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我”步入“世界”的跋涉——李德南的文学批评(王威廉)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07月02日16:32 来源：中国作家网 王威廉

　　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过后，出生于1980年代的青春偶像作家们的“文学神话”开始了急剧的衰败，他们开始转型进入更具娱乐精神和经济效益的演艺界，这也是一个鲜明的象征：他们终究是文学沃野上的无根浮萍。与此同时，一批认真严肃、赓续传统的青年作家群正在迅速崛起，推动这次崛起的重要力量，不再是蜂拥造势的媒体，而是和他们同龄的优秀批评家。与以往的文学史相似，这些批评家都集中在北京、上海这两个文化中心，杨庆祥、徐刚、刘涛、岳雯，以及金理、黄平、项静等，都是其中的优秀代表。青年批评家李德南身在广州，代表了北京、上海之外的重要声音，他那些深度介入现场的文学批评日渐丰盈，构成了耀眼的话语景观。

　　信息泛滥的时代，必然会产生泛滥的评论，所谓众声喧哗，便是无视沟通的达成而争抢着呼喊自己的声音，这样的境况格外考验一个批评家的品格与意志。不为嘹亮而故作惊人之语，不为炫目而偏立诛心之论，是批评的敦厚之德。李德南的批评品格，和他的名字一样，其中是有这个“德”字的。他对待文学作品护爱有加，总是以温润的情怀去体会作者的运笔之思，即便在作者笔力不逮之处，他也试图发现别样的出彩之处，这不仅是一种慰藉，更是一种态度。李德南说：“在‘求疵的批评’和‘寻美的批评’两种批评模式之间，明显倾心于后者。”[1]这注定了他根子上是一名读书养气的人文学者，而不是那种意气风发的酷评家。

　　求学上，他硕士阶段在上海大学攻读哲学，博士阶段在中山大学师从著名批评家谢有顺教授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写作上，他自大学阶段开始从事小说、诗歌的创作，著有长篇小说《遍地伤花》等作品，随着创作的深入，他愈来愈集中于批评的写作，并深入领悟了批评的精神，终于选定以批评为立心之本。由哲学入文学，由创作入批评，这既是李德南一路走来的思想路径，也是我们理解李德南文学批评的便捷途径。“对我来说，写作的经历，是‘同情之理解’得以生成的重要原因。正因为自己有过写作实践，知道创作的甘苦，还有灵光闪现的那一瞬间是怎么产生的，知道文章在布局、立意、行文方面的困难，所以在面对别人的写作时，可能会有相对靠谱的论断，也能避免诛心之论。”[2]他深知写作的内在丰富、芜杂与痛苦，并且不止一次对我谈到写作可能对人的性情带来的副作用，故而他对作家作品首先充满了尊重与宽容，然后力求在批评的过程中“将心比心”，论述作者蕴藏之意，阐发作者未尽之言，并将作品放在一个开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去考量和思辨，使得自身的批评实践构成了一副生动而深刻的精神对话图景。

　　一、文学生活与人间情怀

　　长久以来，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文学居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承载了一种道德与审美的理想。但随着知识学科化的建制，以及1990年代以来经济社会的迅疾变迁，文学不再处于中国人生活的中心位置，即便对许多研究文学的专家学者而言，文学也变成了一种客体化的研究对象，与主体的心灵情感拉开了距离，因而许多批评的路径开始向社会文化领域旁逸斜出，变成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准科学话语。这种疏离心灵的文化转向，当然自有其语境及合理之处，毕竟，文学极其容易受制于意识形态的意义生发机制，因此，获得某种审视的距离是必要的，可以让我们更加看清文学在现代文化中的位置，以及它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但是，文学终究是心灵的学问，失去了生命的经验和感性的体悟，也会让文学研究陷入枯涩的境地。陈平原曾在《学者的人间情怀》一文中提出这样的设想：“我常想的是，选择‘述学’的知识者，如何既保持其人间情怀，又发挥其专业特长。我的想法说来很简单，首先是为学术而学术，其次是保持人间情怀——前者是学者风范，后者是学人(从事学术研究的公民)本色。两者并行不悖，又不能互相混淆。”[3]

