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如用我何妨死？

——“风月无双”张恨水的另一面

　　提起张恨水，世人多联想他笔下那些风花雪月的词章、风流才子的小说、缠绵悱恻的爱情，是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天字第一号的人物”，却鲜有人了解他骨子里浓厚的爱国情怀和“远居江湖却心怀庙堂”以天下为己任的另一面。毛泽东曾亲自接见他，毛泽东、周恩来都曾对他敢于揭露社会现实、勇于针砭时弊给予高度评价。张恨水，这个既能写出《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小说的才子，又能大喊“国如用我何妨死”抗战到底、荣获“抗战胜利”勋章的报人，称得上“风月无双”、“爱国至上”。20年代他着力于对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揭露和嘲讽，30年代描写和歌颂抗日爱国军民的英勇斗争，40年代则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一

　　1924年4月16日开始在《世界晚报》上连载的《春明外史》，是张恨水的成名作。《春明外史》本走的是《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的路子，不过张恨水“觉得这一类社会小说犯了个共同的毛病，说完一事，又递入一事，缺乏骨干的组织”。于是，决定用一个主角来贯穿全书，即“以社会为经，以言情为纬”，由新闻记者杨杏园与雏妓梨云和才女李冬青的恋爱故事为引线，引出20世纪20年代北平三教九流的人情百态。当时的北平在军阀、官僚、豪绅相互勾结把持下，一片乌烟瘴气。官僚政客们勾心斗角、贪污受贿、捧角狎妓、声色犬马，无良商人吹牛拍马、拆白骗钱、虚情假意、尔虞我诈；歌舞升平的另一面，是广大下层百姓的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张恨水“用作《红楼梦》的办法，来作《儒林外史》”。

　　1927年始创作《金粉世家》，此书以金燕西和冷清秋的恋爱、结婚、反目、离散为主线，写了金铨总理一家悲欢离合、荒淫无耻的生活。小说通过钟鸣鼎食，世代簪缨的“金粉世家”，展示出北洋政府时期，豪门巨宦穷奢极欲的生活和奥秘，在“金”和“粉”的侵蚀下，在温情脉脉、天伦之乐的后面，是狰狞丑恶的尔虞我诈；慈样恺悌的面纱底下，隐藏着杀气腾腾的金钱利害冲突，冷清秋的“齐大非偶”的悲惨命运，正是揭示了“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这个“鬼”就是“自作孽，不可活”的“孽”，同时它也由此“家”到彼“家”，反映了整个北洋政府上层社会的众生相。

　　1930年3月17日在《新闻报》开始连载的《啼笑因缘》，描写的是富家子弟樊家树和唱大鼓的少女沈凤喜、豪门小姐何丽娜、江湖侠女关秀姑三位女子的恋爱纠葛，在这样一个多角恋爱故事中，又穿插了封建军阀强占民女，侠客锄强扶弱的情节，故事融“社会”、“言情”与“武侠”于一体，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这部小说的平民观念和明确的社会批判立场，超越了此前趣味性压倒思想性的通俗小说，使得它不但成为民国通俗小说的第一代表作，而且也引起新文学界的刮目相看。

　　二

　　随着时代的变化，张恨水的小说创作在内容、题材上也不断扩展、变化。1931年“九一八”国难，为遣发内心的悲愤，张恨水把在上海《新闻报》连载的长篇小说《太平花》增加了抗战内容，这是他写国难小说的开端。

　　有些人误以为张恨水是迫于压力，“不得不做‘国难小说’”，其实不然，从踏入新闻业之初，他就关心国事民生。早在1925年，除长、短篇小说创作外，张恨水几乎每日有杂文见报，内容多因时因事而发，抒发情感，针砭时弊。1932年，他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创作了小说《九月十八》、剧本《热血之花》等文字，鼓吹抗战，结集为《弯弓集》，其中有豪言曰：“背上刀锋有血痕，更未裹创出营门。书生顿首高声唤，此是中华大国魂。”这时期张恨水“国难小说”最出色的作品是《满城风雨》，它真实描绘了军阀混战和外寇入侵给国人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其结尾义勇军奋起抵御外寇，表明了张恨水坚决的抗日立场。从此，张恨水写作的意识“又转变了个方向”，写任何小说，“都想带点抗御外侮的意识进去”。

