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缘起及意义

    “文协”“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究竟由谁率先提出？为什么要提出？又是如何具体实施及其意义何在？当我们重新回眸新文学重要团体之一的“文协”活动，公允评述它在抗战文艺中的卓越贡献，及其推动新文艺发展的积极意义时，考辨这些问题的缘由，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

　　一

　　新中国成立前，新文学第一部现代文学断代史蓝海先生(田仲济)的《中国抗战文艺史》中谈到“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时，最早冠以了“口号”之名。“‘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是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提出的两个口号，实践的步骤是文艺的通俗化与大众化，旧形式的利用是实践的具体方式。”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部组织编写的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则说，“在‘文协’成立大会中就有两个口号性的标语：‘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显然，该“口号”的出现并非是哪一个人提出的，而是“文协”成立大会上的标语。回到历史的现场，再来寻踪“文协”的相关史料。无论是当时成立大会后，接着由茅盾、老舍、胡风、王平陵、孔罗荪等97位各界各个派别作家联合签名发表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趣旨》，还是1938年5月4日“文协”会刊《抗战文艺》第1卷第1期的《发刊词》中，并没见到其中有明确的该口号提出的文字。一直到《抗战文艺》从三日刊改为周刊的第1卷第5期上，刊登了姚雪垠的《通俗文艺短论》，文章谈到对战时倡导通俗文学的要求时指出：“我们新通俗文学仍旧不能达到真正的通俗的地步，不能适当的表现出新内容，更不能获得我们所要求的艺术效果。纵然勉强使文学‘下乡’或‘入伍’，也是枉费一番心。”自“文协”成立两个月来，这应该是最早见到文字表述与“口号”相一致的内容了。一年以后，1939年3月《抗战文艺》第4卷第1期刊出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周年纪念特刊”。其中有一组作家纪念性的短文，以群的《感想断片》写到：“去年，当‘全国文协总会’举行成立大会的时候，我们曾在会场中看见两条巨大的标语：‘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这醒目的标语使人们从心里涌起异常的兴奋，因为这说明了‘文协’工作的一个中心目标，也预示着中国文艺运动的前途。”安娥的文章题目就是《“下乡”与“入伍”》，也提到“去年在‘文协’成立会那天，有两条鲜明标语：‘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当日许多人的演讲中，都把这两句话充分的证实了他的准确性。”这应该是王瑶文学史里“有两个口号性的标语”说法的由来吧。再看，最接近历史时段的事件相关回忆和记录。在现存的“文协成立五周年纪念特刊”史料中，老舍的《五年来的文协》回顾，开篇就记述5年前“文协”成立大会的实况：“正在开大会的时候，敌机空袭武汉。在轰炸声中，大会继续进行，并未少停。那一天，敌机没能扰散大会”。同一刊里，梅林的《文协五年来工作志略》详细记录了“文协”自1938年2月24日的筹备大会以来，每月工作情况要目，其中也记载了一年前成立大会在敌机轰炸中继续进行“直至下午3时许才完满闭会”。同时，较为详细地叙述了大会宣言的六项主要内容，主要强调了新文学运动的传统，以血泪为文章，为正义而呐喊，号召现战时的文艺家们必须联合起来，以笔为武器，参加抗敌工作。抗战急需将“文学”放大为“文艺”，将传统文人结社集合到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大组织中，要求全国的文艺工作者团结到民族抗战的旗帜之下来。“文协”组织虽然表面没有直接对会场上两个标语的呼应和解释，口号之提法更多应该是后来文学史家的叙述和概括。无疑，问题的重要不在“文协”说了什么，而在她做了什么。

