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溪流的歌——记严文井同志

　　“激烈地打着回旋”

　　1974年7月中，我被借调到国务院文化组创作办公室评论组，被安排去写所谓“儒法斗争”的文章。到1974年底，报上登出来的文章共有20篇。文化组创办想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让我询问人文社是否有意接受这一任务。为此，我和文井同志作了一次长谈，他问，我答。

　　“你对所谓‘评法批儒’怎么看？”

　　“照我的理解，‘评法批儒’是政治上‘批孔’的延续，由政治延展到整个意识形态领域。”

　　“创办文章，是政治的，还是学术的？”

　　“这组文章侧重于文艺史，是政治化的学术研究。”

　　“文章内容，你认为有问题吗？”

　　“怎么说呢？从政治的层面说，和举国上下都在搞的‘儒法斗争’差不多，是政治运动的一种方式，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述。但我知道，我们这些执笔者，都反对搞‘影射史学’，所以文章没有直接影射现实的情况；从学术层面说，当然存在把学术政治化的倾向，虽然力求保持‘文艺史’的学术性，但在这样一场政治运动中，很难避开政治化。恕我直言，解放以后，政治运动不断，学术始终存在不同程度的政治化倾向，或者说都有不同程度的庸俗社会学倾向，只是现在严重到几乎等同于政治。这不是学者所能改变的现状。”

　　“我同意你的看法，正如你所说，学术状况是很难改变的，但政治上可要把住关，我们是文学专业出版社，千万不能搞什么乱七八糟的‘影射’，败坏我们的形象。”

　　“这一点请放心，全部稿子最后由我编辑改定，凡是有影射嫌疑的地方，我会认真地加以处理。”

　　“有你来把关，我就放心了。那就拿到我们社出版吧！”

　　书稿收录江天文章两篇、洪途文章18篇，书名就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的题目，叫《研究文艺史上儒法斗争的几个问题》，经我统稿后付排，于1976年春出版。这本小书，和当时出版的许多关于“儒法斗争”的图书一样，都随着那一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

　　1974年底，结束“儒法斗争”之后，接着便成立了一个录音组，为毛主席录制古典诗词的唱片。这个工作由江青直接抓。文井同志问选目是否毛主席“钦点”的，我说不甚了然。江青对诗词并不熟悉，要不是看到毛主席批点过，她是提不出来的。后来，有一天，文井同志目光中带点神秘色彩，笑嘻嘻地对我说：“我有毛主席圈点过的《词综》。录音选目确实是圈点过的。”我着急地想看一看都圈了哪些词，他说不行。看到我失望地瞧他，便亲切地说：“这样吧，把你的《词综》拿来，我帮你复制。”翌日，我真的把我那本《词综》交给他，很快就给我复制好了，而且十分认真，用黑铅笔、红铅笔、蓝铅笔，分别按原样替我复制，或加一个圈，或加双圈，或加竖杠，或加国语拼音，还在一片纸上写下说明文字。

　　我的专业是古典文学，在文化组根本没有对口的工作，又不想搞行政，迟早总要回人文社。所以在录音组工作的后期，我就想回归本位，但文化组似乎无意放我归山。正在这时，毛主席批示出版《水浒》，是我回社的好由头。于是，1975年8月13日上午，我回社求助于文井同志。文井同志很痛快地答应了：“我支持你回来，你回来就是了。不要怕，档案在咱们这里，又能怎么样！”我怕节外生枝，终于说服了于会泳的助理，他把我送回来交给文井同志，说：“谢谢你们的支持，现在把林东海还给出版社，希望《水浒》整理完毕，还借给我们。”文井同志说：“大家互相支持吧。”于会泳的助理走了，我向文井同志深深地作了个揖，恳求他：“他会再来要人的，求求您千万别再答应他呀。”文井同志痛快地答应了。后来他告诉我：“他们来了好几个电话要借你，都被我婉言谢绝了。”

