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民族苦难的亲历者与表现者

　　九叶诗人穆旦既是著名的诗人，又是著名的诗歌翻译家。穆旦的诗歌创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即抗战时期和“文革”之后，而这两个时期正是中华民族饱受苦难的历史时期。民族的苦难成为穆旦诗歌的抒写对象，穆旦成为民族苦难的亲历者与表现者。

　　穆旦原名查良铮，1934年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开始写作，并开始用“穆旦”作为笔名在《南开高中生》上发表作品，1935年中学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随清华大学南迁，1938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由长沙迁至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穆旦成为西南联大的学生。穆旦读书期间，正是中华民族经历战争磨难与痛苦的时期，年轻的穆旦饱经战争的痛苦与国家的苦难，用流血的心灵体验东北沦丧的战争创伤，写于1935年的《哀国难》真切地表达出穆旦深沉的爱国主义思想：“一样的青天一样的太阳，/一样的白山黑水铺陈一片大麦场；/可是飞鸟飞过来也得惊呼：/呀！这哪里还是旧时的景象？/我洒着一腔热泪对鸟默然——我们同忍受这傲红的国旗在空中飘荡！”面对着东三省沦陷日寇之手的残酷现实，穆旦极为愤慨，“眼看祖先们的血汗化成了轻烟，/铁鸟击碎了故去英雄们的笑脸！眼看四千年的光辉一旦塌沉，/铁蹄更翻起了敌人的凶焰：/坟墓里的人也许要急起高呼：/‘喂，我们的功绩怎么任人摧残？/你良善的子孙们哟，怎为后人做一个榜样！’/可惜黄土泥塞了他的嘴唇，/哭泣又吞咽了他们的声响。”年仅17岁的穆旦表达了中国人民的锥心之痛，从此，抒写中国人民在抗战中的苦难、歌颂中华民族的浴血奋战，就成为其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穆旦的诗歌不是仅仅抒写民族的苦难，而是抒发出中华民族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怒吼，他将中华民族比喻成一只受伤的猛兽，从紫色的血泊中，抖身，站立，跃起，“在暗黑中，随着一声凄厉的号叫，/它是以如星的锐利的眼睛，/射出那可怕的复仇的光芒。”(《野兽》)他在南迁的路上看到了战火中中国人民太多的灾难与死亡，但他并不悲观绝望，而是用诗的形式传达出对抗战胜利的希望，从内心发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呐喊(《赞美》)。

　　在40年代涌现出了一大批以抗战为题材的诗歌作品，如田间的《给战斗者》《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以满腔热情激励中国儿女奔赴战场与日本侵略者战斗。与这些作品相比，穆旦的诗歌表现出一种独特的风格，这与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所接受的现代主义诗歌影响密切相关。穆旦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所接受的现代主义诗歌影响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现代主义诗人的影响，闻一多、冯至、卞之琳等此时皆在西南联大任教，他们经常在学校里举行关于诗歌的讲座，自然会对在校爱好诗歌的学生们产生影响；二是西方现代主义诗人的影响，英国人燕卜荪(William Empson)是西南联大外文系的讲师，也是著名的诗人、批评家，给穆旦等人开设《当代英诗》的课程，艾略特、奥登、叶芝等现代诗人是课堂上主要的讲解对象。艾略特推崇的“非个人化”对他们影响极大，他们追求现实、象征、玄学的统一，将自我与大我、个人与社会融为一体。因此，穆旦的诗歌呈现给我们的不是空洞的抒情呐喊，而是一种具有自我情感的真实而深沉的生命体验。

