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与京派

　　林徽因是一个充满传奇的女子，虽然她一直把文学创作视为业余爱好，但在1930年代就因其充满灵气的创作而蜚声文坛，被称为“一代才女”。她不仅创作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还经常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等京派报刊上发表评论，并为《大公报》编小说选，上世纪30年代京派文学的鼎盛与林徽因的各种文学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无怪乎萧乾这样说：“她又写、又编，又评，我甚至觉得她是京派的灵魂。”除了文学创作外，林徽因还频繁参与各种文学活动，是一位积极的文学活动家，在京派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28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学成回国，供职于沈阳东北大学建筑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林徽因和梁思成辞去东北大学的工作回到北京，迁入北总布胡同3号，这里环境清幽，布局敞亮，既符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建筑审美又居住舒适，他们的新生活开始了，“太太的客厅”也在这小小四合院中悄悄诞生了，并在此后的6年中客似云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个周末文化沙龙不仅吸引了像胡适、徐志摩、沈从文等这样的文坛大腕级人物，也是无数文学青年如萧乾、李健吾、卞之琳等文坛新秀心向往之的地方，同时它又不局限于文学领域，也吸引了文坛之外的学者名人的加入，他们主要来自北大清华等高等学府，在各自的领域里颇有建树，比如哲学家金岳霖，动力学专家周培源，政治学家张奚若、钱端升，经济学家陈岱孙等。在这里，文化名流和文学新人共聚一堂，分享文学创作，探讨文学问题，相互交流思想，展开激烈的争论，甚至有时会争到“面红耳赤”，在沙龙中每一个成员都是平等的、自由的，可以畅所欲言，就此，一个相对固定的言论公共空间形成，它既有益于思想的活跃，又使参与者的文学观和审美观在某些方面逐渐趋向一致，客观上推动了京派的形成。“太太的客厅”的吸引力来自于女主人的学识、智慧和健谈，萧乾在回忆第一次见到林徽因的印象时说，“徽因的健谈绝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样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我常常折服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她的美国朋友费慰梅说，“她的谈话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会写的意识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同时，林徽因的积极乐观也是她的魅力所在，“太太的客厅”时期，林徽因的肺病已经相当严重，但病痛的折磨丝毫未影响到她的精神和心境，她表现得“比一个健康人精力还旺盛，还健谈”，在沙龙里经常滔滔不绝，几乎垄断了整个谈话，成为文化沙龙的领袖人物和中心，她有着自己的真知灼见，往往使在座者为其“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来的精辟警句而倾倒”，可以说，林徽因成为当时京派的“一股凝聚力量”。除了将北平文化界的名流和精英聚集到一起，林徽因也非常注意扶植和帮助初入文坛的年轻作家，在他们的文学发展道路上为他们铺路。1933年，萧乾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的处女作《蚕》引起了林徽因的注意，同年11月，她在写给沈从文的信中谈到萧乾的创作，邀请沈从文带萧乾来“太太的客厅”，当萧乾第一次见到林徽因后，林徽因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并在沙龙中夸奖萧乾，这令当时还是燕京大学学生的萧乾极受鼓舞，“那次茶会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从此，萧乾成了“太太的客厅”里的座上客，并接连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走上文学之路。1935年7月，萧乾大学毕业进入《大公报》做编辑工作后，对于他在文艺副刊上所搞的诸如专栏、笔谈等各种尝试，林徽因也是一如既往的热烈支持，积极参与。据萧乾回忆：“在我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期间，徽因一直是我的拉拉队。我每次由天津到北平举行约稿恳谈茶会，她总是不落空，而且席间必有一番宏论。