　　二

　　“文协”成立以后，一系列的言行举措，切切实实地在践行着抗战文艺大众化通俗化的方向，积极引导着作家们走向“文章下乡，文章入伍”。

　　“文协”最先在其团体组织的宣言中，大张旗鼓地号召作家“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我们感到文艺抗战的重大，散处四方的文艺工作者有集中团结，共同参加民族解放伟业的必要”。“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像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发起旨趣》)。“我们要把整个的文艺运动，作为文艺的大众化的运动，使文艺的影响突破过去的狭窄的知识分子的圈子，深入于广大的抗战大众中去！”(《抗战文艺·发刊词》)“在目前，我们文艺工作者必须紧急动员，展开文艺大众化的工作，使我们的作品深入到都市，乡村，前线，后方的一切所在当中去”(以群《扩大文艺的影响》)。“一个抗战文艺工作者，是要参加抗战的队伍的，但是，他的队伍，是抗战文艺的队伍。他应当是一个抗战大众的心灵的机师。”“作家必须加强她们的社会的关心，积极地参加到抗战的队伍里边。由于生活的实践去加强艺术的实践。”(穆木天《抗战文艺运动的据点》)上述实录文字均出自“文协”成立后的两个月之中，其表达的思想主张显然与成立大会上的标语“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某种程度正是其口号观念的释义。

　　“文协”在理论和方法上认真探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具体内容和方式。“文协”的会刊《抗战文艺》创刊主旨，“希望能够成为推进抗战文艺运动，建立国防文艺工作的有力的武器，要真正能够达成文艺运动的讨论室，文艺工作记录册的任务”。“文协”成立后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号召作家为前方将士编写通俗读物，到前线送书报慰劳。在战争的艰苦条件下，《抗战文艺》虽然经历三日刊、周刊、半月刊及月刊的剧烈出版变动，但是会刊自始至终积极探讨文艺的大众化通俗化，文艺必须服务于抗战的需要的宗旨没有动摇过。如姚雪垠撰文《论现阶段的文学主题》发表会刊第2期，接着第3期发向林冰的长文《通俗读物编刊社的自我批判》和老舍的《通俗文艺散论》；而改周刊后的第1期就落实成立大会上，决定出版100种供给士兵阅读的通俗文艺读物事宜，并且发《怎样编制士兵通俗读物》座谈会纪要和姚雪垠的《通俗文艺短论》等文章，积极探究文艺面向大众、前线的途径和方法。文艺“下乡”、“入伍”不是文学的简单化，伟大时代，作家写不出反映时代的作品，“不仅是文艺运动的损失，也是作家的耻辱”。“派新的生力军‘下乡’‘入伍’，同时把散在‘乡间’‘部队’中的文艺游击军组织起来，而布成全国前后方各地的文艺运动网”，作家安娥如是说。胡秋原却讲得更为具体，作家“到民众中间，了解他们的生活，尤其重要的，和他们共同的生活，真正‘下乡’‘入伍’，了解他们的词汇，了解他们的感情与思想，只写一句‘他妈的’不一定就是大众文学”。正是“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理念，形成了全国抗战文艺初期新的动态和动向。这被文学史家蓝海描述为“由前线主义到地方文艺的兴起”、抗战文艺“突进现实生活的密林”。

　　“文协”作家踊跃走出书斋，深入乡间前线，“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真正有了群体组织形式的保障。“文协”3月成立4月就派出盛成、郁达夫作家代表奔赴台儿庄劳军慰问。同时，西安、成都、长沙、贵阳、广州等地分会先后成立，扩大了抗战文艺运动广泛开展和影响。接着一个个抗战作家群体应运而生。1937年8月初，在延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中共中央率先酝酿成立了以丁玲为团长，有30多位团员的“西北战地服务团”。1938年5月，在陕甘宁边区文化救亡协会，与×路军政治部的合力之下组建了“抗战文艺工作团”，分派多个小组，每组3至5人深入战区工作，参与作家有吴伯箫、卞之琳、周而复等人，团长作家刘白羽说：“我们抗战文艺工作团就是为了团结文艺工作者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而组织的。”其主要工作，就是“在所在各地推动文艺组织文艺团体之建立，注意到文艺干部的培养和提倡”。1939年5月“文协”理事会决定派出由老舍、胡风、王平陵、姚蓬子等作家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南北路慰劳团到前线慰问。同年6月“文协”又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王礼锡为团长、宋之的为副团长，团员葛一虹、杨骚等13人，从重庆出发，长途跋涉，途径四川、陕西、河南、山西、湖北等省，历时半载，深入前线重点访问了中条山、太行山两大战区。除此之外，不论在前线还是敌后，在全国武汉、重庆、西安、延安各地，实际上都出现了各种形式和类型的大大小小的文艺团体、作家群体，诸如1938年4月在武汉的政治部第三厅与“文协”就“集中了很多进步文化工作者，曾选择战地工作较久的戏剧艺术人才编为10个抗敌演剧队和5个抗敌宣传队，队员都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然后分发到各战区”，深入前线和后方进行抗日宣传。1939年3月在延安的“鲁艺文艺工作团”赴晋东南工作近一年之久；还有类似的延安抗大文艺工作团、鲁迅实验剧团、抗战剧团、烽火剧团等民众文艺团体组织也有多种。正是这些蔚为壮观地活跃在乡间和前线的“笔部队”，具体而深入地实践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文艺工作，从而开创了抗战文艺的新局面。