　　穆旦于1940年8月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从事教学工作，在战火纷飞的动乱年代有了一份稳定安全的工作。然而，他并非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而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青年。1942年2月，穆旦投笔从戎，报名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先在司令部任随军翻译，后随207师进入缅甸抗日战场。在缅甸，穆旦经历了极为惨烈、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后历尽千难万险撤退至印度。关于这段战场经历，穆旦个人很少提及，但我们可以从王佐良的《一个中国诗人》中窥见穆旦的这一经历：“那是一九四二年的滇缅撤退，他(穆旦)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的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豪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够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在空间——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达八日之久。但是这个24岁的年青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了他的身体到达印度。虽然他从此变了一个人，以后在印度三个月的休养里又几乎因为饥饿之后的过饱而死去，这个瘦长的、外表脆弱的诗人却有意想不到的坚韧”，诗人的这一特殊经历在其内心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成为其难以摆脱的噩梦。到1945年9月，他写下了《森林之歌——祭野人山死难的兵士》。这是一部篇幅短小的诗剧，有“森林”、“人”和“葬歌”三个不同的角色，“森林”是死神，而“人”则是“森林”猎捕的对象，“森林”有其神秘、美丽的外表，而其一句“欢迎你来，把血肉脱尽”则暴露了其吃“人”的真相，身处森林中的“人”，充满了极度的恐怖与紧张，“是什么声音呼唤？有什么东西/忽然躲避我？在绿叶后面/它露出眼睛，向我注视，我移动/它轻轻跟随。黑夜带来它嫉妒的沉默/贴近我全身。而树和树织成的网/压住我的呼吸，隔去我享有的天空！/是饥饿的空间，低语又飞旋，/像多智的灵魂，使我渐渐明白/它的要求温柔而邪恶，它散布/疾病和绝望，和憩静，要我依从。/在横倒的大树旁，在腐烂的叶上，绿色的毒，你瘫痪了我的血肉和深心！”诗人以诗的语言描述了胡康河谷的阴森可怕，“森林”死神轻轻地跟随着“我”，时刻准备将“我”吞噬掉；它充满温柔，温柔中充满邪恶；它散布疾病和绝望、憩静，瘫痪了我的血肉和深心。这是战争、死亡留给诗人的极端恐惧，将此段“人”的独白与王佐良的文章加以对照阅读，则会发现穆旦所经历的肉体的与精神的双重创伤。在抗战结束后写下此诗，并非仅仅是对这场惨绝人寰的战斗的回忆，而是对战争、死亡的冷静思考。“葬歌”表现出作者对过去与将来、历史与现实、生命与死亡的深刻的哲理思考，“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如今却是欣欣的林木把一切遗忘。//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你们死去是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对生的渴望与对死的恐惧、战争的残酷与历史的无情混合在一起，读来令人心生寒意。

　　穆旦于1943年在印度休养后随军撤回国内，先后在昆明、重庆、贵阳、桂林等地的中国航空公司、西南航空公司等做翻译、雇员，工作不稳定，生活经常陷入困境，但他对诗的热情并没有减少。1947年10月考取自费赴美留学资格，1949年8月底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攻读英美文学硕士学位，学习俄文，选修俄国文学，这为其以后的翻译工作奠定了基础。1950年底穆旦毕业并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此时他面临着是回国还是留在美国的抉择，在经过反复思考之后，穆旦与妻子周与良决定回国，他们与当年的那些爱国知识分子一样踏上了归国的旅程。他们于1953年初回到上海，5月穆旦被分配到南开大学外语系担任副教授。此间，穆旦除完成教学任务外，大量时间用来从事文学翻译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穆旦受到批判，至1958年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接受管制，被赶出大学课堂，到南开大学图书馆监督劳动。1966年“文革”爆发后，穆旦被批斗、抄家，关进“牛棚”接受劳动改造但他在艰难岁月中仍坚持翻译工作，为中国的翻译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文革”结束后，穆旦一边从事翻译工作，一边又拿起笔从事其心爱的诗歌创作，“我爱在雪花飘飞的不眠之夜/把已死去或尚在的亲人珍念，/当茫茫白雪铺下遗忘的世界，/我愿意感情的热流溢于心间，/来温暖人生的这严酷的冬天。”(《冬》)在经历了又一次民族的灾难之后，穆旦用笔将自己痛苦的磨难和伤痕累累的心灵呈现在读者面前，对“神”、“权力”、“魔”、“人”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神的变形》)。虽然他在“文革”期间饱受折磨与摧残，但他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以德报怨，表现出宽广的胸怀，成为“归来者”诗人中的重要一员。

　　穆旦是民族苦难的亲历者，其人生充满了丰富的痛苦，民族的苦难成为他诗歌创作丰富而又苦涩的养料，他以诗歌的形式将这些丰富的痛苦呈现出来，成为民族的史诗。他不是仅仅抒写民族的苦难，而是从理性的高度来反思民族的苦难，对民族的未来充满期望。正因如此，他的诗歌如同一棵扎根于石缝、饱受风吹雨打的黄山松，遒劲挺拔，成为中国现代诗坛上一道独特的景观，这是一棵智慧之树，也将是一棵常青之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