　　李德南对此十分赞同，并身体力行。在和青年批评家陈劲松的对话中，李德南这样描述自己的文学生活：“先从阅读谈起，然后才是批评与写作。现在的想法照旧，主要想读书，有太多的经典著作，都还来不及读。近期精力可能还是会放在批评上，想多做些作家的个案研究。也会尝试写些散文、随笔，调节‘文学生活’的节奏，借此保持陈平原所说的‘人间情怀’，让自己的性情变得滋润一些。”[4]在李德南这里，批评不再是工具理性的职业行为，而是成为了一种滋润性情的生活方式。

　　这种对文学的态度，不仅让批评主体可以保持一颗灵敏的诗心，更重要的是，这让批评主体不再浮于时代大词的表面，被公共流行的话语暴力所绑架，而是结实地站在文学大陆上行走，将自己真实的感触作为意义空间的基石，这样的意义空间才是可以真正进入并栖居的。对此，批评家吴义勤在批评当代文学价值混乱的文章中，提到了一个重要观点：“文学批评家的代言人意识取代了个人意识。任何一个批评家都首先是一个个体的文学读者，他的所有的文学批评的基础应该是他作为一个读者的文学感受。但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家常常把自己打扮成公共的知识者、公共的批评家，忽略或掩盖了自己作为一个读者的真实的文学感受。因此，文学批评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个体的审美体温，变成了冷冰冰的新闻发言人式的文字。文学批评变成代言人，变成新闻发言人，没有个体的审美体验和真实感受，就没有了感染力，没有了可信度。如果我们读一个批评时，没有个人的风格、温度、感受贯穿其中，我们就不会信任它，就不会受到感染，就不会感动。”[5]这种居高临下的代言人意识，失去了与文本及其作者、时代的血肉联系，也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因此，李德南一开始就选择了低处，“高和低的区分，永远是相对的，也是相互辩证的。自以为站在高处的，也许恰恰一无所用，一无是处；而自觉地、有意识地选择站在低处的，最后反而能抵达高处。”[6]

　　批评家也是读者，只不过是一类专业的读者，他也会有犹疑和困惑，而且，批评家的权威往往就建立在对诸多犹疑与困惑的克服中，因为这正是他得以显露洞察力的时刻。“那种真诚地袒露自己探索过程中的犹疑与困境的批评， 与那些打磨得异常光滑的、表面上没有任何破绽的批评相比， 更能够逼近人心， 更能够给人活生生的审美启迪。直面难以直面的现实， 而不是制造美丽的谎言，这是批评家的德性，也是批评的伦理底线。”[7]李德南的批评之所以逼近人心，就在于他从未掩饰过他的困惑。他注意到，现在不管是写作还是批评，都受到市场与权力的制约，这是作家与批评家的共同困境，“可是真正的写作和批评，最后还是要回到艺术和思想的层面。只有经过这样一种返回，我们也才能真正领会文学所能带来的愉悦，看到文学灵光闪现的那一瞬间。我进入批评这个领域的时间还不长，但我已经开始慢慢感受到，最终能给我持续的动力的，还是对对话、理解和发现的渴求。只有当我意识到我所从事的工作，是为了增进对世界、历史和文学的认识，我才会有书写和言说的冲动。我的动力，又是和我的困惑联系在一起的。”[8]在李德南身上，对困惑的厘清与反思，面对困境的坚持，已经成为一种批评的动力。

　　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构成了李德南文学批评的基本视阈。他在硕士阶段主要研究的就是博大精深的海德格尔，但他并没有封闭在艰涩的学科内部，自他进入文学领域以来，便孜孜不倦地把哲学的精神化用在批评的实践中。在他的理解中，海德格尔的“存在”不是一个抽象的冰冷的概念，而是有着生命的温度。这就是说，“存在”必然带有个体的生存经验。如果说，批评是一种特殊的知识生产方式，那么，“真正有效的知识，总是来自于‘经验的世界’……知识效能的实现，最终也还需要回到个人的经验世界中。”[9]因此，如果批评活动没有融合进批评家的“经验的世界”，那么这样的批评总是形迹可疑的，就像蜡像一般缺乏生命的灵动气息。