　　三

　　“文章下乡，文章入伍”作为“文协”团体抗战文艺工作方针之一，它简洁明了的文字表述，极富有标语口号的性质。但是她朴素鲜活的词汇，迅即获得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认同，并且成为抗战文艺工作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最重要的是，将其纳入“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考察，也给我们许多文学史意义的启示。

　　其一，“五四”开创的新文学其核心的理论观念，是“人的文学”不断向深度和广度的探究。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新文学“口号”(思想主张)提出是其主要标志。抗战爆发，“文协”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口号之前，不乏有一系列文学口号的讨论。如五四文学革命确立的“人的文学”，而衍生出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和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两大作家社群；20世纪20年代末无产阶级文学的崛起，有过激烈的“革命文学”之辩论，30年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后期也产生了“国防文学 ”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每一次文学口号的提出和讨论，无疑是五四新文学进程一次精神炼狱，推进新文学向着时代现实生活的贴近，文学现代精神的彰显。可是，论争中过分强调“口号”发明权的团体宗派意识，多少对新文学自身建设有所削弱。“文协”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具有鲜明的口号形式，而从一开始却淡化口号推出者，重在口号内容的落实和具体实施。这抓住了新文学建设的魂灵，既团结了广大作家又深入了文学本质的认知。“文协”这一重要的独特贡献很值得后人认真思考。

　　其二，五四新文学以来，一直在寻求新文学如何面向大众的问题。“文协”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倡导，不仅最有效地解决了抗战动员与文艺普及之关系的实际问题，而且为新文学大众化路径探索了宝贵的经验。“文协”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表面急就于抗战的动员，要求文艺宣传抗战，服务抗战。而实际正是为应急触及到新文学一个重要的神经，即新文学作家思想意识和创作态度的取向问题。到乡间去到前线去，使得作家真正放下架子贴近了生活，融入平民大众之中，在实践的过程中切实地体味到文学普及与提高并非相互割裂，而是可以统一。这在“文协”一次次组织作家探讨通俗文艺大众化的座谈会中，足可见一斑。

　　其三，“文协”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直接产生了一大批新型文艺的创作成果，极大地丰富了抗战文艺的天地，也拓宽了五四新文学的领域与部门。重在创作实践的文艺大众化，经“文协”“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明确指引，不只是现代作家在战火硝烟中获得重生，而且使得文艺结出了丰硕的新果。作家源于战地需要的创作不仅是多样化的，而且是贴近军民生活，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比如用民歌曲调填上新词并演唱，产生了很好的演出效果。抗战文学中大量的诗歌(鼓动诗、朗诵诗、长篇叙事诗)、报告通讯、速写、戏剧(歌剧、独幕话剧、街头剧)等文学样式特别繁荣，还有鼓词、快板书等民间曲艺也深受欢迎。这些新型文艺创作大都正是由深入前线、贴近士兵百姓的作家率先实践和倡导的。他们不仅奠定了抗战文学基本的创作路向，而且最大限度地改写和丰富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内容和文学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