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性、个体能动与他者视野——高晓声笔下“新时期”农村“能人”的精神结构(陈思)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6年05月12日16:02 来源：中国作家网 陈思

　　高晓声是一名具有历史感的作家。当然，作家的问题意识并不是反映论意义上对历史事件的记录：例如农民生活燃料供应困难、鱼塘承包纠纷、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社队企业供销紧张等等。他深邃的历史感体现在对被“历史”所裹挟的“人”(主体)的状态的关注。比如，除了对陈奂生这类劳动力强、勤奋诚恳的农民在“新时期”的持续跟踪外，还包括经历“文革”的干部如何重新恢复活力与信心的期待，也包括对挫折后的知识分子如何对世界和他者恢复连带感的思考，更包括对于文革之前一代革命主体“随波逐流”、“无主心骨”状态的片段呈现。

　　在高晓声笔下众多“人”的状态中，其活力的部分往往存在于一批农村主体身上。我们从1979年直到1985年度结集的短篇小说[1]当中能够观察到：这批活力主体始终在困局中捕捉政策与形势，不断调整自身与他人的关系，试图为自己包括乡村共同体争取更大的伸展空间。作为高晓声小说基础研究的一部分，本文有意将这类“新时期”农村主体命名为“能人”，通过修辞学分析与社会史解读，重新描述高晓声笔下农村“能人”的精神结构，探视作家对“新时期”历史脉动的理解与呼应。

　　一、“劳动贬值”为背景：“旧人VS。能人”的镜像结构

　　社会主义话语内部“劳动”话语的悖论是从50年代以来的历史脉络。一方面，在“革命”的叙事中，如蔡翔所强调的，“劳动”使农民获得了尊严[2]——比如《艳阳天》里马老四拒绝政府救济粮的例子。但是，这种尊严并不体现为具体的生产和分配制度的自主权，具有脆弱性与空洞性。具体说来，在50-70年代“现代化”的线索中，农业劳动不断再生产农民及其主体、并限制了他们离开农村的可能。必须看到，“十七年”以来由国家主导的工农业“剪刀差”、统购统销等一系列制度，在分配中造成了“劳动”及其尊严的内在损耗；国家一体化对农业生产的指导、控制与劳动纪律等等，也从生产上对“劳动者”的主体构成威胁。

　　如果说，作为社会主义话语重要组成部分的“劳动”话语，从50-70年代开始就因为“现代化”所内涵的“科层制”、“三大差别”等而充满危机，那么“新时期”以来“劳动的贬值”可以视为这一危机爆发的表现。以“陈奂生”系列为例，高晓声从《“漏斗户”主》到《出国》，不断埋伏着对“劳动”既排斥又眷恋的态度。《“漏斗户”主》描绘了1978年按1971年“三定政策”落实粮食分配的后果：“劳动”重获价值。然而，到了《陈奂生上城》，陈奂生在1979年依靠“劳动”获得的尊严，令人瞩目地贬值了，而这样的背景恰恰是小说喜剧性的来源。在城乡二元结构中，陈奂生所住的招待所“五元钱一夜”，“困一夜做七天还要倒贴一角，……几乎一个钟头要做一天工，贵死人！”《转业》中陈奂生客串一回供销员。篇末，供销员的600元奖金令“劳动”的危机充分暴露出来——“为什么出力流汗拖板车却没有报酬？为什么不出力气却赚大钱？”当然，“劳动”还没有彻底失去往日的荣光：正是因为把吴楚家的荒园整治成了菜畦，陈奂生才要到了社队企业所需的工业原料。高晓声以喜剧的方式证明：“工业”真的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上。但这已是“劳动”最后一次的绝地反击。其后的《包产》《战术》《种田大户》当中，对“劳动”的眷恋与其说是一种自愿选择，不如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滑稽之举。到了《出国》里，陈奂生式的农业劳动价值观遭遇了毁灭性打击。美国人的度假生活与广阔的自然风景，使陈奂生发现“劳动”本不必成为生活的中心。他自作主张将艾教授的草坪改成菜畦的举动，是体力劳动挽回尊严的堂吉诃德式的尝试——美国人这次终于没有领情。如果说，此前《转业》“把荒园改成菜畦”象征了农业劳动在现代化面前喜剧性的自我救赎，那么《出国》中“菜畦再改回草坪”则预示了劳动愈发惨淡的命运。