她热烈支持我搞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奖金，还从已刊的作品中选编出一本《大公报小说选》。”可以说，萧乾在文学道路上的前进与林徽因的鼓励与支持密不可分，而林徽因早已成为萧乾心中的智慧女神，他曾动情地谈到，“在我的心坎上，总有一座龛位，里面供着林徽因。”可见，林徽因对萧乾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除了参与和组织文化沙龙外，与京派有关的三个重要刊物《大公报·文艺副刊》《学文》和《文学杂志》都与林徽因有着密切的关系，她不仅为这些刊物设计了刊头或封面，而且她的文学创作也多发表在这些刊物上，为扶持这些刊物的创办和发展付出了大量心力和劳动。1933年，杨振声和沈从文接任《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为了将其办成一份纯文学刊物，作为北京文坛的文学阵地，二人决定对之进行改革，并更名为《大公报·文艺副刊》。在改革的准备阶段，林徽因就为文艺副刊的具体创办事宜出谋划策，副刊开办后又尽心尽力为副刊供稿，并且利用自己在北平的人际关系，努力扩大副刊在北平的影响力。在《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创刊号上，林徽因发表了《惟其是脆嫩》一文，该文实际上相当于文艺副刊的代发刊词，认为文学创作是独立的、自由的，是心底累积的情感喷溢而出而“另具形式变成在白纸上驰骋的文字”，要表达时代的情感，写出“形形色色的人物，喜剧悲剧般的人生”。同时，她对文艺副刊的办刊目的也进行了清晰地阐述：一、打破文坛消沉寂寞的局面，激发创作界的活力，通过刊物将“许多这种自然触发出来的文字，交出给同时代的大众见面，因而或能激动起更多方面，更复杂的情感，和由这情感而形成更多方式的文字；一直造成了一大片丰富而且有力的创作的田壤，森林，江山……产生结结实实的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表情和文章”；二、以刊物为核心凝聚文坛精英，增进文学交流，加强文学创作理论与文学创作标准问题的探讨，因为“文艺绝不是蓬勃丛生的杂草”。三、刊物与作家创作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的，一方面“创作的鼓动时常要靠着刊物把它的成绩布散出去吹风，晒太阳，和时代的读者把晤的”。另一方面，刊物有时犹如“极脆嫩的孩儿”，常常会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而夭折，因此要“有创作冲动的笔锋，努力于刊物的手臂”，她号召文艺界的朋友们与文艺副刊联合起来，“努力挺出一根活的萌芽来，记着这个时代是我们的”。文艺副刊自由平等的办刊宗旨，开放的办刊心态，使其很快凝聚了大批文坛名家，并培养出众多文坛新秀，既使京派的文学观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提升了京派的影响力，进一步开拓了京派的发展空间，又为京派培养了一批重要作家，确立了京派在现代中国文坛的地位。同时，林徽因也以她个人的文学创作实践有力地支持了《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成长与发展，据统计，从1933年9月创刊至1937年，林徽因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的诗歌、小说、散文随笔等作品几乎占去了她毕生文学创作的一半，她的文学创作既有着京派文学的风采，又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其“独特的回忆性视角、冷静而客观的叙述下隐藏着浓厚的人道主义情怀、清新笔风诉说着内心轻盈而忧郁的世界”，有力地拓展了京派文学的审美世界。

　　1934年初，林徽因、叶公超、闻一多、沈从文等组成了“学文社”，同年5月，《学文》月刊在清华大学创办，由叶公超主编。林徽因为该杂志设计了封面，其创作灵感来自于汉代碑刻图案，设计风格简洁明快、古朴典雅，其建筑学方面的造诣在刊物的封面设计中有力地凸显了出来，“在30年代许多刊物的封面设计中独具一格”，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多年后仍被人们所忆起，卞之琳曾回忆到：“我在一九三四年亲见过她为刊物所作的封面设计，绘制的装饰图案就富有建筑美，不离她的专业营造学(建筑学)本色。”除了为刊物设计封面，林徽因的文学创作也在这份刊物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在《学文》的创刊号上，林徽因发表了诗歌《你是人间四月天》和小说《九十九度中》，而这两部作品也成为了她的代表作，其鲜明的现代主义风格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你是人间四月天》在诗节和韵律上更加的灵活自由，使诗歌更具丰富性和节奏感，趋向自由诗体，颇具现代主义特质。小说《九十九度中》因其意识流的形态而更具先锋性，在当时甚至有的大学教授也声称“完全不懂”，李健吾则慧眼识珠，认为《九十九度中》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与以往的短篇小说相比是“最具现代性”的一篇，它写出了人生的一个横断面，将30年代北平一天当中普通人的生活活生生地展现在面前，“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却有条理；没有故事，却有故事，而且那样多的故事；没有技巧，却处处透露匠心”。“用最快利的明净的镜头(理智)，摄来人生的一个断片，而且缩在这样短小的纸片(篇幅)上。”时为清华学生的季羡林在读过这部小说后，也不禁感叹其“另有一种风格，文字像春天的落花”。

