大会堂进行创作。”张介宇介绍，过去人民大会堂收藏作品，大部分是由艺术家在家或工作室完成后交上去，因此有些作品遭到了质疑，比如可能存在代笔或借用高科技手段等。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此次人民大会堂专门辟出了一个厅供其作画，并在四周架起了摄像机，从他开笔、定稿等到最后完成，一笔一划全程跟拍记录，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件作品的细节和过程，这也给人民大会堂留下了宝贵的影像文献。

　　谈及具体的创作经历，张介宇坦言“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由于人民大会堂没有供创作用的升降机，年近七十的张介宇只能每天踩着梯子到铁架子上画，并不停地爬上爬下观看画面效果，因此两个月后腿部便开始大面积浮肿起来。“每天不低于10个小时的工作量，根本顾不上去医院，直到画作完成后才去检查。”张介宇说。

　　据张介宇夫人王梨花回忆，《胡杨礼赞》于6月16日完成，当时人民大会堂早已做好了装裱的准备，仅用3天时间就完成了装裱工作。“6月20日，有关领导在金色大厅认真观看了这件作品，并详细询问很多细节，最后表示认可。至此，这件作品才算真正通过了检阅。”王梨花说。

　　“悬挂哪件作品从来不简单”

　　北京人民大会堂是万众瞩目的地方，其收藏和展示的作品也必然会受到人们的关注。那么，怎样的作品才有资格进入这里呢？

　　从题材上看，长城、山川、迎客松、花卉等最为常见，如在《新闻联播》中出镜率最高的由著名书画家侯德昌携弟子耿安辉等创作的《幽燕金秋图》，大致描绘了北戴河老龙头到居庸关一代的秋景；悬挂在金色大厅的《黄河，母亲河》，其作者为陕西艺术家王西京，他用写实的手法真实再现了黄河的形貌及内在神韵；崔如琢的《荷风盛世》悬挂在大会堂二楼回廊北侧，取“和谐逢盛世”之意，其背面是傅抱石和关山月联袂创作的《江山如此多娇》……

　　“人民大会堂悬挂哪一件作品从来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不是哪个人说了算的。比如请张介宇画胡杨之前，我们曾和多位专家、领导进行过很多次的细致研讨，其中包括当年参与人民大会堂设计的专家、清华大学的教授等，他们在看过张介宇的画稿后很满意，认为能和金色大厅融合在一起。由此，我们才向张介宇发出正式邀请。”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局长严沛在6月20日举行的“《胡杨礼赞》研讨会”上介绍，目前人民大会堂收藏、悬挂的作品总计有几千件，内容涉及长江、黄河、五岳、大川等，却唯独没有胡杨。

　　严沛表示，胡杨那种即使在十分恶劣的环境中仍顽强不屈、生生不息，这不仅是中华的民族精神，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倡的“一带一路”精神的体现，因此，将胡杨放置在金色大厅，既是政治上的需要，也是文化上的需要。

　　“从艺术特色上看，挂在这里的作品必须能够体现中华文化的灿烂文明，体现我们泱泱大国的恢弘气势。”美术评论家王镛说，就人民大会堂而言，艺术家纯粹的自由创作和艺术情感的宣泄未必合适，这里需要的是艺术个性和民族性的高度统一。

　　“殿堂美术”需加强研究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中央位置更新画作的消息一出，也引起了美术界对“殿堂美术”及“一带一路”主题性绘画的思考。

　　美术评论家刘曦林介绍说，《美术观察》杂志曾经想为“殿堂级”绘画作品集中做一次研讨，总结其艺术规律和成就，希望美术评论家们对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中南海、钓鱼台国宾馆等重要机构的画作先有一番全面了解，最终因为各种原因未能成行。因此，中国殿堂性绘画和现代绘画有何区别、有何总体性成就及规律等，一直未能总结出来。“我个人认为，‘殿堂美术’代表着国家形象，应体现主流价值，亦应是最高艺术水准。前者较易引起重视，后者较易忽视。目前我们把这些作品借出来展不容易，集中起来不容易，出版画册更不容易，因此总结研究就不太可能。我建议这些作品应按照博物馆的程序要求严格登记造册，因为这些殿堂级机构以后都可能演变为博物馆。同时，各机构也应该自行出版，让藏品与人民见面，方便研究。”刘曦林说。

　　从某种意义上看，胡杨不仅是新疆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也是中国大西北、丝绸之路文化带的重要符号。因此，“一带一路”的艺术创作如何与当代本土美术相结合，也是艺术家们需要思考和实践的。“具体说来，就是要研究历史与现状，历史题材要有历史感、沧桑感，借史言情、言精神，要把史迹、今事诗化。因为这是艺术！”刘曦林说。

　　在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副主任于洋看来，千年以来丝绸之路的形成，正是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碰撞融合的过程。因此艺术创作既要展现其中民族、地域的文化特色，又要凸显中国文化表达的话语权，还要尽可能地有效影响其他国家与地域的审美受众。就题材而言，无论是中国画的人物、山水、花鸟，或是油画的风景、肖像，都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自古以来，中国画有借山水、花鸟等物象来表达宏大而深刻的人文主题的传统，这样的表达更为含蓄、深邃和耐人品咂。”

　　于洋认为，“主题”的内容并不是主题性绘画作品的全部价值所在，艺术性才是绘画的第一价值核心，“一带一路”主题性绘画的接受与欣赏，最终有赖于绘画形式与内容共同达成的文化意趣与精神境界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