　　在“劳动的贬值”背景下，高晓声仍然创造了一系列80年代农村改革当中的活跃主体。如果将陈奂生和这批“能人”相互映照，研究者将惊人的发现，陈奂生正是“能人”的喜剧性镜像。“农民进城”的故事，可以翻译为“旧人到了新时期”的故事。作为时代的“旧人”，陈奂生始终不断与外界给予他的期许发生错位，只能在“新时期”里一惊一乍地“历险”，而不能真正主宰“新时期”的历史。相比于陈奂生唯一的追求——农业劳动，“能人”们试图在“劳动贬值”的总体历史中，找到个体和集体精神物质更大空间。

　　二、“做蒲包”还是“进工厂”——《水东流》中的经济理性

　　“能人”必须是精于算计的。陈奂生这样的“投煞青鱼”——善于冲刺、凶悍而没头没脑的青鱼——是无法成为“能人”的。陈奂生拥有坚韧的秉性和超人的劳动技能，却偏偏不擅长算计。

　　“算计”的内涵并不简单。“能人”必须至少具备成为“尖钻货”(苏南方言)的素质，“尖钻货”却未必能够成为“新时期”的新一代“能人”。在50-70年代社会主义文学中，这类“尖钻货”在农业集体化背景下，往往以梁生宝式“社会主义新人”的对立面出现。他们自私自利、勤俭节约，贪小便宜、锱铢必较。小农意识说的就是他们，“自给自足”——生产缺乏长远计划、拒绝集体协作、拒绝复杂的市场交换。“算账”这一细节，早在40、5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中就处于重要位置。从《李有才板话》《福贵》《地板》到《李家庄的变迁》，算账的对象是地主，算的是“剥削账”，“算账”作为“诉苦”的内在组成，构成生产左翼主体的情节装置。当时的各种运动——减租、减息、土改 ——都以算账为基础展开，唯有如此这些运动和政策才能为农民所理解。50年代以后，“算账”暴露出内在的多种可能性。首先，抵制互助合作运动的个体农民，需要工作队来帮他“算账”[3]。算账成为说明历次互助合作运动的优越性的重要方式[4]。其次，“算细账”是合作化时期反面人物的特长，比如柳青《创业史》中郭振山、赵树理《老定额》的“落窝鸡”和《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集体农业比个体农业往往在田亩利用、机械化、抢火色、推广良种和化肥等方面具有优势，但也相应带来生产计划、协作方式、评工记工、人际关系、日常生活等等的麻烦，一方面要求高度的经济学的算计或经济理性，另一方面又要求高度的政治理性，尤其反过来强调不能“算细账”[5]。“算计”的类型学——是否擅长算账、算哪种账、怎么算账，成为区分“社会主义新人”与“尖钻货”的分水岭。

　　高晓声是一位“用算盘写作的作家”[6]。不仅在小说中，甚至在散文和访谈中，他都暴露出对于“数字”的偏好。虽然在新时期的小说“算账”情节并不鲜见[7]，但像在高晓声那里占据如此核心地位的却不多。在这里我们围绕这一情节来说明“新时期”的“能人”与“尖钻货”的差别。

　　《水东流》发表于1981年[8]，小说背景是苏南地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阶段，大队落实生产奖励到户，个体手工业发展，农村经济水平正在恢复，农村道路发生分化。刘兴大是“尖钻货”的代表，“他从不错过能挣一分钱的时间，从不放过节约一分钱的机会。他儿子长到十三岁，他就安排下养活二十只兔子的任务，当年就赚到了口粮钱。……女儿淑珍更出众，八岁学会做蒲包，十岁学会摇棉花，十四岁初中毕业，一家的洗、烧、缝、喂都包揽了。”

　　“做蒲包”这样的家庭手工业是老一代“尖钻货”刘兴大致富的唯一手段。电影放映队来到村里时，全家老小放弃做蒲包去看电影，他却觉得误工、浪费。电影断电时，有人叫他去当搬运工，他又在心中与“做蒲包”收益率进行横向比较，盘算起来。他与女儿的代际冲突在小说中体现为到底是“做蒲包”，还是买收音机、看电影并最终“进工厂”。刘兴大反对女儿与社队工厂技术员李松元在一起，从情感上因为看不惯他的“不踏实”，从理性判断上又对社队企业的前景与现状充满担忧。表面是生活方式、人生道路的差异，核心却在于“算计”方式的不同——即是否已具有在“新时期”崛起的经济理性。

