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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鲁迅为萧红萧军作序谈起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12月21日14:21 来源:中国作家网 李 舫

  一、作为东北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桥梁的鲁迅

  在现代文学史上,东北文学是以形成于30年代中期的“东北作家群”的群像出现的。

  “九一八”事变以后,一群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文学青年在左翼文学运动推动下共同自发地开始文学创作。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处于日寇铁蹄下的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表达了对侵略者的仇恨、对父老乡亲的怀念及早日收回国土的强烈愿望。他们的作品具有粗犷宏大的风格,写出了东北的风俗民情,显示了浓郁的地方色彩。“东北作家群”的主要作家有萧军、萧红、舒群、端木蕻良等,其中的代表作就有萧红《呼兰河传》《生死场》,萧军《八月的乡村》等。

  “东北作家群”大多从东北流亡到上海、北平等地,遭遇了家园沦陷和个人坎坷。因此,他们的笔触往往深入到东北广袤的黑土地里;他们的文字中,充溢着深沉的力,流露出浓郁的眷恋乡土的爱国主义情绪和粗犷的地方风格。其杰出的代表,就是萧红和萧军。

  而真正搭起东北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桥梁的,正是鲁迅先生。20世纪30年代,“东北作家群”的主要成员都还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在文坛更是名不见经传。1935年3月28日,鲁迅为28岁的萧军新著《八月的乡村》写下《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一文,给予极高评价,“如果事实证明了我的推测并没有错,那也就证明了这是一部很好的书”。几个月之后11月4日,鲁迅对萧红的《生死场》更是流露出毫无保留的赞美,那年萧红才24岁。鲁迅在《萧红作〈生死场〉序》一文中,称赞萧红刻画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和挣扎的力气”。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旗手和开路先锋,在重病之中,放下自己手中的译稿,看“二萧”小说初稿,改错字,向报刊推荐,为两位无名青年的新著作序,于萧红、萧军有提携再造之恩,而对于现代文学史上几乎一片空白的东北文学而言,这也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35年12月,鲁迅自己出钱,将《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纳入“奴隶丛书”系列出版。有人说这是“鲁迅伟大的心与东北文学之心从此建立了伟大而直接的联结”,我想这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鲁迅于“二萧”的意义,自然不止于为新著作序和出版,鲁迅对他们的创作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鼓励。比如,1935年2月鲁迅收到萧红、萧军的作品时,不仅当即推荐给杂志发表,还复信说:“小说稿已经看过了,都做得好的——不是客气话——充满着热情,和只玩些技巧的所谓‘作家’的作品大两样。”敏锐的鲁迅用寥寥数语便捕捉到作品的闪光和可贵之处,对于尚处创作起步阶段的“二萧”而言,是极大的肯定。鲁迅不仅奠定了“二萧”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为东北文学入关搭建了桥梁,促进了东北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意义的生成。

  二、鲁迅与东北文学的精神气质

  在那个流离失所的年代,以萧红、萧军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开了抗日文学的先声,把内心的激情倾诉于笔端,第一次把作家的心血,与东北广袤的黑土、不屈的人民、高粱、茂草、蝈蝈搅为一团。鲁迅读到“二萧”的文字时,便敏锐地捕捉到文字背后人民的坚强与挣扎。这里不得不引两段序文中的文字。

  鲁迅在《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中说:“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 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 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 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 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 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面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

  鲁迅在《萧红作〈生死场〉序》中说:“看见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

  鲁迅第一次准确、系统地指出了东北文学的精神气质。在熟悉鲁迅和“二萧”作品的研究者那里,这两段文字早已不再陌生,甚至无数次征引。鲁迅所谈及的萧军的严肃、紧张,作品与茂草、高粱、蝈蝈搅为一团,萧红的细致的观察、越轨的笔致等,都简洁凝练地道出了“二萧”作品的个性和价值所在,但如果我们站在现在的坐标回顾历史,我们就能发现,鲁迅在两篇序中的文字不仅是对“二萧”作品艺术特质的勾勒,更是高屋建瓴地指出了“东北作家群”乃至东北现代文学的某些共有特质和意义。

  事实上,“二萧”作品里所孕育的精神气质和鲁迅自身创作是有接续的。尽管鲁迅在《呐喊》《彷徨》,甚至《朝花夕拾》里有意模糊了故事发生的背景,但我们依然能透过文字感受到浓郁的浙东地方色彩。其中对广阔生活画面的描摹、人物性格的刻画、乡村传统封建文化的批判,都表现出传统落后的文化对人的戕害,呈现出本真的艺术气质。相比之下,二萧的作品则洋溢着浓厚的民族抗争意识,底层人民的反抗精神,明丽本真而又内含英武之气,“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和无耻”(爱伦堡),烙印着鲜明的时代抗争痕迹,“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而这种对东北地区“民魂”做广阔展现、深度开掘的企图,恰恰引起了鲁迅先生的注意。

  “二萧”作品字里行间所渗透的反抗与挣扎,也正是鲁迅先生所欣赏的。现在我们读萧红的作品,会沉迷于她冲破传统小说而独有的诗化气质;谈及“二萧”的人生,也会感喟于他们的自由不羁。这种敢于打破传统障壁的精神气质,投射在文学作品上,或许就是鲁迅所说的“越轨的笔致”。鲁迅在翻译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时就曾深感忧虑地讲,“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在《论睁了眼看》中说,“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鲁迅一直所称颂的,便是要敢于直面生活的惨烈和人性的丑陋,这不得不让我们再次想起鲁迅所说的“摩罗诗人”。萧红乃至萧军离经叛道的抗争精神,反映到创作上,便是从生活真实出发,不加粉饰、无所顾忌的姿态,不加雕琢、随心而至的文字,把残酷、冷漠的场景画面,铺展到读者眼前,这让鲁迅看到了知音的影子。

