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集》的版本谱系

　　《尝试集》由亚东图书馆初版于1920年3月，为中国新文学第一部白话诗集。此后不断再版，比如1920年9月二版、1922年2月三版、1922年10月增订四版、1923年12月六版、1927年10月九版、1931年1月十二版、1935年8月十五版、1941年3月十七版、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本(简称“人文社”版)、1971年台湾胡适纪念馆的“普及版”，以及新时期以来出现的“导读本”、文集本、全集本、选印本等等。从初版到二版、从三版到四版变化较大，但从二版到三版变化很小；而四版以后的各个版本，虽偶有微调，但基本都是对第四版的重版。这些版本各有不同，但又自成体系，传递了丰富的文学史信息。

　　初版本为平装，32开，162页，封面大小为18.5cm×12.7cm，除收译作3篇外，第一编和第二编分别收21首、22首新诗，另附《去国集》，收入旧诗、译诗21首。第一编作于1917年9月以前，大多未脱文言窠臼。第二编多是在接受钱玄同批评之后所作。这两编中的诗良莠不齐，非常明显地显示了新诗创生时期的“中间物”特征。卷首有钱玄同写的《尝试集序》(简称“钱序”)和作者《自序》。另外，第一编前有《尝试篇·有序》，第二编无序。尤值一提的是，5年前，陈子善先生发现了《第二编·自序》手稿本：“这部《尝试集》第二编初稿本为毛边纸合订本，共计58页，胡适墨笔所书，又有多处红笔修改补充，编订于1918年6月。”(《发现〈尝试集〉第二编自序》)这证明初版本第二编之前原拟想是有小序的，但初版时却被删掉了。其原因可能是，此小序中的大部分内容已被整合进《初版自序》中了，故也就没有留存的必要。第二编序言的发现具有特殊价值：第一、这表明，胡适至少在初版前两年就开始着手策划、编辑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诗集了。第二、这有助于还原初版本原本形态，即完整呈现初版本从策划、编辑到最后成书的过程。第三、在第二编序言中，胡适简要陈述了创作新诗的经过，交代第一编和第二编的编诗设想，初步阐释了“诗体的解放”的内涵，因而这是一篇很有价值的文献，不可不重视。

　　二版卷首添加了《再版自序》，其他类同初版。《再版自序》交代了再版缘由、创作经历及相关理论争鸣，其价值和意义自不待言。第一编和《去国集》的篇目同初版本。第二编除新收入《示威》《记梦》《蔚蓝的天上》《许怡孙》《外交》《一笑》共6首诗外，还对《看花》做了修改，即删除最后两句(“人生在世，须使可爱的见了我更可爱；须使我见了可爱的我也更可爱！”)。关于前者，新加进去的6首白话诗，是其新诗理念发生变化后又一次探索、实践的最新成果；关于后者，胡适曾在《四版自序》中说：“有时候，我们也有不同的见解，例如《看花》一首，康白情写信来说，说此诗很好，平伯也说他可存在；但我对于此诗，始终不满意，故再版时，删去了两句，三版时竟全删了。”上述两方面的调整，初步显示了其白话诗逐渐脱尽文言窠臼，趋向自由、自然的动态。

　　三版与二版相比，除把《看花》删掉的两句重新加上外，其他不变。由于三版极为稀缺，不易查找，加之胡适在日记中对“三版”和“四版”的混淆记录，从而给版本考证与研究带来不小的难度。实物难见，且遥遥不可期，久而久之，就出现了否定“第三版”存在可能性的声音。比如，罗义华撰文称：“《尝试集》再版、四版之间缺了个‘第三版’，如果一定要找一个‘第三版’的话，四版就是‘第三版’。胡适犯下的一个小小的错误，不仅迷惑了他自己，也让诸多关注新诗发展的学人和出版界一错再错。”(《〈尝试集〉“第三版”考辩》，《江汉论坛》2013年第11期)罗以“学界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看到‘第三版’”和胡适日记中的“误记”为由，认为并不存在“第三版”。但是，有关“三版”字样，我们从胡适日记、当时报刊上的文学广告、周策纵《论胡适的诗》等文献中都能查到，这说明“三版”存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版本考证讲求二重证据法，即既要有实物面世，又有文献记载作证，如二者吻合，便可完成对某一版本的认定。罗的仅凭史料推演而得出的结论未免草率了。好在，陕西师范大学的研究生高楠和北京师范大学文艺研究中心的陈爽都亲见过“第三版”。根据这一信息，笔者又到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古旧文献处)查证，证明确实存在该版本(封面题名以及版权页上分别标注“三版”和“中华民国十一年二月三版”字样)。第三版的发现至少有三方面的意义：第一，正本清源，纠正胡适日记及自序中的“误记”。第二、为已出或未出版的各种胡适文集、选集、单行本提供版本依据，避免版本认定上的错误。第三、为考证《尝试集》的版本形态和新诗流变提供第一手材料。