　　如果说，农业合作化时期的经济理性——“社会主义新人”和旧式农民的差别，更多在强调长远计划、集体协作、技术改良等方面；那么这种“新时期”再度崛起的经济理性，则重点在于“市场交换”的意识。刘兴大的精神结构中，不具备对“作为交换的生产”的意识。他的“算计”，仅仅是一种不加反思的区域农业手工业传统习惯与政治感觉杂糅积淀而成的感性结构。“做蒲包”是他所熟悉、能掌控的生产方式，也是在遭遇种种新中国政策波动后的最安全的生产——“做活路”毕竟是集体化农业对农民控制相对较为宽松的地带。女儿淑珍不仅如其父亲对产品的价格具有充分的敏感，更对不同产品彼此之间的交换关系了如指掌。在小说结尾处，女儿淑珍分析说：“什么都要自己做，好像工夫不要钱！其实细算算，做一双鞋子的料，比买一双只差几角钱，倒要花两天功夫才做得出，一工算一元，就大蚀本。就是不肯买，赶着你起早磨黄昏，半点没空歇，想学习不得学，想看电影不得看，想外面去见识见识不得去；有了钱买块糖吃还说吃馋了嘴，这日脚过了有什么意思！”上文着重号标出的表达，不但表明“能人”的算计能力，更表明在“能人”的算计与“尖钻货”的小算盘不同：劳动力标出价格然后投入市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好像工夫不要钱”)，而“尖钻货”拒绝市场交换的“非理性”(“就是不肯买”)已经到了可笑的地步。

　　三、“进城”之外——《蜂花》的个体能动性

　　上文淑珍的引文值得再次留意——她反复强调“学习”、“电影”、“外面”、“见识”、“意思”的重要性，可见新一代“能人”与父辈的区别，不仅在于物质层面的经济理性，还存在一种精神层面的诉求。

　　1983年高晓声发表小说《蜂花》[9]，同样以代际冲突的形式展现了父亲、老教师苗顺新与新一代“能人”苗果成的观念差别。小说大量篇幅是以老教师苗顺新的视角进行的。叙述者以第三人称内视角的方式进入落后人物的内心，以其固执、不安的口吻讲述父亲对儿子苗果成、儿媳张静静一心扑在养蜂事业上的不解与鄙夷。而小儿子苗果全的出路——是随哥嫂留在农村“养蜂”还是以父亲“病退”名义进城“顶职”，则成了两代人代际冲突的具体表现。小说的真正意义却并不局限在“反映农村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问题与阻力”。表面上看，高晓声在1983年苏南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去写农村出现的新生事物并不奇怪。1981年《极其简单的故事》[10]和《宁静的早晨》[11]写的是苏南农村燃料缺乏的现状，以及相关的沼气推广和煤炭黑市问题——只是套了一个“知识分子归来”的反思文学式外壳；对副业和多种经营的关注从1979年就已开始，《柳塘镇猪市》[12]背景是苏南农村生猪养殖、收购与肉类加工厂的兴建，《大好人江坤大》[13]背景是个体户尝试养殖白木耳，延续到1983年就是个体户养蜂致富的《蜂花》，还有篇目持续关注苏南农村渔业从“文革”到“新时期”的变迁，比如《水底障碍》[14]、《荒池岸边柳枝青》[15]。但高晓声在对农村改革的每一个分解动作的跟进中，并不简简单单是“歌颂”新生事物、“图解政策”，更存在对历史断层中人的某些特殊状态的敏感与回应。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他对某种特殊的个体能动性的设想。

　　在《蜂花》中，我们首先嗅到了“养蜂”在经济维度之外的精神属性。“他是从小就习惯了劳动的人”，但是集体劳动的强制性和僵化的计划性、记工形式的不合理[16]，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都是让他抗拒农业劳动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苗果成初中文化和年轻人的激情与才智完全无法实现在现有的农业劳动中：“这一切都象一块大石头压在苗果成身上，透不过气来。”“养蜂”的经济维度应作为突破某种精神压抑的手段来予以理解。