　　但是，经验的萃取不是摘取树上果实的简单行为，而是一种充满复杂思辨的化学反应。本雅明曾经区分“评论”和“批评”，“批评探求艺术作品的真理内容，而评论探求它的物质内容。二者的关系由文学的基本法则所决定。”[10]这种区分未必有很强的现实操作性，但有着对批评精神的深度理解。如果说评论只是涉及到文本的物质内容，而批评则是要穿透这些物质内容，将真理内容发掘出来。这就是批评的创造性所在。我们当下的很多评论文章往往对小说等作品的艺术创造性存而不论，而是抓住小说叙事中提到的一些现实元素就开始大肆阐发作家与世界的关系。这样的“现实”已经成了一种“机械现实”，而不是“艺术现实”，作品最有价值的部分被隐匿了。真正的批评则是将作品理解为一个艺术整体，让其中的各种现实元素与精神元素在整体的意蕴中，释放出它们贴近“真理内容”的价值与意义，这便是批评的精神。

　　李德南的很多批评文章都体现出了这样的批评精神，他将批评也当作一种贴近“真理内容”的创造性写作，那种由李健吾等批评家开创的美文传统是他向往的境界。因此，我们看到在李德南那里，文学生活和人间情怀，首先是批评主体从语言和世界两个领域中获得滋养，然后，这种滋养不但能让批评主体返归“存在”的澄明之境，而且亦能让批评话语更加深入地理解和阐释“存在”本身。

　　二、个案解读与对话精神

　　我个人觉得，李德南最重要的批评实践体现在对诸多当代作家的个案解读上边。他既有对经典作家的揣摩与解读，更有对“70后”、“80后”青年作家的关注与阐发。此外，李德南有意识地增强批评的行动性，他于2012年起和导师谢有顺共同主持《创作与评论》的“80后文学大展”栏目，后来又和青年批评家刘涛在《创作与评论》开设“对话70后”栏目，都获得了相当的关注度。这种实践与他的文学生活是相互贯通的。从“存在”进入“阐释”，这是一条必由之路，因为阐释就是对存在的一种擦亮，是存在的去蔽之道。“我个人从事批评，其实有一个诠释学的背景。诠释学既是一种方法论，又是一种自我约束的机制。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代诠释学都倾向于强调，人是一种有限的存在，看问题容易受自身视域的限制。从这个角度而言，批评本身就不过是为理解作品和作品中的世界提供视角；从不同的角度，能看到不同的风景。”[11]对诠释学的重视，是深刻理解了批评的核心在于意义的生成与发展，而批评的实践则是在构造一个阔大的文学场域。

　　解读，便是诠释学的基本话语方式。要解读便必须认真地去阅读，萨义德就曾认为“回到语文学”是抵抗文字后边话语权力的最有效的手段。[12]这种细读的工夫是极为重要的，现在许多批评家随便翻几页书便能得出惊人之论，是很不负责任的。批评家陈晓明写下了这样鞭辟入里的话：“汉语写作的自由并不是靠空喊‘五四精神’、高举‘人道’、‘尊严’来建立的，而是靠这些作家脚踏实地，用血肉之躯，用智慧、才情和心血，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的。也是靠有责任、有眼光、有远见的批评家们几十年如一日，认真阅读，仔细辨析，深入阐释而肯定下来的。没有肯定，没有发现和阐释，汉语文学的价值就会被现在的浅薄恶劣情绪淹没，就会被糟践。”[13]

　　李德南的批评实践一直和细读文本的阅读行为紧密结合。2014年，他进行了一次阅读与写作的长旅，就他目前的批评生涯而言，这是最重要的一次个案解读。这便是他的博士论文：《“我与“世界”的现象学——史铁生及其生命哲学》。史铁生是李德南非常敬重的一位当代作家，他将史铁生的文学道路概括为一条“通往现象学的路”。他从史铁生的身体与处境出发，说明残疾让史铁生在肉身、求职、恋爱、价值感和意义感等方面均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挫败，为了弥合自我与世界的分裂，史铁生开始了写作，建构起自己的精神世界。李德南从现象学阐发，认定“世界”和“我”不是截然分开的两种事物，而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他从史铁生对个体现象的认识、对世界现象的认识、对宗教信仰的认识、对文学写作的认识这四个部分作为展开批评的路径。可以看到，他的批评没有局限在文本与美学上边，而是试图观照和进入史铁生的生命与精神世界。他认为，史铁生的作品整体，是可以视为史铁生的精神自传的。[14]在这一博士论文中，他扎实的哲学理论与精细的文本阐述结合得非常好，是理解史铁生思想的重要著作。

