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中的“作家战地访问团”

    上世纪80年代，由四川社科院几位研究人员编辑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史料选编》中收录的“访问团”日记共分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13位成员轮流写作的集体日记《笔游击》，按写作时间顺序分为《川陕道上》《陕西行纪》《在洛阳》《汉奸和红枪会代表的谈话》《中条山中》《王礼锡先生的病和死》六部分，当年曾先后发表在“文协”会报《抗战文艺》上。但发表时却没有按照写作时间顺序，而是先在《抗战文艺》第四卷第五、六期合刊(1939年10月10日出版)上刊出了报告王礼锡自罹病至逝世情况的第六部分，同时配发了署名“吉罡”的悼文《悼王礼锡先生》和老舍的悼诗《哭王礼锡先生》；其余部分则随后发表在第五卷一至六期和第六卷第一期上。第二大部分是访问团团长王礼锡的个人日记，时间为1939年6月18日至8月12日，其中有若干天的日记发表于香港《星岛日报》。这批日记的手稿现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曾刊于《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并配有访问团团员方殷撰写的《写在〈王礼锡日记〉前面》一文，详细地介绍了这批日记写作和发表的始末。第三大部分是访问团成员白朗的日记，时间为1939年6月18日至9月5日；这批日记被列入郑伯奇主编的《每月文库》，1940年2月由重庆上海杂志公司以《我们十四个(日记)》为名出版时，又在全文前补入白朗写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七日归途中”的《前记》一则。这三大部分日记较为详细地记述了“访问团”前期和中期战地访问活动的情况，保留了珍贵的史料；许多篇章又写得颇具文采，记人记事都生动传神，加之带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堪称抗战时期战地报告文学中的佳作。特别重要的是，由于作者身份、性别的不同和成长经历、性格兴趣的差异，他们的日记虽然反映的是同一段时间内的同一项工作，但侧重点又各不相同。它们互为补充，为后人比较全面地复原出一幅黄河两岸烽火连天、秦岭南北协力御侮的历史画面，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字为我们勾勒出了大时代中知识分子的多重心态。

　　1939年6月18日，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作家战地访问团”终于得以出发。身为团长的王礼锡先是在日记里感慨“打算了半年的战区之行，到今天才算是真正达到了目的。今天真离开重庆了”，紧接着便以访问团负责人的高度责任感，回顾了自己自1938年年底归国以来、乃至抗战爆发以来的工作。他战前长期在欧洲从事国际援华运动的宣传联络工作，甫一回国，便向郭沫若、老舍等人建议开展国际的文艺宣传活动。这一建议恰好与“文协”出版部正在策划的“文章出国”活动不谋而合。在“文协”第一届年会上当选第二届理事的王礼锡，其主要任务应该是借助他多年来在欧洲外交界和文化界积累的丰富人脉，继续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宣传工作；而他最初萌生前往敌后访问的念头，也是为了“去把敌后方我们的活动告诉一切国际人士，使他们知道日本占去的领土，仅是点的，至多是线的，决不可能是面的”，以此向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昭示中国人民不屈的抗争精神。为此，他曾两次当面向蒋介石表达这一意向，并得到了蒋的认可。随后，他先以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军委会战地党政委员会中将委员的身份出任“冀察绥晋指导员”，又因“文协”成立作家战地访问团，“在讨论人选问题时，大家发现我所走的路线和他们所要走的路线是一样，于是要我兼访问团团长的责任”。这一决议是在“文协”第二届第一次常务理事会上作出的，据《会务报告》，“王礼锡先生本当北上调查，现愿与访问团同行，就便领导，最为相宜”。这便是王礼锡出任“访问团”团长的来龙去脉，也是葛一虹在《悼念王礼锡先生——兼记作家战地访问团》一文中提及王礼锡时称“领团王礼锡还是一位委员兼将军”的原因。

　　除了回顾自己归国前后的工作情况并计划访问团出发后的工作任务，王礼锡6月18日的日记中还有两方面内容。其一是因为访问团出发之日恰逢高尔基逝世三周年纪念日，团员们在由重庆到达内江后在旅馆里举行了一个纪念典礼，王礼锡由此回想起多年前在莫斯科参加苏联作家会议时高尔基给自己留下的深刻印象，进而决心以高尔基、巴比塞等进步作家“吃苦、写作、斗争、不离开社会运动”的精神来要求自己。其二是对前来送行的人、特别是妻子陆晶清(小鹿)的“惜别”之情。这两部分的内容虽然都饱含深情，但记述都相对简略。