　　小说对这种精神压抑的着墨，主要体现在家庭结构中。小说开篇就写苗顺新作为柳塘公社中心学校的语文老师，是一个“做塞子”的大师，惯于讲大道理堵对方的嘴，让对方哑口无言，对其唯唯诺诺。对这样的“归来的知识分子”，高晓声并没有如“反思文学”惯例甚至社会主流舆论那样处理成为悲情的启蒙者。高晓声提前指出，一种新的压抑结构已经形成：“苗顺新由于环境和职业的原因，五十年代后期就有过极好的训练，早就有过人的能耐，周围许多人的嘴巴都尝过苗顺新瓶塞的味道，假如不是文化大革命，苗顺新至今可能成了这一行的大师。”对于自己不听话的儿子，他是鄙视的。叙述者用他的腔调，描绘他眼中的果成：“流里流气，油腔滑调，光打空算盘，种田不上行，总说辛苦一年，还不如碰运气多打一次蜜。自己赚不着，用钱却大手大脚，三朋四友常来串联，一谈半天，吃五六斤酒、两三包烟，把苗顺新省下来的家用钱，三下五除二，很快花光了，一点不长肉。”不会种田、油腔滑调、交际太多、不知节省。“除了果成不成器之外，果全其实成了个半文盲。这孩子二十一岁，身材修长，背阔腰细，一表人材，挑两百斤担子，推一千斤板车，握六斤半铁鎝，都没得话说；但是捏只钢笔写字，歪歪斜斜手发颤，十分、一刻钟就会出汗。还能成什么气候！”于是开始酝酿自己“病退”、让“不成气候”的小儿子果成进城“顶职”，远离“流里流气”的大儿子果全。这种判断与态度，部分源于苗顺新作为知识分子和长辈的精神权威，另一部分源于现实处境中的优势地位——苗顺新一家只有他本人是城镇户口(公社教师)，家属都是农业户口，长期以来他的工资是家庭现金来源和主要收入。

　　作为打破这种精神结构的力量，“养蜂”首先提供了对“自我”价值的确证。对于果成的弟弟来说，养蜂使得被父亲视为愚笨的他扎实地找到了自身在世界上的位置与价值：“果全这个小伙子挺神，长相英俊，行动轻捷，……蜂场上的事，都能插一手，挺能干的，完全想象不出他竟连读了三年小学二年级。”除了果全的身心得到安顿之外，小说中以果成媳妇静静对养蜂生活的体验，提供了一种关于“逼仄与舒展”的辩证法。在村里苗果成觉得“自己蹲在一个很狭窄的地方，好象人多了你挤我推，壅塞住了，大家都施展不开能耐”，但养蜂时“他们同另外一些熟悉的同行，合起来包了一节火车皮”，“养蜂人则蜷曲着身子挤在蜂箱旁边过日子：躺下伸不直腿，拥抱用不着手，白天任凭太阳晒，夜来同星星比赛眨眼睛，风霜雨露，日以为常；饥饱无时，天天如此，任你大声笑，任你高声唱，碰到装着有水果的车皮，口渴不过就去拿几个尝尝也不算偷。有什么吃什么，谁有什么都大家有份，吃光算数，真个是大公无私，除了爱人和蜜蜂，别的都可以共产……”第一层是，村庄尽管空间很大却感觉逼仄；第二层是，养蜂人要接触的天地(追逐花期各地流浪)很大，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其生活空间(火车皮)却也是很逼仄的、甚至比村里的空间要小；但是日常生活空间的狭小、肢体上的蜷缩，却并不让他们的精神感到无从伸展——“任你大声笑，任你高声唱”。

　　这种精神伸展(个体能动性的发挥)并不以抵达“个人”边界为限——“个人”与“他人”的充分连结、调动，才是“养蜂”所提供的最佳状态。“流里流气、油腔滑调、花钱大手大脚”是旧人眼中的“能人”形象。这背后自然有其经济理性：“‘放蜂事业，亏本赚钱都很容易。不过亏也好，赚也好，都要慷慨大度，不能小气吝啬。放蜂好比筑渠，让钱象水一样流通，如果一有水就打坝堵住，后面的水就流不进来了。’”细看去，这种经济观念与放蜂员这一职业的社会性息息相关，绝非“花钱大手大脚”。放蜂人需要跟随季节追赶花期而四海为家，不断接触陌生群体，吃住、运输、场地、安全都需要当地人帮忙，“但是所有的人你都不了解，都不熟悉，都没有交情。他们原是可以不必关心你的，全在你能否博得他们的好感。”地方风气不同、采取策略也不同，放蜂员最后获得的舒展或逼仄的结果也将不同。受了这种生活状态熏陶的小儿子果全，帮父亲苗顺新拦到了陌生司机驾驶的拖拉机；而媳妇张静静迅速融入养蜂群体、巧妙化解家庭矛盾的手法也让人叹为观止。“放蜂”所提供的个体能动性，并不是将个人与个人对立起来，而是把主体连结到更多的个人——苗果全夫妇在处理与父亲关于弟弟是否顶职的问题上，始终都没有将分歧往激进方向推动，而是不断试图去激发父亲的理解力与活力。