　　1934年，张恨水自费考察西北，目睹了西北人民在军阀混战、天灾人祸的侵袭下，卖儿鬻女、易子相食的凄惨生活，他深受震动，曾写道，“在西北之行之后，我不讳言我的思想完全变了，文字自然也变了”，后以此为素材撰写了《燕归来》《小西天》两部长篇小说。1935年创作的《艺术之宫》通过裸体模特秀儿的悲惨遭遇，对所谓绅士阶级进行不遗余力的讽刺。

　　1936年创办《南京人报》。该报以主张抗日、注重社会新闻、讲求编排技巧受到市民的热烈追捧。张恨水在副刊《南华经》上，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中原豪侠传》《鼓角声中》以及大量的诗词散文。值得一提的是《中原豪侠传》。在《序》中，张恨水写到，游历西北，途经河南时，他亲眼所见的红枪会、民团等地方武装极多，认为这也是可以用来抗日救国的武装力量，应当教育他们爱国，“必须灌输民族意识，教以大忠大义”。该小说以河南义士王天纵在深明大义的妻子鼓励下，毅然参加了辛亥革命的事迹为素材，刻画了一批爱国爱民的“义士”，强烈地体现了民族爱国主义，把武侠小说仇杀殴斗的门户打杀，上升到爱国革命的主题上。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面对国家的兴亡与民族的前途，张恨水不止一次大声疾呼：“国如用我何妨死？”“抗战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国亡不保，何以家为？”是年，入居重庆，应邀加入大后方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新民报》，主编文艺副刊，取名《最后关头》。他在发刊词中写道：“‘关’这个字，在中国文字里，已够严重。‘关’上再加‘最后’两字，这严重性是无待词费了。最后一语，最后一步，最后一举……这一些最后，表示着人生就是这一下子。成功，自然从这里前进；不成功，也决不再有一下……这呐喊声里，意味着绝对是热烈的、雄壮的、愤恨的，决不许有一些消极意味。我相信，我们总有一天，依然喊到南京新街口去，因为那里，是我们的《南京人报》！”从这气壮山河的呐喊声中，可以看出张恨水的爱国热情与义无反顾。这时期他经常以“关卒”为笔名，在《最后关头》以笔作箭，弯弓射日。他还为《最后关头》规定了登稿原则：一是抗战故事(包括短篇小说)；二是游击区一斑；三是劳苦民众的生活素描；四是不做空谈的人事批评；五是抗战的文章。张恨水以实际行动参与到全国人民的抗日大潮中。

　　同年，激愤于在南京、汉口等地看到的许多“爱国有心，请缨无路的人”，觉得有爱国而发狂的存在，从而创作小说《疯狂》。期间，又写了一些有关游击队的小说，如《冲锋》《征途》《游击队》《大江东去》等。

　　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张恨水被选为通俗小说家中惟一的理事。与新文学的关系上，双方也由对立转变为合作。抗战期间，张恨水在贫困的物质条件下，创作了大约20部作品。

　　自30年代末，有感于当时通行的口号式、标语式的抗战八股，难以引起人民共鸣，张恨水决意写“那些间接有助于胜利的问题，那些直接间接有害于抗战的表现”的作品，因此采取“寓言十九，托之于梦”的手法，于1939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八十一梦》。小说以散体的形式，对国民党统治下的“陪都”腐败的官场和社会上种种黑暗现象进行揭露和鞭笞。后在国民党特务的压力下，被迫草草结束。1942年，周恩来在重庆与陈铭德、罗成烈、张恨水等人畅谈时，对《八十一梦》给予热情肯定，他说：“同反动派作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到‘开天窗’，恨水先生写的《八十一梦》不是就起到了一定作用吗？”

　　同年，除《八十一梦》外，张恨水还撰有《蜀道难》《秦淮世家》《潜山血》等长篇小说及一些针砭时弊的诗词。其中有一首讽刺诗写道：“日暮驱车三十里，夫人烫发入城来”，借孔祥熙之女孔二小姐兴师动众的烫发事由，直指四大家族的穷奢极欲，挥霍无度，一时成为重庆社会的美谈。

