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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的现代性反思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11月02日13:20 来源: 张艳梅

  近一个世纪之前的京派文学,作为乡土中国的牧歌版,构成了故园叙事的反现代性镜像。废名、沈从文笔下的竹林、桃园和湘西,呈现的是美学意义上的田园,而非社会学意义上的乡村。农业生产,宗族律法,地缘与血缘,人与土地,基层政权形式等等,大都被淡化,凸显的是自然风光,民俗风情,美好人性,是情绪、情感和情怀,是生死超然的宁静诗心,是风花雪月的恬淡诗情,是古典美学的隽永诗境。

  现代乡土文学,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分支,抒情叙事并行不悖,牧歌挽歌交相呼应。现实主义一脉是以新文学启蒙主义价值系统反观乡村社会,聚焦封建宗法制各种弊端,揭示人在宗法秩序下的生存和精神状态,以社会学和人类学眼光批判并反思生存现实及现存制度,即乡土写实。浪漫主义分支则在城乡对比中,对城市生活深感厌倦和拒绝,把理想的生活方式,社会形态,以及完美人性,都寄托在带有田园牧歌情调的乡村世界,深情歌咏,热情赞美,由此形成乡土抒情。通常认为,作为一个乡土文学流派,在文学审美和文化建构的双重意义上,京派显示了抒情性乡土文学的最高成就。

  一个国家或民族,如何保持自己文化的独特性和自觉性,始终不单纯是文化领域的问题,甚至关系到国家安全。近百年来,我们的文化建设,始终走在古今中西之争的路上,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从“文革”到世纪末,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不断,此消彼长,加之各种政治运动影响,始终未能形成民族文化自觉。论争双方往往忙于划分阵营,跑马圈地,占山为王,缺少负责任的文化态度,及更深入的文化思考。重读京派,其文化意义有二,一是梳理京派的文学资源,二是辨析京派的文化立场,以之为当下中国及未来中国提供有效的思想路径。

  怀旧的世界观与超越现代性的乡愁

  京派作家的文化立场其实并不复杂,很多学者都探讨过。存争议的是关于现代性话题,即京派文学是反现代性的现代中国道路探寻,还是前现代的农业文明守望,抑或是现代化进程之后的乡村世界理想描绘?由此引出乌托邦与现代性这个话题,如果不把乌托邦泛化为一切理想制度,那么这一乌有之地始终闪烁着的应该是人类社会希望之光,是历史进步的内在精神动力;当然,如果把人的历史当作神的历史来设计,隐藏在世界整体理念背后的是霸权主义的独裁和专制,基于暴政的乌托邦想象恰好成为反乌托邦的出发点。人类对于乌托邦的想象,从田园乌托邦,到工业乌托邦,再到科技乌托邦,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我们在当代很多科幻电影里,看到了技术专制带来的毁灭,然后是回归,回到人类生存的基础,与大自然和谐共存,如刚刚上映的施瓦辛格主演的《终结者·创世纪》,血雨腥风的高科技战争之后,结尾是田园生活复现。我们今天面对的现实是,乌托邦价值严重匮乏,民众对世外桃源、大同理想和共产主义都无兴趣,理想社会遭遇现代性抽空和后现代性绑架的双重困境。从这一意义上,重读京派,或许会带出很多新的思考。

  让我们先回到问题的起点。现代乡愁的起源到底是什么?这种基于现代生存感知的情绪蔓延背后隐含的忧伤和疏离,对现代人究竟意味着什么?鲁迅在1935年第一次用“乡土文学”这一概念描述蹇先艾、王鲁彦、许钦文等人的小说。“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的人们,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又说,他们的作品大都是“回忆故乡的”,“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周作人在1923年连续发表了《地方与文艺》《旧梦》等文章,提倡“乡土艺术”,要求将文学的“国民性,地方性与个性”统一起来。“乡土文学”作为一种流派的源头来自鲁迅。《故乡》与《社戏》两篇小说,开创了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写实与抒情两条道路。

  最初的乡土文学作者,并非扎根乡村,而是侨寓北京、上海等都市,接受了新思想和新文学启蒙,流离他乡的经历,往往成为他们怀乡的心理动因。因此,这些作品,均以展示作者熟悉的乡村生活为基础;而远离故土家园的飘零感,城市生活的陌生感,外来者孤独寂寞的情绪,缠杂大时代中看不清方向的迷惘困惑,叠加在一起,构成了乡土叙事的心理冲动。很难说这些作家是因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看到了崭新的世界,而有了新的世界观,正像韩寒影片《后会无期》中那句台词,“都没有看过世界,哪来的世界观”,问题是,这些年轻人经历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代表传统的凝滞不变的乡村,代表现代的满眼都是洋玩意儿的城市,他们的世界观理应随之改变。那么,这种怀旧的乡愁是如何超越自发的情绪表达,而上升为一种自觉对抗现代文明、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文化立场呢?