　　1975年9月1日，我正式回人文社上班，参加标点和校改容与堂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回社第一天上班，文井同志特地到我办公室来看望我，他的关怀使我感动不已。9月11日晚上10点多，创办来电话辗转通知我，说中央办公厅有命，要我于翌日八点半以前到公安招待所集合，有重要任务，特别交代带上毛衣和洗漱用品。我不知底里，只觉得事情严重，去还是不去，在两难之中。我想到文井同志，看了看表，已是深夜11点多，情况紧急，也不管他睡没睡，到邻居家拨通了他的电话，把接到电话的情况向他说明，问向他打招呼了没有。他说：“没有通知我，不知是什么事。不过他提到中央办公厅，不会说假话吧，那你就去看一看。嘴可要把得严一些。”于是，我如期于翌日八点半到达公安招待所，于会泳的助理见到我便叫快准备上车，我问：“向我们出版社请假了吗？”他说：“来不及，以后再说。”我说：“不行，我已回社，没有请假，我不能走。”他急得直跺脚：“还有20分钟开车，现在就去找严文井，快！”于是立即驱车到灯市东口出版局办公楼，把文井同志从会议室叫出来。于会泳的助理只是说替我请假，要离开北京，去哪儿，干什么，都没说清楚。文井同志面有难色，说：“我做不了主呀，没有和社里其他领导商量过，等商量了再说吧。”于会泳的助理两手一摊，急得话也说不清楚：“怎么办，马上就要去上火车了！”文井同志见他急得那样，让他“稍等”，转身回会议室，很快又出来，告诉于会泳的助理：“这么急，那就先走吧。回头我再告诉他们。”我明白，文井同志准是进去和出版局局长通了气，经局长许可才做出决定的。我和文井同志会心地笑了笑，点了点头，便算告辞了。江青先期到大寨，据说要在那里审查录音情况，所以录音组演唱人员和注释人员跟着去，以便随时询问。实际上，在大寨期间，只是偶尔讨论注释工作，大部分时间花在劳动和看电影上，9月20日撤离大寨。回到北京，到大寨一个多礼拜的活动情况，我向文井同志作了简要的汇报，他这才放下心来。

　　“托起沉重的木船”

　　1976年10月7日早晨，我和往常一样，上了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水。我从水房提着两个热水瓶，正要往楼里走，文井同志从后院西门走进来，把我叫住，在我耳边悄悄地说：“昨晚都抓起来啦，你先别说，听消息。”过了一两天，“四人帮”束手就擒的消息才慢慢传开。我很佩服他获得信息之快捷。10月中，出版社党委正式向我传达中央发生的大事，并通知要开全社性揭批“四人帮”大会。这次大会主要是党委领导和各个部门作政治表态，特例为我安排了个人发言。从第一个向我透露消息，到为我安排发言，我十分感激文井同志在政治上对我的信任和关怀。

　　1978年4月，人文社决定与《人民日报》合写一篇关于“评《水浒》”的文章，文井同志让我参与执笔。我到人民日报社去同文艺组研究文章的大纲，《人民日报》文艺组因为曾发表过反面文章，所以提出文章开头先“还债”，我不同意，说：“在《水浒》问题上，我们无债可还。”他们说：“你们出版《水浒》不是用了梁效写的《前言》吗？”北大清华批判组确实写过《前言》初稿，但当时姚文元批示，文章不要署名“梁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署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文井同志说：“既然署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前言》该怎么改就怎么改。”所以《水浒》的《前言》实际上是人文社重新写定的。我把情况告诉他们，说：“我认为我们写定的《前言》没问题，不必‘还债’，‘还债’的内容你们单独处理。”回社后，我向文井同志汇报了讨论情况，文井同志高兴地说：“你做得对，咱们的《前言》没问题。” 文井同志对于出版物的把关，主要是审查序文和前言，尤其严防政治上出问题，力求平稳。他抓工作，总是提纲挈领，举重若轻，先把政治关，后把质量关，从不陷于具体的事务之中。

　　文井同志一生廉洁奉公，从不以权谋私。他从挂名社长到实干社长，为人文社出了不少力，然而他又从人文社得到了什么呢？他原来所住东总布胡同60号的两间平房，是中国作协的房子。红庙的楼房，是文化部批下来的。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就在红庙那不算宽敞的楼房里过着清贫的日子。有一天，我到红庙看望他，在客厅里聊了一会儿，他招手让我到他卧室，指着墙上挂的一幅字，说：“你给我读一遍。”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但还是按他说的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这幅字是中央美院朱乃正教授写赠文井同志的，抄的是陆游的词《好事近》：“岁晚喜东归，扫尽市朝陈迹。拣得乱山环处，钓一潭澄碧。卖鱼沽酒醉还醒，心事付横笛。家在万重云外，有沙鸥相识。”我读完后，他点了点头说：“怎么样，你体会体会。”这首词是陆游壮志未酬在山阴老家赋闲时所作，一腔幽怨，却故作旷达语。也许朱教授写这首词意在给文井同志一点慰藉，而文井同志读来却别有怀抱。至于他让我读一遍，似乎是向我表白的一种方式，又似乎是对我的一种劝慰，或者诸多意思兼而有之。我朝文井同志会心地笑了笑，一切都在不言中，真是“笑而不答心自闲”，这是“赋诗言志”的一种方式。从这里也可以体会到，我们的古典诗词，竟然有此妙用！

　　90年代初，文井同志已离休多年，我问他写些什么，有什么创作规划，他说，老了，写不了大东西，只想写点回忆往事的小文章。有一天，他托人为我捎来一份墨宝到办公室，是他为我写的一张小条幅，作为纪念。我打开一看，上面写了四句类似儿歌的小诗，曰：