　　除却对史铁生、格非、刘震云等当代“经典化”作家的解读，他对“70后”作家群也用力颇深。在对吴文君小说的解读中，李德南阐释了她小说中的意识流动，以及与中国现代抒情小说传统的联系。在对弋舟小说的阐发中，李德南抓住一个“情”字，将之视为弋舟写作的核心：“也只有经由‘情’这一载体，经由这种对西方宗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弋舟笔下那些人物的‘耻’与‘罪’，才真正令我们觉得痛彻，动容。借此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固然活在绝望中，但也不乏微弱的希望；他们有卑微的一面，但是也不乏尊严；他们未必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但是也常常展示出一种令人钦佩的教养和举止。他们都是有道德感的、庄重的人，弋舟的写作，也是一种庄重的写作。”[15]在王十月那里，李德南以中篇小说《寻根团》为例，阐述当代中国的城乡困境并反思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具备强烈的现实关怀。在马拉的以艺术家为主角的长篇小说《未完成的肖像》中，李德南探讨了艺术家形象的建构与解构。在高晓枫的小说中，李德南发现了作家突出的女性视角，并围绕这个视角展开了批评。李德南的这些批评文章，没有选择驾轻就熟的模式框架，而是在细读文本之后，找到那条适合自己进入其中的通道，从而发现了不同的风景。

　　李德南在对以上这些“70后”作家的阐释中，亦体现出了一种美学上的指认，他没有选择那些已经获得市场认可、被反复谈论的著名作家，而是选择这样一批语言坚实、面貌各异的实力作家，这种选择不乏去蔽的用意，在对各种文本的照亮中彰显了“70后”作家可能抵达的高度与广度。这与他对“80后”作家的批评理路是一脉相承的。

　　“80后”批评家周明全说“李德南是‘80后’批评家中，甚至是批评界对‘80后’作家研究最为全面的一位批评家。实力不俗，潜力甚巨。”[16]此言不虚，从2010年迄今在各大文学期刊上较为活跃的“80后”作家，几乎都受到过李德南的关注，对其中的一些代表性作家，他更是以综论的方式进行全方位的批评阐释。作为同时代人，李德南与“80后”写作者在文学道路上可谓结伴同行，共同成长。也许有人会说，研究者要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但我认为，内在的或说近处的视角也是不可替代的，正是在“远”与“近”的参照乃至辩证中，我们才能更好地看清并理解事物。对于文学这样需要感性与情怀的学科来说，尤其如此。

　　在众多的“80后”作家中，李德南为之写过综述文章的有郑小驴、蔡东、孙频、冯娜、陈崇正，以及我本人等等。相对于“70后”作家的研究，他对同代人作家有着更多的理解之同情，时常以自身的生命体验比对着论述，因而其中充满了丰富而饱满的意味，既是共勉，也是一种隐秘的对话。他善于捕捉作家的“文眼”，在郑小驴的写作中他发现了“历史与现实”，他欣喜于“80后”作家依然在有效地处理历史题材。在蔡东那里，他发现了“中正”之美，他的这个说法引人深思：“过于强烈的反叛意识，在瓦解以往的叙事法则的同时，随之而来的，也有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精神衰败，或始终带着不可克服的局限。因此，我想提醒蔡东注意，在大多数的作家都追求剑走偏锋、以‘片面的深刻’为旨归时，她不妨继续强调‘三观’的正确，坚持这种大方大正的写法。”[17]这种评论给予作者的一定是莫大的鼓励。他对孙频的作品评价则是“苍凉而幽黯”，在解读了孙频叙事凌厉的文本后，他得出了具有普遍性的结论：“当下小说家们所必须面对的难题，不是因为故事与结构已经成了对立的两极，而在于很多读者，尤其是不少专业读者，已不满足于阅读那些只在某一方面用力的作品。他们对小说的期待，是全方面位的，涉及故事、结构、语言和意义等方面。如何放宽自己的视野，具备多方面的才能，让小说变成一种‘综合的艺术’，这才是小说家们真正需要迎难而上的地方。”[18]他将我的小说母题定位为“对现代性的省思”，称我的小说叙事美学为“思想的历险方式”，这对我个人的写作都是很有启发的。因为我们同在广州，这种文学交流已经成为常态化了，我感到批评与创作的这种双向交流，是能够不断激发出思想的活力与魅力的。