　　20世纪30年代后期，面对京派文学创作出现趣味主义倾向以及与海派对垒的局面，为了坚持纯文学理想，“拯救自由派文学的颓势”，1937年5月，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创刊，它担负着重振京派文学的艰巨使命。身为刊物编委，又是设计专家的林徽因顺理成章地被大家推选出来为刊物设计封面，封面取“双鱼”的吉祥寓意，采用了“双鱼抱笔”的装饰图案，并依然坚持了其一贯清新素雅的风格。在编委会讨论组稿时，林徽因总是积极地参与到热烈的辩论当中，成为讨论中的活跃分子，李健吾说：“当着林徽因的谈锋，人人低头。连善辩的叶公超也会沉默下来，因为这位多才多艺、口若悬河的小姐在场。”除了在杂志的编辑方面花尽心思外，林徽因还以大胆的文学创作实践来支持刊物，其惟一的剧作《梅真和他们》就发表在《文学杂志》上，在这部戏剧中，林徽因延续了她在小说创作中截取生活横断面的创作方式，“在两点钟时间内能把人的兴趣引到一个Make-believe的世界里去爱憎喜怒一些人物”。对于该剧的艺术特色，正如朱自清在《编辑后记》中所称赞的那样，其轻描淡写的风格宛如“闷热天气中的一剂清凉散”。但遗憾的是，原本四幕的戏剧却因为战火的原因只发表了三幕而成为一部“未完成的杰作”。

　　虽然林徽因一直把文学视为她的“副业”，但她却是一个有着强烈文学责任感的作家。她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一年多之际，编选单行本的小说选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文坛存在过于偏向于农村题材，“盲目趋时”的创作问题，希望能够通过《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让作家们认识到自身“创造力的缺乏，或艺术性的不纯真”，借此激发作家们的创作个性，以真诚的态度来刻画错综复杂的人生。在此基础上，林徽因更加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文学创作主张，认为一部文学作品“最主要处是诚实”。所谓“诚实”不仅是创作中要有新鲜的题材，完整的结构和流畅的文字，更重要的是能够表达最真实的情感体验，而这种情感体验的获得未必要求作者必须在实际生活中亲身经历，而是“作者在理智上所极明了，在感情上极能体验得出的情景或人性”。这与京派的文学主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林徽因一生的文学创作数量并不算多，这一方面与她的生活有关，林徽因之子梁从诫说，“从整个一生来说，文学创作并不是她的主要事业。”另一方面，也是林徽因的个性使然，她的美国朋友费慰梅在回忆林徽因的诗歌创作时曾这样谈到，她的创作往往是“灵感一至，妙手得之，然后便束之高阁，朋友们不向她索稿，她是轻易不发表的”。因此，她的许多作品在后来的战乱和政治运动中都遗失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些已足够展现林徽因的文学造诣。作为京派的核心作家，她的创作既有自己的艺术个性，敢于大胆尝试，又具有京派共同的审美特征。在京派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林徽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京派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文学流派，它没有标志性的宣言，没有固定的核心刊物，甚至成员前后也不一致，但京派的成员在文学理想和文学观念上有着或相近或一致的追求，如果说京派作家是一颗颗闪光明珠的话，那么林徽因就是这串珠之线，将不同的作家凝聚在了一起，她是京派文学沙龙的女主人，是京派几大重要刊物的编辑者和供稿人，同时她也扶植和培养了许多年轻的京派作家，为京派的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林徽因的一生虽短暂却颇为精彩，她的美丽，她的乐观，她的智慧，她的才华给同时代人和后来人留下了如此之多的美好，也正因为此，我们才更为惋惜她的逝去。1955年，林徽因香消玉殒，也许她的两个几十年的挚友金岳霖和邓以蛰联名为她写的挽联最能表达我们对她的留恋：“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