　　出发当日的《笔游击》由画家陈晓南执笔，文章写得四平八稳，颇有“流水账”之嫌。但画家自有其慧眼，记事之余不忘将目光投向车窗外“富丽”的四川乡野，甚至感慨“真像一幅幻灯的五彩风景片”；而那种“轻松愉快而活泼”的心情，更是同白朗在当天日记里的表述颇有出入。她的日记是这样开头的：

　　早晨五点钟，在梦中被烽(即作家罗烽，白朗的丈夫——笔者注)唤了起来，心里十分兴奋，我们终于要出发了。这一个盼望已久的佳期使我喜悦，同时感到万分的新鲜。可是一听到老太太突然带着哭音在蚊帐里哼起催眠曲的时候，我的心竟猛烈地抖颤起来。……

　　“兴奋”而“喜悦”“新鲜”的心情就如一现的昙花，迅速衰败在微雨的山城之晨。头发花白、垂头沉默的老太太，以及充满稚气而又因父母即将远行而不安的婴儿，此刻已经完全占据了白朗的心。在此后的整整一天里，她的情绪反复波动，“身体是完全解放了”，但“未解放的是一颗悬悬的心”。

　　王礼锡有着在海内外出版界、政界和外交界摸爬滚打几十年的历练，尤其是亲历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和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又在欧洲见识了德、意法西斯的统治，早已造就了在种种困难和突发情况面前处变不惊的心理素质，因此，他可以在颠簸的公路上作打油诗自娱，每到一地必会前往名胜古迹如武侯祠、剑门关等瞻仰，并赋诗抒发思古幽情，甚至在面对遭到日机轰炸后的成都时能联想到曾经游历过的澎湃(即意大利著名的庞贝古城)。反观白朗，这种“访古”对她来说不啻是一种折磨。为了不脱离集体活动，6月20日这天她“勉强”地和其他团员一起参观了杜甫草堂，但仍不忘在日记里抱怨“对于这位诗人的拜访，我没有一点儿热诚和兴趣”。虽然她自白说是因为“对于旧诗毫无研究，同时杜甫诗人的身世更是一无所知”，但原因未必这么简单。蜀道之难让她苦不堪言，对家中老人孩子的挂念更加重了她的失眠症状。但就是在这一天，她“见到了萧军的爱人王女士”(即王德芬——笔者注)。面前这个“捧着五六个月的大肚子”的女人，居然让白朗产生了联想：

　　她的态度温柔，面孔的一部分很像萧红，人是和蔼可亲的，不算美，但样子相当可爱，看了她使我回忆起哈尔滨初恋时代的军和红。那情景和现在站在我面前的一对，正没有两样。

　　此时距二萧正式分手已一年有余。同为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曾经的一对金童玉女，如今却劳燕分飞。眼前这对仿佛“昨日重现”的夫妇，恰恰触动了先是背井离乡、后来又在重庆过着窘迫生活的白朗心中最脆弱的地方。尽管她笔锋一转，花大量篇幅在日记中介绍张献忠藏银的传说和“歌声荡漾”的成都文艺界欢迎会，企图借注意力的转移来忘记命运的多舛和世事的无常，然而，萧军“一支笔，一头颅，头颅可碎，笔不可侮”的临别赠言，以及赠给罗烽、白朗夫妇的两把短刀，却又宣告了这种自欺欺人行为的失败。更何况，萧军赠刀的第二天，便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就在王礼锡借着纪念屈原忌辰而抒发自己的诗歌观和文学遗产观(“新诗若能活用骚体，骚的遗产仍能成为一个极活泼的体裁的”“对遗产的抄袭是无价值，而根据时与地去善因善创，是万世不易的法则”)时，白朗却久久不能入睡，怀念起故乡和故乡的妈妈来。这种心情更加深她对艰苦条件的不满，一时间，“又小又脏的旅店”“在一家肮脏的小饭馆吃了一顿肮脏的晚餐”之类的表述频繁出现在她的日记中；而道路的崎岖和交通的不便，又使憧憬着战地生活的白朗变得异常烦躁。这种烦躁甚至持续到访问团来到条件已大为改善的西安之后，只不过她不满的对象已经转向了每天无休无止的应酬活动上。