　　我们还可以将“养蜂”所内涵的个体能动性视为对“新时期”城乡二元结构的回应。80年代，大量具有一般知识水平、并未脱离农村、然而又具有“知识青年”特点的农村青年(果成)，其身心受到压抑的问题如何解决？更进一步追问，那些非知识青年的农村青年(果全)，其身心压抑的问题就不存在吗？日常生活(家庭关系)的不自由、生产劳动的不自由、个人能力与知识得不到运用和承认，这一切都导向了对更广阔空间的乌托邦式想象。这种想象容易将城乡二元结构当作理想实现的障碍。于是，农民必须进城。可是“进城”就能解决他们的物质到精神的苦闷吗？《平凡的世界》中，孙少林同样选择“进城”，但这个人物成问题的“能动性”却是必须以“孤独”为代价的——虽然作为文学引起读者共鸣，“进城”却并未真正替农村青年赢得“空间”。

　　“顶职”作为一个重要社会史事实，成为这批农村青年“进城”的途径。然而高晓声早已指出，“顶职”并不是解药。小说结尾处写到，一方面很难搞到“病退”所需的医疗证明；另一方面“顶职”之后，父亲拿退休金、儿子从基层干起，原来家庭工资收入增加有限、农村家中因少了一个主要劳动力无法完成农业定额，儿子到城市当工人后又因被城市孤立而苦恼。作为对照的农村青年卞得洪，成为了“进城”却未能安居乐业的反面案例。有鉴于此，能人的个体能动性试图在超越城乡二元对立命题之外，去思考农村个人的身心安置问题。

　　四、“亏欠”与“规划”——《大好人江坤大》与《崔全成》的他者视野

　　1981年《大好人江坤大》依旧以苏南农村改革特定阶段为背景，讲述了“新时期”初农村干部利用特权、算计农民最终却自食其果的故事。卑微的农民江坤大培养银耳致富，大队书记表哥、C市郊区跃进公社卫星大队副业长的刘场长也要如法栽培，要其代购培养银耳用的枫树枝。在采办树枝的过程中，刘场长推己及人，怀疑江坤大虚报数目、缺斤少两；在江坤大前来要工钱时，刘场长又心生一计，以“斤两不足”、“调查真相”恐吓江坤大，以便抓住痛脚、未来继续控制江坤大。谁知这位懵懂的农民对“调查”采取极其欢迎的态度，贯彻从头到尾絮絮叨叨、为别人打算的态度，反而让刘场长自食其果。

　　表面看来，小说的人物符合西方喜剧理论中的“优越论”。情节则通过康德式的“期待-落空”效果制造喜剧性——聪明反被聪明误，聪明者刘场长才最愚笨。然而，更深入地看，江坤大的“愚笨”并非一种真正的无头脑的痴愚。“尽管不少人害怕同他合伙，但有些时候，又偏偏不能离开他，偏偏还要请教他、依靠他，央他合伙。因为他不但人缘好，身强力壮，而且聪明，会动脑筋，很有本领。”江坤大并非缺乏算计的能力，很多时候他明明知道吃亏的后果，却依然选择放弃算计。