  准确地讲,鲁迅的两篇序文可以置于东北文学审美价值源头的位置,成为一种伟大的源泉,当作一盏穿过夜幕的灯火。

  三、东北文学的发展轨迹及未来路向

  东北文学在某种程度上缺乏那种从容的优雅和执着的深邃。对于东北作家群创作的文学性问题,鲁迅先生在《萧红作〈生死场〉序》中也委婉地表达了批评性意见,他说“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实际指的就是“描写人物并不怎么好”(鲁迅致二萧的信)。

  在鲁迅先生的那个年代,东北作家群的小说创作具有强烈的地域文化特点,东北作家群作家的文化底蕴来源于移民文化,萨满教文化,渔猎、游牧、农耕文化,这与关内的中原文化形成互补的异质文化又为东北作家群的小说创作增添了原始而新鲜的活力,使其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神韵和魅力。相对于江南自然环境恶劣,东北的文学其实生长得更天然、更野蛮,与此同时,更不存在江南那种步移景异、赏心悦目的优雅和迂回。东北人不是靠“文化”而是用自己顽强的“生命力”与大自然相抗争的。在萧红、萧军拿起笔来的那个年代,东北的荒蛮是少有人知道的。山陵起伏,交通不便,人烟稀少,信息闭塞,这就使东北文化虽带有野性和蛮性,但却是人的生命形态的真实表现,是一种以人的欲望、情感、意志去感受、体验和改变外在世界的文化,更能显示人本有的“天性”和“血性”,这对自幼生长在东北的东北作家群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东北作家群作家是借小说形式写着东北地域文化精神在,使我们精神上产生强烈的震撼。形成了东北人特有的粗犷、凝重、沉郁的人格特征和身心特征,其创作风格具有东北特有的心理感觉、文化风习的粗放特点。我们在东北作家群小说中更多地触摸到“以生命力为根柢”的“生是战斗”的精神,这种精神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内涵。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用“天性”和“血性”一路走到今天的东北文学,它未来要向何处去?我们知道,东北不乏优秀的写作者,仅就今天活跃的中青年作家而言,有黑龙江的迟子建、阿成,辽宁的刁斗、孙惠芬、鲍尔吉·原野,吉林的金仁顺、胡冬林等。东北也不乏优秀的文学期刊,仅就吉林而言,比如曾经由张未民掌门的《文艺争鸣》,至今仍由宗仁发担任掌门的《作家》,在推介文学新人、开拓文学疆域、体悟文学本体、剖析文学功能上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发挥了重要的力量。

  我们知道,由《长春》更名而来的《作家》,大胆提出要借鉴《纽约客》《大西洋月刊》《哈泼斯》等刊物的办刊经验,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迅速摆脱了狭隘地方观念的束缚,走向了更广阔的文学天地,从而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阵地。《作家》多年来一直有着关注苦难、关注人性、关注底层的叙事特色,努力延续东北作家群的作品中那种“坚强和挣扎”的力量。与此同时,它还关注最前沿的文学实验以及文学与其他门类的各种拓展和融合,这充分表明了它的开放性、开阔性、开拓性,以及包容性、世界性、先锋性。

  谈到东北文学的未来,我认为首先要找到几个关键词。

  第一是位置感。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中,文化面临着同质化的威胁,文学丧失个性和特性,是一种非常糟糕,也非常可怕的事情。今天,我们可以把这种位置感理解为萧红与呼兰河的关系、萧军和兴隆镇的关系,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把这种位置感理解为沈从文与湘西的关系、鲁迅和福克纳和约克纳帕塔法、梭罗和瓦尔登湖的关系、帕慕克与伊斯坦布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和明斯克的关系。这种关系非常重要,它其实就是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的位置,也是作家在文学场中的位置、在文学史中的位置。

  第二是坐标感。我们都知道现代派的诞生不仅缘于艺术观点的变化,而且缘于科技和思想的进步。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科技的产生,使得视觉思维的空间意义发生变化。科学,带给我们的全部变化意味着——在空间中占领高度,在时间中占领速度。这是20世纪以前的人们所无法体会到的感受。1889年,埃菲尔铁塔带来了人们对传统感官的哗然,它是当时地球上最高的人造物体——凌空324米,于是人们感官的视点发生变化,重要的不是从地面仰视高空,而是从高空俯视地面。高空的距离和平面的距离所带来的效果是不同的,在垂直所达到的尽可能的高度中,地面已不再具有立体感,透视法则可以忽略不计。与此同时,照相技术的出现让人们的瞬间记忆更加精准,所以才有了随之而来的未来主义、立体主义,等等。

  第三个是时间感。今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知道,抗战文学发轫于东北,今天我们谈到东北文学时,尤其不能忘记,东北文学所具有的多元而多变、丰富而复杂的文化类型。以东北文学和东北作家群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不仅是中华民族在抵御外侮时的一个记忆的共同体,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更是一个文化的共同体,甚至是一个政治的共同体。我们如果抛弃或者遗忘这个共同体,中国当代文学就是不完整的。

  第四个是价值感。东北文学所具有的朴素的人伦与自然观,使其在中国文学的土地上扎下了深根,几经风雨而不倒,向中国,也向世界展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而今,不论从外部环境还是从内置动力来讲,我们都面临着重振东北文学的新的契机,我们必须把握好这个历史的机遇。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对于东北作家群和东北文学,这虽是旧话,却也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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