　　1940年2月11日，长篇小说《水浒新传》开始连载，此书借古讽今，凸显民族气节，曾受毛泽东赞誉：“《水浒新传》这本小说写得好，梁山泊英雄抗金，我们八路军抗日”。

　　张恨水还认为抗战是全国人民谋求生存，但又是前后方人民所迫切感受的生活问题。“没有眼前的生活，就难于争取永久的生存了”。为此，40年代张恨水接连创作了长篇小说《牛马走》《第二条路》和《负贩列传》等，趋重于生活。其中《牛马走》(后易名《魍魉世界》)以抗日时期的重庆为背景，抨击了那些醉生梦死的官僚权贵和置民族危亡不顾大发国难财的商人；《负贩列传》(后易名《丹凤街》)叙述了童老五等“重然诺，助贫弱，尊师、敦友”的“丹凤街的英雄们”，“朋友之难，死以赴之，国家民族之难，其必溅血洗耻”的故事，希翼在国家危难的紧要关头，唤醒那些沉睡的中国民众，起而反抗。同时期连载的随笔《上下古今谈》，更是借谈社会现象，针砭当时的贪污腐败。

　　抗战时期，国共双方都称赞张恨水的“抗战小说”，“骂得好，骂得对”，既表达了民众被压抑的诉求，又对贪官污吏、道德败坏进行批判。1945年8月，毛泽东在渝期间，与各方面代表举行了多次座谈，曾接见张恨水，肯定他创作上的进步倾向。同年9月，国民党政府向1000多人颁发了“抗战胜利”勋章，张恨水也在其列。

　　三

　　抗战结束，内战随即爆发，张恨水愤慨时事，忧国忧民，笔调便也越发沉重和尖锐。1946年4月，北平《新民报》创刊，张恨水任经理兼副刊《北海》主编。对于该报的宗旨，他坚持“超党派”立场，反对扰民，他在发刊词中说：“凡是不体恤老百姓的举动，我们就反对，至少也不应该捧场。”“我们也不和执政的或在野的，曲为解说，去欺骗老百姓。”

　　1946年创作的《虎贲万岁》，是中国第一部现代战史小说。张恨水以平实的笔触，描写了1943年常德会战中守城部队国民革命军第74军57师宁死不退坚守阵地的悲壮事迹。在本书的序言中，详细交代了小说写作的缘由。57师幸存下来的英雄找到了张恨水，希望他能将这些壮烈的事实写成文字，让那些为了国家民族献身的人们，能够借着文字的流传永垂不朽。张恨水也考虑到自己并不擅长写战争题材的作品，而且对于军旅生活完全没有任何概念。但在一次次的交往中，觉得有那份历史的责任要把这些事实流传下来，最终答应捉笔。

　　是年9月开始连载的长篇小说《纸醉金迷》，再现了抗战胜利前夕，陪都重庆沉湎于声色、赌博和抢购黄金的疯狂现实。小商人、银行家、交际花、公务员、老妈子，甚至苦力工人，无一不被卷入黄金潮……作为讽刺暴露现实之作，作品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国统区丑陋、卑琐的世态炎凉。

　　同年开始创作的《巴山夜雨》是张恨水“痛定思痛”之作。小说以冷峻理性的笔触，在控诉日寇战争暴行的同时率先对民族心理进行探索，解剖国人在抗战中表现出的“劣根性”。小说以主人公李南泉为轴心，向读者展现了一幅蜀东山村众生图。台湾学者赵孝萱称该书是“张恨水的最重要代表作也是他一生作品最高巅峰”。

　　1947年，《五子登科》连载，作品以日本投降后国统区的黑暗现实为背景，讽刺了国民党接收人员的贪婪无耻，荒淫腐败。小说化用五代时窦燕山五个儿子全部登科的典故，全面展示了以主人公金子原为代表的接收大员疯狂索取和占有“金子、房子、车子、女子、票子”的一系列荒淫无耻的丑行。

　　1949年，张恨水因高血压突然发作，患脑溢血。病愈后，从1953年开始，改编了一系列民间爱情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白蛇传》《孟姜女》等中国民间四大爱情故事出版后，深受欢迎。从此，张恨水的余生又连续写了《秋江》《白蛇传》《孔雀东南飞》等多部中、长篇小说。

　　行笔至此，记起1944年，文协、新文学会、《新民报》等联合为张恨水庆祝五十寿辰，潘梓年、老舍、罗成烈、邓季惺等人都为此撰文。其中重庆《新华日报》刊出专文庆贺，指出：“他(张恨水)的小说与旧型章回小说显然有一个分水岭，那就是他的现实主义道路。”并指出他的创作倾向是“无不以同情弱小、反抗强暴为主要的题目”。这样的评价是颇为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