　　分析江坤大的性格，他的“不算计”背后蕴含着一种对他人的“亏欠感”。他从一出生就觉得自己“亏欠”他人，总觉得自己是“讨债鬼”：“江家村有个大好人，名字就叫江坤大。这个人挺妙，认为自己活在世上，全亏大家帮忙，否则是活不下去的。”小说多次提到的“亏欠”，足以牵扯出深厚的理论背景。所谓基督教的原罪(guilt)，就是亏欠(guilt)。这种亏欠/罪，从神学的立场上，是对不明的大他者(Other)的亏欠。有鉴于此，本雅明在其讨论资本主义的片段中为“亏欠”重新恢复了一个从神学到社会分析的整体视野[17]。根据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对神(god)的讨论，作为第一因的造物主全知全能、且无需依赖任何外物存在[18]，那么上帝何以需要创造世界？这一创造行为何所从来？本雅明认为，既然神创造了世界，那么在这行动的瞬间，他受自己的意志所左右——那么，上帝对自己的意志有所亏欠，因而上帝是有罪、有亏欠的(guilty)。分解为行动的上帝和意志的上帝之后，上帝变成自我分裂的和自我亏欠的。世界的最高范畴并非因(cause)、果(effect)，而是“亏欠”。神性不再是遥不可及，神性恰恰就在这种人神共有的“亏欠”当中。如果上帝本质上是亏欠/有罪的，那么这一事实通过漫长的历史(History)将带来对人间之罪/债的取消——从而在神学层面上，为救赎的弥赛亚提供了可能性。[19]在另一条理论脉络上，这一亏欠的瞬间，也是责任感和他者生成的时刻。晚期德里达提供了相关阐述：正是主体被亏欠感(the affect of guilt)和羞愧感所骚扰、占据(haunted)，他/她才能感觉到在其之外还有一个幽灵般的在者[20]。不知羞耻，是因为感觉不到他人存在。那么，只有感受到回应(respond to)不明他者的责任(responsibility)，主体才成为主体(subject)。

　　如上文所提示的，江坤大的主体始终被亏欠感所穿透，受亏欠感制衡。也就是说，他的主体始终将不明的他者纳入地平线。那种浪漫化的、未知的、未来的和已死的他者，总在江坤大遇到任何一个他人的时候显影和实体化(embodied)，作为前提而左右江坤大的行动。这种意志与亏欠的共生性，使他的主体在行使算计功能时始终怀抱着集体(community)的维度。表面上，江坤大是痴愚的；实际上，江坤大是无法控制的被这种不明情绪所左右，以至于他明明看见了利害关系，却不由自主地超越了那些“事理”。换句话说，江坤大尽管在经济学算计的方面有所不足，却具有伦理学规划的维度。

　　关于“规划”，我们有必要联系高晓声的另一篇小说《崔全成》。《崔全成》以一个农民进城帮生产队长买猪苗、帮助其恢复生产的故事，传达“包产到户”之后的“新时期”农民反过来从经济、生活和思想上帮助在新经济形势下无所适从的生产队长的主题。

　　“包产”之后搞副业致富的崔全成是善于算计的，同时，崔全成对于包产之后大权旁落、社会地位暴跌的崔大牛夫妇，还有了清晰的认识与可行的改造方案：“种田不养猪，秀才不读书，总不能看他圈里老是空着。还是应该帮他解决。给钱他自己去买吧，明知他也不是识猪的人，未见得拣得好的。还怕他故意买个落脚货，好省下钱来买烟吸。也罢，送佛送到西天，还是自己替他买一只算了。钱多钱少，横竖有发票；至于他以后究竟还不还，由他。糊涂账也不是这一笔，粗粗算一算，九年来用在崔大牛身上的钱，十只苗猪也不止。”他对干部的反复掂量的“算计”，已经不能仅仅用经济扶持和人道主义同情来解释了，这种“算计”是一种连对方主体的重建也考虑在内的规划：崔全成试图让对方重新恢复劳动与生产、恢复与最淳朴的农村生活的直接联系、恢复原来的婚姻关系，最终从利己主义主体中解脱出来。

　　小说的主题并不能局限在“包产到户之后农村干部如何重新找到自身在农村的位置”这样具有时效性的社会学命题，或者简单看做对十七年小说中“干部-群众”关系的喜剧性颠倒，因为崔全成的他者视野并不仅集中在干部崔大牛一个人身上，而将自身与整个村庄相互关联，自觉地将乡村共同体连带的考虑在内。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心过全队社员各家各户的生产和生活。他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觉悟到他的命运是和大家联系在一起的。他从茶馆大学得到许多好处，或者是现成的经验，或者是访问的线索，他把自己学到的一切有用的东西搬到生产队来，使大多数社员找到了适合自家发展的副业。”这种新型的乡村主体在官僚制度和城市知识分子面前，甚至保有了尊严，“茶馆”成了他连结乡村与城市、个人与乡村共同体的舞台：“以至有一次能够不动声色地用求教的口吻巧妙地击败了一位退休干部兼业余理论家。”这种新型主体对生产队长的责任感、对红杏出墙的队长太太的规劝、对农业集体的感情以及针对城市专业知识分子与技术官僚关系的重新看待，都呈现了能人精神结构中的他者视野。