　　四版变化巨大。与三版相比，四版卷首删除《尝试篇·有序》《钱序》《再版自序》，新增《五年八月四日答任叔永书》(代序一)《四版自序》，改写《尝试篇(代序二)》；第一编删除《孔丘》《他》《虞美人》《论诗杂记》《寒江》《沁园春·新俄万岁》共6首诗；第二编删除《一念》《人力车夫》《四月二十五夜》《看花》《送叔永回四川》等12首诗，《新婚杂诗》仅存一首，修改了《你莫忘记》《关不住了》《应该》《威权》《上山》《一笑》6首诗；新增15首诗，连同原二编中的《许怡孙》《一笑》，共同组成第三编；《去国集》删除8首诗，新加入《老树行》。增订后的四版为“善本”，此后诸版本都以此为准不断刊行。增订四版成书前，最值得关注的是“删诗事件”。从三版到四版成书过程中，胡适先是前后自删一遍，后又请叔永、莎菲、鲁迅、周作人、俞平伯等人各删一遍，总共删除了30首诗。这多少有点集体创作的意味。后来，胡适根据周氏兄弟等人的意见，整理了一份删诗目录清单(现保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遂成就《尝试集》第四版。在此过程中，哪些该删，哪些该保留，意见的不同反映了“五四”时期新文学者们新诗观念的不同和实践路径的多元性。比如，鲁迅主张删除《江上》《我的儿子》《周岁》《礼！》《例外》，以“内中却有好多好诗”为由建议保留《去国集》，并认为“近作中的《十一月二十四夜》实在好”。这表明鲁迅的评判标准在于诗意的有无，而非其他。单纯述景，直白式宣泄，应酬式寿诗，因其苍白无诗意，自然不合鲁迅趣味，而《十一月二十四夜》不但脱离了文言窠臼，借助象征、暗示显现青涩的意境，而且以类似“老槐树”、“枣树”、“老干叶”、“幽艳的秋天”、“没气力的声响”这样的语象初步彰显新文学语言的审美特质。这使得鲁迅在这里寻得了精神上的共鸣。而对胡适来说，是否是“白话新诗”是其取舍的根本标准，甚至无视诗与文的区别(尚来不及思考)而保留下一些类似散文性的诗。胡适极为重视周氏兄弟的建议，依然保留下鲁迅建议删除的《江山》《礼！》《例外》，不过，他也始终保持自己独立的思想，至于留取一些明显具有古体特点的旧诗，特别是保留《去国集》，除出于尊重同行意见之外，更多还是考虑如下：“内中虽然还有许多小脚鞋样，但他们的保存也许可以使人知道缠脚的人放脚的痛苦，也许还有一点历史的用处，所以我也不避讳了。”(《四版自序》)这里所谓“历史的用处”，也即，它既可清晰地显现“进化论观念”和“实验精神”如何深入影响着其新诗歌创造之路，也可充分呈现新诗是如何从文言到白话一步步发展前行的演变轨迹。由此可见，胡适对三版如此“大动干戈”，并不遗余力地听取同仁们的意见，其用心可谓良苦。

　　1971年胡适纪念馆的普及本和1984年人文社版，分别在台湾、大陆先后发行。前者为小开本，便于携带，封面大小为16.7cm×9.3cm，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编纂、出版。卷首《校后记》云：“《胡适诗歌》普及版，即《胡适手稿》第十集的普及版，乃是应许多爱读胡先生文章的青年的要求而出的。这个普及版分为三册：一、《尝试集》，附《去国集》；二、《尝试后集》，附未收的诗歌；三、《诗选》，附删剩的绝句及山歌、民歌、《云谣集》等。”与其他版本相比，其最大不同在于，它把从初版到四版中删除的诗歌重新补入，初版的钱序、二版和四版的自序悉数保留。很显然，这是一个全新的版本。1986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以胡适纪念馆普及本为准，将之列入《胡适作品集》(共37集)中，为第27集。后者为依原增订四版重新排定，并订正了原版中的个别错讹之处，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第一批)中的一种，卷末附有四版删去的初版和再版中的序及诗。2000年7月，人文社出版了一套《百年百种中国优秀文学丛书》，《尝试集》为其中一种，所依据的版本即1984年这一版。这两个版本的服务对象主要是高校教师、各类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或文学爱好者。其实，新时期以来，在中国大陆，《尝试集》的版本形态趋于多元，除上述人文社的“选印本”外，还有1982年上海书店的影印本(带书衣)、2001年陈平原的“导读版”、2003年安徽教育出版社的全集本，201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文集本等等。不过，对比台湾与大陆的各类版本，两者在编选思想、再版体例、出版方式等方面的不同，也反映了两岸读者、研究者在阅读趣味和专业志向方面的一些差异。这种差异值得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

　　印量及再版次数能比较直观地反映一部书的畅销程度及影响力。1949年以前，《尝试集》各版本大都没标注印数，故发行总量就无法确知，但我们可以根据出版方的档案材料和作家本人的文字记录做大体上的估算。关于前四版的印量，胡适在《四版自序》中说“……这点大度的承认遂使我的《尝试集》在两年之中销售到一万部。”此外，在胡适记载的一份版税账单中，记录了从初版到再版的总印数：12000册，从第四版到第十版的总印数：20000册。(《胡适全集》第31卷第300—301页)原亚东图书馆编辑汪原放也有明确记载：“至1922年《尝试集》印四版共15000部”，“到1953年亚东图书馆结束时止，《尝试集》共印了47000册”(见《回忆亚东图书馆》第53页)。这两个数据应该说是比较可信的。因为按照民国时期新文学初版或再版的基数(2000册)和在1940年的版次(十七版)之积(2000×17=34000)，再加上前四版印量(1万册)，其总量至少达到44000册，这就接近汪的记录(47000册)。新时期以后，人文社版首印22500册，印量很大。台湾胡适纪念馆的普及版亦没标注印数，按常理，既然是“普及”版，其印量当不在少数。总之，《尝试集》版本多，印量大，流传广，其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