  传统文化、乡土文化、地域文化、反思现代性,都可以看成是进入京派文学的通道。真正辨析京派作家的文化立场,京派批评家们的理论建构,与回到文本阐释本身,从现代诗学独特的审美表达,看京派作家的社会形态反思,称得上相得益彰。周作人在《过去的工作》一文中指出:“大家谈及西方文明,无论是骂是捧,大抵只凭工业革命以后的欧美一两国的现状立论,总不免是笼统,为得明了真相起见,对于普通称为文明之源的古希腊非详细考察不可,况且他的文学哲学自有其独特的价值,据愚见说来其思想更有与中国很相接近的地方。”朱光潜在《答郑树森博士的访问》中则表白过:“我当然接受了一部分道家的影响,不过我接受的中国传统主要的不是道家而是儒家,应该说我是移西方美学之花接中国儒家传统之木。”这段话可谓言辞恳切了。

  现代知识分子是如何完成他们的中国认知的?在世界性动荡和变迁的那个时代,乡土作家们眼中的中国和世界是怎样的对应关系?上世纪初,随着新文化运动推进,逐渐形成了新旧两大文化阵营,东西两大文化体系对峙,而作家笔下,大体上乡土中国就是中国的全貌,直至百年新文学,最成熟的仍旧是乡土叙事。乡土叙事的关键词之一是乡愁,在现代性蔓延的文化视野中,这种不免怀旧的世界观,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之为反现代性,这就是文化史的吊诡之处。作为启蒙知识分子,对社会向前演进的基本方向是明确的,不过,那些一再回望的目光里的无限忧愁,今天看,或许已经超越了现代性自身的局限,给无限追求现代化的人类社会,提供了不同的生活、思想和心灵安置可能。

  鲁迅的《故乡》,沈从文的《湘行散记》,艾芜的《春天》,甚至巴金的《憩园》,都有着相同的还乡主题,其中叙写的乡愁,不仅仅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还包括文化空间和历史空间,去国离乡与精神还乡,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主线。记忆深处的中国,现实情境的中国,想象之境的中国,是如何纠结在一起,又彼此互为表里的呢?我们常说,鲁迅建构了现代乡土叙事审美范型,以及现代性基础上激进的文化批判主调。到废名和沈从文,同样是怀乡,预设的理想中国不再是线性时间观中的进化论,也就是说,如果真有一个“黄金时代”,那么,这个“黄金时代”并不诞生于未来,而是将来对过去的复现。这种文化转向多少有些奇怪,对于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来说,战争的威胁,远远大过城市化带来的离散感。《子夜》中吴老太爷对城市的拒绝,是个象征性事件。具体到时间轴上,乡愁的现代化中,包含着启蒙和反启蒙的双重视角,更值得我们深思。历史并不是用“吊诡”这样一个语焉不详的词语可以打发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和社会理想,都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之中。鲁迅也会写乡下的孩子,以孩子的眼光和心态,去描绘乡村生活,海边西瓜地,豆腐西施,冬天捕鸟,这样的乌托邦,与废名沈从文的桃园湘西没有什么不同。那么,水生和宏儿的未来,翠翠和夭夭的未来,同样是无差别的理想社会吗?

  古典美学的理性忧思

  与自由乡土的感性诗情

  京派的文学资源很复杂。主要包括中国山水田园抒情诗传统,陶渊明世外桃源社会理念,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清静无为,以及民间传续的古朴民风,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性等在文学创作中的投射;同时,也包括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想,浪漫主义抒情风格,古典主义审美自觉,以及现代派表现技巧等在文学创作中的呈现。如朱光潜反复论及的“静穆”一说,即典型的京派美学追求,其中不仅包含中国古典审美意识,而且传递了古希腊审美理想;梁宗岱同样以中国古典诗学与西方美学观念相融合,以传统比兴手法阐释法国象征主义;李健吾综合了法国印象主义与中国直觉感悟,卞之琳借中国传统意境说阐释西方的“戏剧化处境”等等。