　　五、有待展开的脉络：“能人”与80年代精神史的脉动

　　上文对高晓声短篇小说笔下的“新时期”“能人”进行了一番描绘。作为“陈奂生”这样喜剧人物的镜像对照，“能人”至少拥有三个层面的精神结构，即经济理性、个体能动和他者视野。有意思的是，“能人”内在精神结构含纳了复杂甚至矛盾的潜能。在许多时候，经济理性并不因此造成了对个体能动的统治，因为个体能动始终都带有着精神层面的追求；个体能动又并不固守着封闭的个人，从而导致个人主义、唯我论的孤独、甚至是对“他者”的你死我活的主奴关系，它可能一开始就内涵着他者的视野与共同体规划，现实地呈现为对他人的调动与我-他关系的重组。

　　那么，这样的“能人”理想在“80年代”的文学史、精神史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在缺乏更系统的研究前，过快地将“能人”作为80年代重要精神事件“潘晓”讨论的直接回应，既是笨拙的、又是草率的。然而，在文章结尾处，假如我们非要将“潘晓”讨论所指向的命题收拢到“无法承受的自我”(“孤独”、“无法建立交谈对象”、“利己”与“利他”的割裂)、“理想主义内在的虚无”(“事业”、“理想”与“自我”的脱钩)等方面[21]的话，那么高晓声笔下农村主体的昂扬状态与这些时代困境之间的关系就值得进一步考究了。

　　[1]1985年的小说集直到1988年才出版，改名为《觅》。

　　[2]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7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222-272页。

　　[3]例如邓秀梅就依靠“算账”来说服土改后的新中农“秋丝瓜”加入合作社。参见周立波：《山乡巨变》(上)，第二十章。

　　[4]参见《一九五二年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川底村的农业合作社》，载《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下)，史敬棠等编，三联书店出版社，1959年版，第312-320页、第570-585页。

　　[5]参见邱雪松：《赵树理与“算账”》，《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4期。

　　[6]参见王彬彬：《用算盘写作的作家》，《小说评论》，2011年第3期。

　　[7]参见张帆、杨旸：《政治经济学的退出、美学的转移与“启蒙”的辩证法——“新时期”文学转型的一种解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12期。

　　[8]参见高晓声：《水东流》，《人民日报》2月21日，《新华文摘》第4期转载。

　　[9]参见高晓声：《蜂花》，《收获》，1983年第5期。

　　[10]高晓声：《极其简单的故事》，《收获》，1980年第2期。

　　[11]高晓声：《宁静的早晨》，《新观察》，1980年第1期。

　　[12]高晓声：《柳塘镇猪市》，《雨花》，1979年第10期。

　　[13]高晓声：《大好人江坤大》，《花城》，1981年第3期。

　　[14]高晓声：《水底障碍》，《雨花》，1981年第7期。

　　[15]高晓声：《荒池岸边柳枝青》，《雨花》，1984年第8期。

　　[16]关于集体农业记工评工问题所牵扯的复杂性，可参见高晓声《磨牙》，《钟山》，1982年第6期。

　　[17]

　　Michael Löwy, Capitalism as Religion: Walter Benjamin and Max Weber, HistoricalMaterialism, Vol. 17, (2009)， pp.60–73.

　　[18]关于神的完满性、自足性以及由是推出的神的行动上的无所作为，参见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RogerCris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Book X. Chapter 8.

　　[19]根据Hamacher的看法，这一阶段的本雅明始终是在神学的层面探讨资本主义的宗教逻辑。在对古希腊宗教与基督教这样的邪教(cult-religion)进行一番剖析之后，本雅明认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是亏欠逻辑发展的最高阶段——它使得世界导向彻底的崩坏；但是，从激进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恰恰是这种最坏的情况构成了亏欠逻辑自身的崩溃以及弥赛亚的唯一可能。参见Werner Hamacher and Kirk Wetters, Guilt History: Benjamin's Sketch"Capitalism as Religion", Diacritics, Vol. 32, No. 3/4, Ethics(Autumn - Winter, 2002)， pp. 81-106.

　　[20]

　　Jacques Derrida, specters of marx: the state of the debt, the work ofmourning,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translated by Peggy Kamuf, New Yorkand London: Routledge, 1994.

　　[21]相关讨论请进一步参见贺照田《从“潘晓讨论”看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成因》，《开放时代》，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