　　他不仅关注“80后”的小说创作，散文、诗歌他也同样关注，“80后”文学在他的视野中变成了一个时代的整体性产物。譬如，他特别推荐胡竹峰的散文，说“胡竹峰也把写作视为生命的学问，迷恋汉语的庞大传统，在一衣一饭的琐屑中发现人生与自然的情致。”[19]这个点评对胡竹峰是非常恰切的。对于诗歌，李德南其实更有感情，因为他曾经也是一名校园诗人。他给青年诗人冯娜的诗歌写了一个很长的综论，认为冯娜是“一个典型的抒情性诗人”。他依然从存在出发，试图发现冯娜的那个“我”的世界，“而冯娜所念兹在兹的自我，始终是一个抒情的自我，也是一个充满深情的自我。”[20]他还知人论世，提到多次在饭局上见识过冯娜的从容与妥当，然后论述道：“对于她来说，诗在生存论上的意义不在于逃避现实世界，而是借此坦然面对一个敏感的自己，让那纤细的感情可以理所当然地存在。”[21]这种理解已经完全抵达存在论的高度了，不仅理解了诗篇，更是理解了诗心。

　　代际作为一个比较主流的批评概念，经常会遭受一些质疑，李德南选择以“代际”作为进入文学现场的走廊，并非是没有反思的。首先，他已经指出了“‘80后’小说中已然出现激烈的分化。这是在新的文学机制中诞生的一代，也是在新的时间境域中诞生的一代。” [22]他希望写作者尽快找到自己的写作方向，在时代的语境中进行更加具有难度的创造。其次，他清醒地知道“代际”只是一个暂时性的概念，但是对于具体的语境而言，中国历来注重历史的传承，当下社会又处于急剧变迁的阶段，“代际”依然有它的重要性。只有借助“代际”这个台阶，才能将层出不穷的青年作家们分辨出来，并助推他们迈向更高的境地。与此同时，批评也打开了自身的阐释空间，不但让批评家的主体经验从中呈现和升华，而且将更广阔的时空与事物纳入进来，发现了它关于这个时代的不可替代的“真理内容”。对此，张旭东很早就说“代的问题再一次被证明对理解当代中国文学的美学蕴含和历史蕴含具有关键意义……当代中国批评实践与文学实践之间的对话从来都是同代人‘兄弟般’彼此呼唤。这一基于历史经验和自我意识(而非基于专业主义文化分工和‘后个人主义’话语游戏)的紧密关联为当代批评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可能：将写作的辩证法变成批评的辩证法。而新一代人在批评话语中认出自己的形象的时候，便是当代文学批评‘自在自为’地发言的一天。”[23]李德南对同时代作家的批评正是响应了这种“兄弟般的彼此呼唤”，在他一系列用心阐发的批评话语中，一代人得以辨认自身的形象。

　　往深里说，这种“辨认”指向一种隐秘的精神对话。进入新世纪以来，“批评中生机勃勃的个人趣味和生命感悟遭到蔑视，‘职业的批评’最终成了没有热情的说教或知识演绎——没有判断带来的审美迟疑和过度判断带来的精神暴力，是它的两个重要特征。在这个背景里，恢复一种寻美的天性，敏锐的精神，创造的激情，以及宽大、谦逊、建设性的对话精神，就成了当下极为迫切的批评议题。”[24]无疑，李德南的批评就体现了这样的对话精神，他正在努力地让“职业的批评”变为“志业的批评”。他在诸多的批评文章之外，还有许多与他人对话的文章。他的“诠释学精神”让他偏爱这种对话体的文章，迄今仅和我就有过三次一对一的对话，让我收获颇丰。他与同时代各种不同类型的作家、批评家对话，让他能够体悟和发现进入世界的不同路径。因此可以说，这些对话体文章正是“宽大、谦逊、建设性的对话精神”的直接实践。