  京派作家以清新雅致的笔墨,描绘他们喜欢的生命和生活状态,追求冲淡恬静、含蓄超脱的文学品格。这些作家往往自称“乡下人”,他们以“乡下人”和都市知识者双重眼光去观察社会,从淳朴的乡村灵魂中发现未被工商文明污染的原始人性,赞扬自由美好的乡村生命形式,之所以眷恋歌咏,是因为知道世界大势滔滔向前不可阻挡,所以故乡生活风貌和美丽的自然风光中,有温暖的情感,也不乏悲凉的气息。乡土文学作家在描绘地域性特征鲜明的山川风物和民风民俗时,常把人类一些永恒的东西镶嵌其中。孟繁华有篇文章,谈到总体性幽灵和被复兴的传统,是在文化意义上阐释的,涉及到民族和民间两个主要话题。对于乡土中国而言,的确是有着稳定的文化结构,上世纪初西方文化和文学的进入,破坏了这种封闭结构,我们并没有在与强势他者对照的焦虑中,重塑文化主体意识,反而成为全球化趋势裹挟的异己者,从文化意义上,当代中国成为世界主流的他者。这一过程的文学表达,就是传统与民间的一再强化和放大,从汪曾祺的高邮水乡,到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从节制的抒情,到话语的狂欢,有些东西的确在幽灵化,失落的传统却无法被复兴。

  废名以冲淡质朴的笔墨,宁静优美的笔调,描绘乡间邻里的淳朴美德和天真善良的灵魂。《竹林的故事》《浣衣母》《桃园》《菱荡》《枣》和长篇小说《桥》等一系列作品,表现的都是带有完整性、连续性和自足性的东方理想国。李健吾评价废名:“在现存的中国文艺作家里面……他真正在创造。”周作人则说:“废名用了他简练的文章写独有的意境,固然很可喜,再从近来文体的变迁上着眼看去,更觉得有意义。”(《枣》和《桥》序)废名笔下的乡土,不乏泥土气息,但多把世间种种汇入淡远的自然景物和超然的人生意境。

  沈从文由乡及城,痛切感到所有值得称为高贵的性格,如热情、勇敢与诚实,在城市中早已完全消逝,因此他要用希腊小庙来供奉未被异化的边地人性。沈从文的小说里有湘西人性和都市文明两个并存的世界,他是用湘西理想人性反观和批判都市文明,试图重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边城》集中体现了沈从文的人性理想和社会理想。那种自然与人性的美好,那种时间浩大而人生仓促的忧伤和寂寥,有着触手可及的即视感,又有着遥不可及的幻灭感。作为一个悲观的审美主义群体,面对传统式微文化凋零,山川大地不过镜花水月,心生怅惘总是难免。

  汪曾祺承传了沈从文一贯的创作思想和美学风格。以平和淡远、清新雅致的笔墨去描绘故乡生活。最能体现京派风格的,是以他的故乡为题材的高邮系列小说,如《老鲁》《鸡鸭名家》《故里杂记》《异秉》《大淖记事》《受戒》等等。这些作品都是以抒情笔触完成的风俗画和风土诗。他所秉持的“小说是回忆”观,正是京派回忆型小说传统。文学,对于汪曾祺来说,就是数十年前的一个梦。那么,今天,还有人愿意站在渐渐消逝的原野上,为我们讲述乡间那些往日旧梦吗?

  京派,最终成为一种文学审美和生活审美的可能。我们面对排山倒海的城市化进程,面对重重雾霾笼罩的日常生活,无比怀念山清水秀的故乡。新乡土小说的怀旧主题依然乡愁万种,后工业时代的反思还远远没有触及到人类面临的全部困境;后乡土中国站在城市门前眼花缭乱而心浮气躁,社会运行充满各种制度漏洞和发展陷阱,单纯去设计一个空间承载消逝的农业文明,已经不可实现,那一片安静之地,遥远如同宇宙之外。当代中国,在持久震荡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快速城镇化,各种时代命题看似热闹,核心却是经济利益,而非人文关怀。现代社会,完善的制度是社会有序运行的基本保障,民间的公序良俗是社会运转的有效约束力;个人的文化信仰和道德自觉是社会理想实现的基础。随着乡村的荒芜和破败,这一切日益呈现分化趋势,换言之,记忆中的家园不再,是我们经济高速发展的代价。那么,就像影片《终结者》中追问的那个终极问题:创世纪到底是新生还是毁灭,谁又能给出肯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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