　　7月3日这天，白朗在西安收到了婆婆的家信，信中说孩子“很乖很健康”，这理应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然而她却在当天的日记里意味深长地补上一句“信中的措词却是早在意中”。——也许在她看来，对于离开了母亲的婴孩来说，“不乖不健康”才是真实的状况，婆婆的来信不过是为了宽慰自己。这种做法原本是出于好意，却无意中伤害了心理防线已濒于崩溃的白朗。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白朗——“每当我纵声大笑的时候，我会突然地悲哀起来，每当我和同伴们畅谈之后，我也会突然地变成忧郁”。这样的表现已经接近歇斯底里了，加上那段时间西安狂躁无常、先是“雨”继而“燥热”天气变化很大，以及似乎遥遥无期的启程命令，晚筵变成了“无聊”的、“白吃”但“不愉快”的，会场是“使人窒息”的，吃下去的“高贵的餐食”(当局似乎热衷以西餐招待访问团)则成了“无法排泄的愤怒”，总之，任何理由的勾留在白朗看来都是毫无意义的。

　　在西安逗留期间，惟一能让白朗感到兴奋的，是这里随处可见东北同胞。他们基本上是跟随张学良退到关内的东北军官兵及其眷属，还有大批跟随而来的东北籍学生。这里不仅有东北救亡总会陕西分会，甚至还有一座专门收容东北抗日军人家属和遗族的“东北新村”。访问团的成员来自天南海北，北自东北(李辉英、罗烽、白朗等)，南至福建(杨骚)，因此不同地域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的差异成为访问团日记反映的重要内容。江苏人陈晓南就曾在出发第二天的日记里指出成都城郊很像江南水乡，王礼锡则在认同之余指出这一带“气象比江南还来得大气”，“所引起的不是江南杨柳依依的柔媚的景，而是北方青纱帐的风度”，在乘车翻越秦岭时也不忘比较陕西、四川的风土差异。作为土生土长的北方人，杨朔在到达陕西边境的宁羌县城时感受到了“非常鲜明的北方色彩”；无独有偶，白朗则“一入陕境，心情便感到了特别的愉快”，因为她“又闻到了北方淳朴的气息”。而到达西安、第一时间接触到众多的东北同胞并吃到故乡风味后，她的心情骤然好转，7月1日、2日的日记篇幅也因此变得长了许多，居然开始用调侃的语气来描写南方人王礼锡(江西)和杨骚第一次接触东北菜时那种“新鲜而高兴”的表现。

　　严格地说，尽管访问团在从重庆到西安的“笔征”过程中也积极履行着访问、联络的使命，例如与成都文艺界交流、参观宝鸡的中国工业合作社西北分社等等，但是，访问团的工作还是要等到在洛阳拜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司令部并渡过黄河、进入到中条山抗日前线以后才算真正全面地开展。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访问团成员写作日记时的态度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如果说，在此之前的日记更多地充满着个人性，即使是在《笔游击》这样的集体创作中仍能明显体会到不同作者鲜明的个人风格和情绪的话，那么，从渡过黄河进入中条山区开始，访问团成员的日记才真正成为一种“集体创作”。从此，我们读到的是真正“写游击区，为游击区而写”并且可以“供给全中国的作家写，千秋万世的作家写”(王礼锡语)的材料，他们一方面在同心协力地为这样一部“大历史、大小说、大史诗、大场面”开掘地基，一方面又一改之前的众声喧哗，汇十几个人的声音为同一旋律。这一点从白朗在《我们十四个》出版时划分的章节便可以清楚地看出：她将全书分为《渡河以前》《中条行》和《回归线上》三部分，其中第三部分从王礼锡葬礼写起，到作者因身体状况离开访问团返程止，仅有8月27日、9月5日两天的内容，几乎可以不计；其余的两部分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前后对比。《渡河之前》部分的日记，篇幅都不长，个人化的情绪宣泄随处可见；而到了《中条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几乎是一个已经被军事化生活规训、改造好了的白朗，尽管她在渡河之初还对骑马心有余悸、面对山西农村妇女时还多多少少带有一种知识女性的优越感，但这些很快便在文字中消失了，代之以纯熟的新文学笔法勾勒出山区抗日军民群像。那些用简洁的报告文学笔墨渲染出的英雄人物形象，例如高旅长、村副、雷鸣远神父，乃至“小同志”、动员剧团、妇救会、童子队，都与同时期的其他散文速写作品——无论延安还是大后方——并无二致。自渡河后，访问团成员日记中的“访问团”渐渐退隐，敌后游击区军民逐渐走向前台。从此，我们再也读不到那些妙趣横生的打油诗，也领略不到杨朔极富特色的胶东口音，更无从体会一个远离亲生骨肉的年轻母亲的复杂心理。这一得失背后，或许蕴藏着更为引人深思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