　　三、历史意识与守护存在

　　随着时间的推进，“80后”一代人开始告别青春并迎来心智的成熟，他们的写作也来到了历史机遇的“深水区”，他们不再会因为年少轻狂而得到特别的宽待甚或溺爱的赞美，他们将要面对的，是一场历史经由他们流向未来的考验。这是一次货真价实的残酷考验，因为无法避免更无从选择，所以谓之“残酷”。在这样的语境下，我本人也一再反思自己的写作，提出了“历史化的个人写作”，并且深深有感于批评对于文学场域的建构功用，因为任何作品的诞生、传播与阐释都有赖于文学场域的运作机制，如果写作无视这样的机制，不对这样的机制进行反思，那么很难获得一种高度自觉的历史与时代的意识。

　　李德南的批评实践从未忘却历史的维度，尽管他“更关注文学现场的变化，更关注文学的当下和未来，重视文本细读、个案阐释和文学观念的建构。但这种关注，是必须以熟悉文学史的脉络和格局为前提的，不熟悉以往的一切，就很难对文学在当下的处境和将来的可能性做出合理的判断，也很难判断作品的价值与意义。”[25]李德南在《从去历史化、非历史化到重新历史化——新世纪小说叙事的实践与想象》一文中专门谈到了历史意识的问题：“一旦我们缺乏必要的历史意识，我们的此时此地也就断裂了，成为话语之乡里的一块飞地。仅仅是随波逐流地内在于这个时代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站远一些，获得一个合适的视距，去深刻、辩证地去看待我们的时代，而不只是沉溺其中。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历史的延续性，形成合理的历史意识，我们才有可能本真地领悟并把握住现实，切中时代问题的核心，借助小说的形式与现实、时代照面。”[26]这种批评观念使他的作家作品研究超越了一个时代的局限性，他的努力便是打通并接续文学史中流淌的那条“文脉”。

　　1980年代以来，我们的文学经历了从“去历史化”到“非历史化”的阶段，李德南明晰区别了这两者，前者是带有特定意识形态性质的解构行为，后者则是忽略了历史的延续性，让时间停留在了孤立的现在。这两个阶段对当代文学是非常重要的，让写作终于摆脱了某种机械历史主义的压迫，并让我们重新发现了当下的日常生活本身。但是，当这样的写作长期延续之后，更大的问题出现了，很多作家在重复自身，尤其是一些很早成名的“80后”作家，已过而立之年依然在写校园的青春文学，对于时代的各种复杂经验完全无感。这样的写作，从长远来看，是无效的写作，是为了满足一己私利的商业文字，从根本上抽空了文学的真实价值与现实关怀。因此，李德南认为是到了“重新历史化”的时刻了，重新历史化并不是回到1980年以前的历史逻辑，而是利用当代积累的各种思想资源，并以世界性的视野，去重新理解与阐释我们的历史。“中国文化在现代性转型的曲折历程中，显现出了更为独特的本土特质，如何将这种‘地方性知识’放置在一个更大的思想场域中进行观照，并凭此建构起中国自身的现当代历史，应该是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应当直面的问题。”[27]

　　在具体的批评中，李德南面对历史的维度，充满了反思的精神，着力于守护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因为守护复杂，便是守护存在，存在总是具体处境下的“此在”。比如他在对郑小驴长篇小说《西洲曲》的批评中，首先肯定了郑小驴的历史意识，尤其是对计划生育的书写，更是触及到了这一代人的成长经验。但他对郑小驴小说中完全站在民间立场的叙事，也有着自己的质疑，“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而言，这种伦理承担的勇气是值得称道的。问题是，小说毕竟有自身的伦理，那就是对事物复杂性的守护；立场过于清晰，过于决绝，很可能会忽略事件本身的复杂性，也会损伤思考的力度和深度。”[28]他希望小说能将历史现场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更好地还原出来。他对郑小驴的写作充满了理解与爱护，他同情郑小驴的一些更为激烈的作品或被删节，或无法发表，这种困境，也是写作在这个时代的痛苦经验之一。

