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文井先生的几封亲笔信

　　中国现代文学馆手稿库藏有严文井先生亲笔信6封，其中5封致沙汀，1封致萧乾。后者如下：

萧乾兄：

　　信收到，替你感到高兴。我这个湖北佬很怕命题作文(这也是当年落榜，后来也做不了官的原因之一)，虽然他们来动员几次，我也不敢应邀。听说秦兆阳同志事先做好了一首旧诗才出发，这倒是个办法。

　　今年五月起，我得认真考虑一下作文的事了。近二十年来，尤其近五年来，我想了一想，觉得有些情感应该抒发一下，做离世前的留言。光阴不多，我所能压缩的只有旅游的时间。我没有你的才能，那种能将自己的见闻随时写出漂亮文章的能力。这方面我欠了不少债，我也想在将来的作文里还一还。当然，那就不能用游记或报告文学这一类形式了。

　　请注意身体，胜利归来。

文井

八五年四月廿九日

　　这封信指涉的史实是：1985年5月，武汉文艺界举办黄鹤楼笔会，盛邀萧乾、秦兆阳等文坛大腕出席，“湖北佬”严文井先生自然更在受邀之列。但被“动员几次”，他终“不敢应邀”。之所以如此，表面原因是“很怕命题作文”(以信文分析，笔会可能要求莅临者都要留下一篇文章，或游记或报告文学)，实际上是为节约时间，好尽量多码出一些久蓄于心的文字来。

　　写这封信的时候，已是古稀之年的严文井先生，已经在文学园地耕耘了半个多世纪：18岁开始文学创作，20岁以“严文井”之名发表作品，22岁出版散文集《山寺暮》，26岁出版第一部童话集《南南和胡子伯伯》，29岁出版长篇小说《一个人的烦恼》……

　　黄鹤楼笔会前后，正是严文井先生的新旧著作被众多出版社争相初版、再版之际，新中国儿童文学泰斗的光环，正罩在他的头上熠熠生辉。此时若应邀莅会往江城一行，其情其景正可谓衣锦还乡风光无限！可是他却气定神凝安居斗室，呕心沥血爬格子偿债还愿。一封手书，写出了他不羡名利不媚浊俗的淡泊与高洁。信中没有一丝一毫功成名就后的志得意满，只有老马长途债务缠身的无奈与沉重：“我得认真考虑一下作文的事了。”“这方面我欠了不少债，我也想在将来的作文里还一还。”“觉得有些情感应该抒发一下，做离世前的留言。光阴不多，我所能压缩的只有旅游的时间。”这种夕阳衔山而文债如山的焦灼，其实早在8年前他写给沙汀的两封信中就有流露。在1977年12月11日的信中他写道：“我的病，从目前来说，不是什么胃癌，但总是被当作嫌疑犯看待了一阵。所以，心里不免有些着急，着急的不是老与死，这二者并不可怕，而是有些小东西未写出来，如之奈何！”“我希望的是能早几天过渡到以写作为主要行业，否则，吃了人民的大米、小米几十年，总觉得有些说不过去。” 在同年12月21日的信中他又写道：“这次(生平的头一次)住院后，体力与抵抗力忽然降了下来，走路、说话都显得精神不足。但我仍抱了幻想，想再活若干年，心甘情愿地写他一些三流作品。”前后3封信，严文井先生反反复复表达着一个心愿：只争朝夕，作文偿债。而且，直到生命的尽头，他依然念念在兹，居然用“我欠的债”四个字做了自己散文绝笔的标题，赫然昭示出他一生一世的最后牵挂！

　　另外3封信则只谈创作不关其他。它们分别写在印有繁写体“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人民文学社”字样的专用信笺上，一看即知是1950年代的产品。“五月十四日”信，谈《淘金记》，5页，计1213字。先给作者撑腰打气：“我认为你是现实主义的。你的简练的文字，足以准确的再现生活。”再说作品的缺点毛病：因为其讽刺“不如果戈里明快”而“妨碍了普通读者”，因而提醒沙汀要面对“具有相当程度文学修养的读者在我们中国并不很多”这个事实，建议《淘金记》可以用“更强烈的夸张”，让“阴暗里透出一线光明”，“绝望里透出希望”，这样“即使不是会心的读者，他们也会容易多得到一些东西”。“五月十六日”信，也谈《淘金记》，3页，计700字。这是代沙汀向胡乔木进行征询之后，专门写信向沙汀转达的意见汇总：“他(指胡乔木)认为你是一个很有艺术才能的作家，很有表现生活的能力。他感觉《淘金记》有两个长处：一、是对反动社会做了无情的讽刺，给他们以打击；二、生活表现得很详细，很突出，可以作为地方风俗书来看。”“五月廿八日”信，谈《堰沟边》，5又1/2页(加上背面写的半页正好6页)，计1605字。严文井在信中首先庆贺沙汀“长期沉默后的第一次艺术收获”，然后写道：“这作品我看过后，还找赵树理、立波两人看过，大家的印象，都认为是一篇好作品，写出了农村中新人物的新的品质，主题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字是朴素简练的，比较容易看懂。”同时，他又综合了赵树理和周立波所谈，条分缕析写出了“仅供参考”的六点修改意见。结尾处又特意缀上一笔：“我已告知编辑部，把它列进‘七月号’的发稿计划中了。”

　　或许，作为一位极富创作才能的作家，如果严文井先生当年不要疏离创作，不要让庞杂的事务性劳动吞噬自己的宝贵时间，那么他的文学成就一定会比现在更辉煌、更伟大；晚年的他就一定轻松怡乐，用不着再背着沉重的“债务”包袱踽踽独行了，是吗？——不，不是的，即便如此，他也依然会心意沉沉会“文债累累”。因为写作于他来说，不是追名逐利的工具，不是待价而沽的砝码，而是报效国家的义务服务人民的责任。因而就只有承担没有交卸，只有继续没有完成。无论做了多少做得多好，都只能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艰苦，更伟大”。严文井先生说过，“中国的未来在要求我们加倍工作”。所以，他永远不会放下“债务”包袱，永远不会停下行进脚步——他永远在路上。

　　记得是2004年春节前夕，笔者曾带着三个年轻的同事，登门拜望过严文井先生。此行目的虽有“征集文学资料”的功利性，但对老作家的仰慕和尊崇之情却绝对真诚。在那个除了书还是书、还是书的斗室里，我曾久久拉住老人枯干的右手，想象着那些给予我童年生活以无限快乐的美妙故事从这双手下涓涓流出的情景，心里不觉涌动起感激与感动的潮水。一个愚蠢至极的问题，竟于此间猝不及防地蹦出来：“严老，你现在还写吗？”话一出口，即招来老人一脸痛楚。他动作迟缓地摇摇头，嘴唇抖颤着想说什么，却到底什么也没说。多亏他的夫人康志强老师机智地岔开了话题，才使被我推入“债务”痛苦之中的老人得以解救。我自知唐突，一时窘迫，又胡乱说了几句什么，赶紧推托着告辞。不知再说点儿什么才好，向老人征求文学资料的话题再不好意思开口，只把最想说的几句话语无伦次地说了：“严老，文学馆收藏了您写给朋友的几封信，我都有幸拜读了。其中有3封信是专门与沙汀先生谈创作的……它们让我看到了您作为一个大编辑家、大出版家的另一面，让我知道了您在文学作品之外还写了很多很多……”也从而懂得了“为祖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这句话的真正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