　　小民弄小技，大帝唱大风。

　　傻子要活命，只好来雕虫。

　　条幅前头钤了一枚闲章，曰“难得明白”，还有一枚生肖印是一只玉兔，后面落款云：“东海兄一笑  严文井(钤“严文井”章)  一九九一年岁末。”郑板桥说“难得糊涂”，文井同志却反其意而说“难得明白”，看来他并不想糊涂，而是想弄个明白。聪明过人的文井同志说“傻子要活命，只好来雕虫”，是很有意思的。这首小诗，是自励，也是对我的劝勉，于是我把它当作“座右铭”，时时提醒自己，甘当“傻子”，安心搞文学研究，玩那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多年的实践，使我愈发明白文井同志真是个明白人。

　　“飞向纯洁的蓝空”

　　文井同志从40年代初到50年代末，写了不少童话和寓言，后来也写起散文，是颇有影响的一位作家。70年代末，他选编了一本童话散文，就用1955年写的童话《小溪流的歌》的篇名作书名，1979年春在人文社出版。3月20日，他打电话让我到他办公室，领取签名赠书。我向他表示祝贺，他说实在惭愧，写得太少了，真对不起广大少年儿童，但因忙于行政，也没办法。同年7月，他接到四川江油李白纪念馆的信，请他为该馆题词。他又把我叫去，说：“为李白题词，什么话都不好说，很难妥贴；我想了个主意，就是用李白的诗句写李白，你看怎么样？”我说：“好啊，这个主意很好。”他说：“我对李诗不熟，也不擅长诗歌，所以想麻烦你帮我用李白的诗句集成一首纪念李白的诗歌。”我说：“从王安石取杜诗作集句诗，不少人效法，集句也就成了一种常用的形式。我可以试试看。”于是我便代他找了一些李白诗句，编成这么一首诗：

　　明月出海底，太白出东方。

　　北斗酌美酒，醉后发清狂。

　　高歌振林木，风卷绕飞梁。

　　心随长风去，天外恣飘扬。

　　我把这首集句诗的草稿拿给他时，还附了一些可供选择的诗句，让他自己再修改或补充。他把首联换成“凤飞九千仞，太白何苍苍”，叫我到他办公室一块推敲。我看他改得很好，说不必再动了，就这么定下来。

　　1981年5月，我被借调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写《诗人李白》画传，为了获取相关图片，我和摄影师一起到长江流域考察李白游踪，直至年底才回京。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我的小书《诗法举隅》，样书已到北京。翌年年头，我寄一册赠文井同志，他收到书后，寄来这么一封信：

　　东海同志：

　　《诗法举隅》收到，谢谢！

　　看目录，就知道这是一本很有分量并引人兴趣的书。

　　我曾多次想请你来家谈谈，但因你常常外出，无法如愿。此次返京，如有功夫，晚上来家谈谈，还是非常欢迎的。

　　请原谅我的官僚主义，我不知道你的宿舍地点，此信只好寄到我社传达室转，不知能否顺利地到达你手中。

　　新年好

　　文井

　　元月六日

　　接到信不久的一个晚上，我便到他家拜访，并汇报了在长江各地考察的一些情况。话题转到我那本小册子《诗法举隅》，我说这是我大学本科毕业论文改写的，改得比较仓促，所以很难说得透彻。他说读者反映还不错，并表示他也比较赞赏。文井同志说“多次”想找我谈谈，我感激他对我的器重，但又害怕他对我的器重，所以在交谈中，我常常“顾左右而言他”。文井同志是很有创作才能的儿童文学作家，然而由于长期担任行政工作，极大地影响他的创作成就。待到他从行政岗位上退下来，已经老了，写不动啦，我时常为他感到惋惜。古人所说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真是鞭辟入里。

　　上世纪90年代初，文井同志对近代文学颇感兴趣，记得有一次到红庙他家拜访，他问我在搞什么，我说还是研究古典文学，他说：“搞那些老古董，不能说毫无意义，但我看你还是去研究近代文学，可能更有意义。要关心现实，不要只钻故纸堆。”我笑了笑，心想他到底是老革命啊，我对他的这种革命精神还是很尊敬的。他打电话要借龚自珍集子，我帮他弄到一个选本，以为读读选本也就够了，他却不满足，还让宋红君为他借了《龚自珍全集》。从近代思想家的先锋，到洋务派的洋务运动，他都下了不少功夫，似乎还在发扬五四精神，追求民主科学，探索救国之道。在他的鞭策下，后来我和宋红一起编著了《南社诗选》。

　　2005年7月20日，文井同志安详地离开人世，带着未了的夙愿走了。然而他所创作的儿童文学将永远滋润一代又一代的幼小心灵；他对于出版事业所作的贡献，也必将铭记在千千万万读者的心里。他的事业是不朽的，可以安息了。到八宝山告别时，我为他献上一副挽联，曰：

　　小溪歌唱，滋润玉苗，童心开发催花放；

　　大业思成，更新文学，书海导航破浪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