　　从存在论出发，并且不忘历史，亦来自于他对海德格尔的更为全面的理解，他在文章里专门提到海德格尔对历史与存在的反思。海德格尔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说：“无家可归变成了一种世界命运。因此就有必要从存在历史上来思这种天命。”[29]从历史的维度反思存在的天命，这就在时间上敞开了存在的封闭性，不仅要理解当下所承载起来的历史，也要理解未来之于现今的密切关系，这是一种更加宽阔的历史意识。故而李德南在寻美、溯源的批评话语之外，还有着眺望的话语。他在关注“80后”作家的城市书写之时，阐述有些作家与此前的城市写作有着不一样的地方，“尤其是开始尝试对以大都会或新城市为载体的新文明展开反思。而对于现代之为现代，身处不同学科、拥有不同理论资源的学者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但是像韦伯、海德格尔、哈贝马斯、波德里亚等现代思想家都会特别注意现代科学、现代技术、新媒介等因素，认为正是它们的存在，使得人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截然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境域当中。”[30]在这样的理路下，他对我的《没有指纹的人》等反思现代技术的小说在尚无人问津的情况下便给予了热切的肯定，对我的写作是极大的鼓励。在很多文学场合，他都推荐《黑镜》等这样的反思技术的电影，认为这对未来的写作而言，有着切实的启示意义。这样的批评，就是一种让存在的话语彻底敞开的批评，历史的维度与未来的维度交织在一起，成为了理解时代与当下是如何生成的林中之路。

　　诗人、批评家T.S。艾略特在一次讲演中说：“我最为感激的批评家是这样的批评家，他们能让我去看我过去从未看到过的东西，或者曾经只是用被偏见蒙蔽的眼睛看到过的东西，他们让我直接面对这种东西，然后让我独自一人去进一步处理它。在这之后，我必须依靠我自己的感受力、智力以及发现智慧的能力。”[31]因而，激情的洞见、宽容的公正，乃是批评的要义。青年批评家李德南兼具这两者的才能，他怀揣“隐秘的火焰”，带着敦厚的德性，从“我”及“我的经验”出发，跋涉在阐释和对话的道路上，缓缓步入世界的驳杂与单纯之中。那正是他喜欢引用的“一室千灯”的意象，他这盏“存在之灯”的耀眼光芒正在无限接近世界的苍穹。

　　最后，我想说，当此文学价值的危机时刻，在我们脆弱的写作伦理中，假如批评无法建立一个完美的天堂，至少可以建构起一个值得信赖与托付的文学苍穹，让它如蓝天般的伸展、绵延在写作那辽阔的地平线上。这既是我个人的批评理想，也是我对李德南未来批评事业的真切期待。

　　[1] 李德南：《途中之镜》，27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2] 李德南：《途中之镜》，25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3] 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载《读书》1993年第5期。

　　[4] 李德南：《途中之镜》，27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5] 吴义勤：《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现状的认识》，载《延河》2014年第8期。

　　[6] 李德南：《文学现场里的精神对话》，载《文艺报》2012年8月6日。

　　[7] 黄发有：《见证与追问——吴义勤的文学批评》，载《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4期。

　　[8] 李德南：《途中之镜》，22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9] 李德南：《途中之镜》，6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10] 本雅明：《本雅明文选》，44页，陈永国、马海良编，中国社科出版社1999年版。

　　[11] 李德南：《途中之镜》，27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12] [美]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71页，朱生坚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13] 陈晓明：《再论“当代文学评价”问题》，载《文艺争鸣》2010年第7期。 

　　[14] 参见李德南的博士论文：《“我”与“世界”的现象学——史铁生及其生命哲学》，中山大学2014年。

　　[15] 李德南：《途中之镜》，11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16] 周明全：《李德南：隐秘的火焰》，载《创作与评论》2014年第10期(下)。

　　[17] 李德南：《途中之镜》，18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18] 李德南：《途中之镜》，19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19] 谢有顺、李德南：《主持人语》，载《创作与评论》2013年第7期(上)。

　　[20] 李德南：《途中之镜》，20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21] 李德南：《途中之镜》，210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22] 李德南：《途中之镜》，15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23] 张旭东：《批评的踪迹》，25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24] 谢有顺：《从密室到旷野——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转型》，294页，海峡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25] 李德南：《途中之镜》，25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26] 李德南：《途中之镜》，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27] 李德南：《途中之镜》，1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28] 李德南：《途中之镜》，17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29] 海德格尔：《路标》，401页，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30] 李德南：《途中之镜》，151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31] [英]艾略特： 《艾略特诗学文集》，300页， 王恩衷编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