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续东北文脉，彰显北方写作

　　重读当年鲁迅先生给二萧所作序言，我们发现鲁迅先生给予了我们一系列关涉文学怎么写和写什么宏旨的重大命题。什么是北方写作？鲁迅先生和“二萧”早已在80年前就做过了一系列的宝贵的探讨。我们唯有继续接力地探讨下去，文学写作的意义方能渐变澄明。

　　长时段地看新时期中国文学，北方写作又是自成文脉和气候的。我想直说，《红高粱》《平凡的世界》《秦腔》，那就是我们时代的“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尤其莫言的书写中国人生存史的长篇小说《蛙》，则是典型的延续了的“生死场”式的风格写作。不是吗？这部《蛙》所向世人描绘的，正是一个20世纪中后期中国人生存的“生死场”。生死场，这在20世纪中国的几代作家间，已经成为了一个太富于象征意义的现代写作传统了。“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和对于死的挣扎”，从此就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今天我们在鲁迅先生的两篇序言的意义上来温故知新，相信会有极大的理解与阐释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倡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就是要求文艺立人民之心，为人民立心。由此我们想到鲁迅先生那个极富时代印记的“奴隶的心”的提法。人民，就是鲁迅念兹在兹的为了自由生存而奋斗不息的“奴隶”们。我们今天的文学，写了多少乔家大院里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奴才的心”，又有多少“忧愤深广”的真正的“奴隶的心”？书写“奴隶的心”的作品，鲁迅由自己资助并作序出版，并亲自命名为“奴隶丛书”，萧军、萧红的长篇小说，还有叶紫的《丰收》，都纳入在内。“奴隶”，于是成为一个向底层人民表达敬意的一个尊称，进而也构成了一个时代的反讽，且糅进了一丝儿真正的“尊严”掺杂在“奴隶”一词的语义里面。奴隶者有奴隶者的尊严。给奴隶者以尊严，这是现代中国的志向。今年，在纪念抗日战争80周年之际，一个被发现的史实就是，我们的国歌最初始的歌词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将士悲壮书写的，后来才被田汉修改而成的，歌词开始的一句是：“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成为后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原型。从抗日义勇军、鲁迅、国歌到“奴隶们”这个颇有点“尊严”感的称呼，我们从中可以见出东北乃至北方对现代中国的建构作用于一般，看到一条粗壮勃发的向自由奔跑的文脉，串联起一颗颗渴望饱满的“奴隶的心”，“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彰显北方写作绝不能仅仅理解为地域特色或地方性写作事务，正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如何从北方入手、入心，而能写出“中国的一份或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这是北方写作的“中国精神”要义，是北方写作的“中国性”的必然要求，是北方写作的高度和难度。而为了这个高度和难度，我们如何才能拥有力度，把握力度，像鲁迅先生所指引的那样，北方写作的北方精神，在乎“文笔”之间。如雪一样的洒脱风流，雪是柔软细腻的，但也能冰清玉洁，以柔克刚，即是鲁迅所高度评价的“往往力透纸背”，以“越轨的笔致”，去争取拥有一份“明丽和新鲜”的艺术审美模样。在新世纪，如何继承发扬力透纸背、越轨的笔致、明丽和新鲜，这正是“中国经验”和“中国话语”所要孜孜以求的境地，是北方写作的艺诀和要义。不难想象，“力透纸背”，“越轨的笔致”，这样的文学精神也一定支撑着像莫言这样的当代作家，使《蛙》这样的作品登上诺贝尔文学奖高台，让世界文学都感受一下中国北方经验叙事的“新鲜”。

　　有新鲜但还要有明丽，这就是鲁迅受东北青年作家作品启发而提出的对“精神是健全”的要求，这更是北方文学的根本所在。鲁迅先生用“精神健全”四字，高度评价了在上海租界和哈尔滨之间，东北文脉蓬勃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事实，也彰显着东北文学的特质之于某些纤弱阴郁的南方写作的不同。正是这样的在上海与广阔的北方之间，鲁迅先生的心与东北文学和东北青年的心相遇了。鲁迅先生像王国维一样并不在意江南软绵悱恻的才情，而后者对纳兰性徳等北方词人的作品倾心相知，以为是人性自然的流露，是中国真性情，这构成了现代“中国思想”之于审美的重要一脉。在暗夜狗吠中的上海租界，鲁迅以心感受千万里外的哈尔滨周遭环境，心知与知心俱在中国化空间现场。万籁俱寂，然后轰轰烈烈。在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中国现代文学从此发现了一个东北，那样精神健全的自由的东北，并进而在从江南到塞北、到延安的艾青等人那里延续扩展到了整个北方。“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艾青写下了这个句子。“北方是悲哀的”，艾青还写道：“这来自南方的旅客，却爱这悲哀的北方啊。”大野苍茫，铁马金戈，北中国作为整体形象，不仅在东北作家群作家(萧红就曾以“北中国”命名了她的一部短篇小说)，而且在丁玲、周立波，更后来在郭小川等北上的南方文人笔下，得到了更广泛的表现。“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这是一个精神与文化的北方，“明丽”又“新鲜”的北方，体现了、实现了“中国力量”的北方。北方从此就是追求精神健全的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方向。从此一个没有北方的中国文学将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